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中国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1]中国问题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但始终未能找到一条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才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根源，而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对于文化，梁漱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要义》中，他对文化做了一个广义的定位，他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他进而指出:“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2]然而《要义》并非从文化无所不包的宽泛概念来探讨中国文化，而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对照中来探求中国文化的个性和特征，尤其是“特就其社会人生”来分析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性，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源自不同的社会构造。

一、中国文化的特征

《要义》认为“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便也不能不两样了”。[2]梁漱溟列举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尤其以第六第七特征即宗教和家庭为例，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求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1.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西方社会个人本位。

梁漱溟认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团体、家庭和个人，三者在社会中位置轻重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构造，在这一点上，中西社会俨然不同。在中国，家庭处显然的位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则轻松若无物;而在西方，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中国因重家庭演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则因团体生活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与集团是相对待而立的，有集团生活才能显示出个人。

中国因伦理而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与之情，义务关系;西方社会个人本位形成相对和权利关系。具体表现为:经济上，中国人“皆彼此顾恤，互有责任”，如夫妇、父子、亲戚兄弟、朋友邻里等等只要是社会中人皆有此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在西方，即使父子、夫妇，皆“异财”，“偶尔通融，仍出以借贷”，彼此之间，划分明确。政治上，中国“举国家政治而以家庭情谊化之”，讲究“人治”，没有公法和私法、刑法与民法之分;西方社会则崇尚权利和自由，注重法治，法律健全，公法、私法分离。社会生活上，中国人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或情谊关系社会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西方人会自觉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整个社会的运行全凭法律。

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即是以家庭结构为模式来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将家庭关系模式推广于整个社会，必然会产生一个亲疏近远的“圈”，这个“圈”远非西方社会的“集团”组织，它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强调道德礼俗的约束，这是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特质。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到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时，说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如一石子入水所产生的一轮轮波纹，波纹所及就是自己可以产生的社会关系，自然，关系之亲疏近远厚薄也就此形成。[3]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体系，本质上属于私德范畴，其潜在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公德，如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散漫无纪律等等，这一点梁漱溟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伦理关系化的弊端而应该加以改过。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个人本位的异质结构导致了中西文化价值趋向的差异所作的理性的考察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这应该是考察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灼见，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中国社会职业分途，西方社会阶级对立

就中西社会构造而言，伦理本位之于中国，个人本位之于西方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西洋社会有阶级对立而中国社会则是职业分途。职业分途是梁漱溟得出的与西方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全然不同的中国社会的又一特征。

通过研究，梁漱溟认为，在中国缺乏形成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首先，经济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得土地集中没有在中国社会形成;“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且“遗产诸子均分”而使资本难以集中，中国工商业“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这就使中国在经济上缺乏形成阶级对立的土壤。而西方社会经过产业革命后资本集中土地集中，工商业发达，阶级对立之势形成。其次，在政治上，因孔子而有的开放的读书机会，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踏入仕途，士与农“期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政治上无形成对立之势的条件。由此得出:中国只有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阶级对立。而在西方社会，集团生活产生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官职与身份是世袭的，不同等级之间是绝对禁止通婚的，因此，无论是中古还是近世，西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

而集团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同其实来自于宗教问题，梁漱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梁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东西方都由祖先崇拜开端，但此后却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由基督教开出集团生活;中国由周孔教化开出家庭生活。西方基督教独尊地位及超家庭、家族的团体——教会的建立，使得其团体内部组织坚实，外部面临的斗争如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使他们形成高度的团体精神。因而在西方社会，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在教会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只属于团体，破除了家族之间的间隔，最后经过中古后期之自由都市，培育出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的稳定前进中发展其政治和法律，而西方的民主就是建立在其政治和法律之上。而中国从周孔以后，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等宗教形式只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中国由于缺乏这种集团生活，乃至于产生不了民主的土壤。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不同，实从宗教问题上分途，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开发之早。

1.理性与理智

理性是《要义》中梁漱溟提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假如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有区别的话，我以为就在中国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西洋则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4]

