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文化，深受漢、越文化的輻射與影響。據日本國《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太陽神天照大神的後裔神武天皇（第一代天皇），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西曆）即位建國，《後漢書》等謂之“倭國”、“倭奴國”。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國天明四年，1784年），在日本國出土了一枚“漢委奴國王”金印——印面為正方形，邊長約2.3厘米，印台高約0.9厘米，通體高約2.2厘米，印台上附有蛇形鈕，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現被日本國福岡市博物館收藏。
“漢委奴國王”金印
黃龍二年（230年），吳國皇帝孫權派将軍衛溫（？—231年）領兵逾萬，出海達到夷洲（今台灣）——魏晉時期的夷洲、琉球，因為早早地成為中國的藩屬，比日本國本土更早、更全面地接受了先進的漢文化，文明程度自然更高。
至7世紀初，日本國天皇開始以中國為師。貞觀二十年（日本國大化二年，646年），日本國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596—654年）頒布诏書，推行“大化改新”——拉開了“全盟漢化”（仿效大唐帝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全面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帷幕。
日本國遣唐使
《紹興佛教志》等載，唐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日本國天台宗開宗大師最澄及其弟子義真到越州（今紹興）求法，師從靈岩寺順曉法師，研學密教。翌年，最澄等攜《越州錄》、《台州錄》等經書歸國弘傳。貞元二十二年（806年），日本國高野山真宗開宗大師空海到達越州，向越州節度使衙門遞呈《請越州節度使内外文書啟一首》，被允準獲贈佛學、醫學、詩賦、碑銘等典籍150餘卷。空海歸國後，弘傳佛教密典，遂啟日本國東密之一派。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國名僧圓珍挂褡（dā）越州大善寺，參聽《法華經疏》講座，并遍參越州諸寺。翌年，日本國名僧園仁雲遊越州，駐錫大善寺，巡禮求法。大中十二年（858年），園珍攜佛教經典等四百四十一部凡一千卷歸國弘傳。日本國“入唐八家”中的最澄、空海、圓珍、圓仁四家都曾先後來越州求法，在日本國具有深遠的影響。
高僧最澄
另值得一提的是，空海大師還精于書法，入唐後研習“二王”（王羲之、王獻之）書風，大有增益——這一段善緣，被中日兩國文化界傳為佳話。2008年10月，嵊州市金庭鎮王羲之故居舉行了隆重的“空海越州碑”揭碑儀式，以日本國高野山大學靜慈圓教授為團長的日本國友人，尋宗訪祖到達嵊州并出席了揭碑儀式，掀開了中日兩國民間文化交流新的篇章。
高僧空海
越地與日本國的交往絕非止步于文化層面。史籍記載，興起于東漢早中期的“會稽銅鏡”，正面光潔如瑩，背面紋飾華美，曾暢銷海内外。近年，日本國學者神崎勝先生在《試論中國銅鏡與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關系》中認為，在日本國發現的“三角緣神獸銅鏡”等，就是中國三國時期或偏晚時期吳越地區的工匠東渡日本國後鑄造的。至隋唐時期，在中日兩國使者的推動下，越州的青瓷和秘色瓷、越酒、銅鏡、鐵器、錫器、越羅、剡藤紙、日鑄茶等，暢銷日本國；越地的耕作、造船、煉鋼、釀酒、制醬等技術，也日漸傳往日本國。
宋、元時期，因地利之便，紹興與東鄰日本國的民間交往與貿易往來，是比較頻繁的。兩地在經濟、文化上的互通互補，都有利于各自的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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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高僧圓珍赴大唐求法通關度牒（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