日本国文化，深受汉、越文化的辐射与影响。据日本国《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第一代天皇），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西历）即位建国，《后汉书》等谓之“倭国”、“倭奴国”。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国天明四年，1784年），在日本国出土了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约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通体高约2.2厘米，印台上附有蛇形钮，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现被日本国福冈市博物馆收藏。
“汉委奴国王”金印
黄龙二年（230年），吴国皇帝孙权派将军卫温（？—231年）领兵逾万，出海达到夷洲（今台湾）——魏晋时期的夷洲、琉球，因为早早地成为中国的藩属，比日本国本土更早、更全面地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文明程度自然更高。
至7世纪初，日本国天皇开始以中国为师。贞观二十年（日本国大化二年，646年），日本国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596—654年）颁布诏书，推行“大化改新”——拉开了“全盟汉化”（仿效大唐帝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帷幕。
日本国遣唐使
《绍兴佛教志》等载，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日本国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及其弟子义真到越州（今绍兴）求法，师从灵岩寺顺晓法师，研学密教。翌年，最澄等携《越州录》、《台州录》等经书归国弘传。贞元二十二年（806年），日本国高野山真宗开宗大师空海到达越州，向越州节度使衙门递呈《请越州节度使内外文书启一首》，被允准获赠佛学、医学、诗赋、碑铭等典籍150余卷。空海归国后，弘传佛教密典，遂启日本国东密之一派。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国名僧圆珍挂褡（dā）越州大善寺，参听《法华经疏》讲座，并遍参越州诸寺。翌年，日本国名僧园仁云游越州，驻锡大善寺，巡礼求法。大中十二年（858年），园珍携佛教经典等四百四十一部凡一千卷归国弘传。日本国“入唐八家”中的最澄、空海、圆珍、圆仁四家都曾先后来越州求法，在日本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高僧最澄
另值得一提的是，空海大师还精于书法，入唐后研习“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风，大有增益——这一段善缘，被中日两国文化界传为佳话。2008年10月，嵊州市金庭镇王羲之故居举行了隆重的“空海越州碑”揭碑仪式，以日本国高野山大学静慈圆教授为团长的日本国友人，寻宗访祖到达嵊州并出席了揭碑仪式，掀开了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新的篇章。
高僧空海
越地与日本国的交往绝非止步于文化层面。史籍记载，兴起于东汉早中期的“会稽铜镜”，正面光洁如莹，背面纹饰华美，曾畅销海内外。近年，日本国学者神崎胜先生在《试论中国铜镜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中认为，在日本国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铜镜”等，就是中国三国时期或偏晚时期吴越地区的工匠东渡日本国后铸造的。至隋唐时期，在中日两国使者的推动下，越州的青瓷和秘色瓷、越酒、铜镜、铁器、锡器、越罗、剡藤纸、日铸茶等，畅销日本国；越地的耕作、造船、炼钢、酿酒、制酱等技术，也日渐传往日本国。
宋、元时期，因地利之便，绍兴与东邻日本国的民间交往与贸易往来，是比较频繁的。两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互通互补，都有利于各自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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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高僧圆珍赴大唐求法通关度牒（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