理智、理性究竟有何不同呢?他认为，人类有心思作用，理智是这心思作用中“知”的一面;心思作用还有另一面即理性，是心思作用中的“情”。理智相对于理性是低一层次的认知水平，还局限于营求生活的方法和手段;而理性则已经“不落于方法和手段，”“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从而“开出无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要义》认为，中西文化理性理智之差异在学术上的表现主要有:第一，中国社会，从孔子到孟子再到王阳明，都致力于人的研究，以启发引导人们“人心向上”为第一要着。所谓“人心向上”就是“不甘于错误的心，知耻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好善服善之心，要求社会生活合理之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便是。”中国文化之理性在此见之。而在西方，对“物”的研究必用理智，西方科学技术之发达就是心思作用于理智一面发展到顶点的表现。理智之正确是指数里上的正确。理性则在人们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行为在情理上达到正确，在态度上能“通达平和”。第二，中国“理性”之追求产生了王学，讲良知，尚力行。西洋发展到了认识论，是“追穷到极冷静纯抽象的地步，达于理智作用之最高点。”良知之知总不出好恶，力行之行即对好恶的贯彻实践，这是“彻头彻尾的讲理性。”中西文化各有所偏可见一斑。第三，西方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和利用，“成果之伟异无可待言。”但中国国土之广大，多民族之融合，悠久的历史再加上社会秩序的自尔维持无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更加“伟异”，而这正是理性文化的结晶。在梁漱溟看来，如果说理智是一种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明的工具或方法的话，理性则指导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西文化理性理智之差异在人生态度上的表现是:西方向外用力，呈现相对之势;中国则向里用力，表见为相与之情。向里用力，一是因为“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尚情无我一方面处处为对方着想，讲究承担义务，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笃厚的相与之情，另一方面则使得个人淹没在伦理的海洋中，永远不被发现。在西方，近代以来个人本位的社会形成后，处处凸现的是个人，用对自然的态度对社会，以对物的方法对人，难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对之势。同时个人本位也使得西方人的自我权利意识要求强烈。二是中国社会职业分途给每个人发展的机会，开出路来让大家努力，使得社会中贫富贵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西方社会阶级对立，壁垒森严，人要想求得发展就必须向外抗争，遂形成相对之势。向里用力不对他人作要求，要求的是修己、克己，不仅在社会各种世俗的行业中如读书、作农、做工、作商等等，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是为世人所尊敬的。相与之情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理性文化精神的另一大表征。

把理性和理智视为中西文化观念的一大差异，是梁漱溟提出的一个重要创见，他于人类理智特征之外又增加了理性特征，将二者视为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内涵如理智之产生知识科技、理性之产生道德情谊，从而一方面为西方文化强势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赋予了普世价值，他肯定理性高于理智，因此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文化中优秀的一面。

2.非宗教性与宗教性。

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梁漱溟认为虽然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东西方都由宗教开端，但此后却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由基督教开出集团生活;中国由周孔教化开出家庭生活。

西方基督教独尊地位及超家庭、家族的团体——教会的建立，使得其团体内部组织坚实，外部面临的斗争如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使他们形成高度的团体精神。因而在西方社会，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而中国从周孔以后，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等宗教形式只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集团生活，是由基督教开之;中国的家庭生活，是从周孔教化而来，从而形成了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的文化。

人的情志不安主要是因为对于自己和亲人的死，而由于科学不发达，知识的欠缺，人对于生死是最渺茫难知的，因此西方社会基督教风行并且发达，但在中国，圣人孔子从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当宗教总离不开鬼神的时候，孔子却不谈它。与生死鬼神不能分开的是宗教上的罪福观念和祈祷禳福之一切宗教行为，而孔子却对此提出“有诸?”总而言之，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他自有一种宗教所不能有的精神——即相信人都是有理性，有“是非之心”。因而当西方宗教叫人们相信同一戒律时，而周孔教化却用力在要人自己反省，并不给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此，梁漱溟高声赞扬:“这是何等的精神!人类便是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罢。”这种理性是什么呢?“是道德，不是宗教。”他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予教徒之恪守教戒。”中国自从孔子以来，就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弃自信而他信，弃其自力而靠他力相反。中国人只知有是非而无宗教上的罪恶观念。梁漱溟肯定，无论是自觉自律还是恪守教戒都能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纪秩序，但宗教见效快，而且力大，不易失坠，这是道德所不能比的。非宗教与宗教，确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梁氏对这一文化差异的把握十分有见地，对于这种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与作用的评述也不乏睿智的洞察力。

三、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综核以上结论，问题只在社会结构与时势需要上，中国人西洋人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无民主无科学源自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不是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所以要树立文化自信的观念。梁漱溟在书的结尾处说，今日世界不讲公理，不得和平，正不外西洋人集团生活的积习难改。依我看：中国人被自私之讥的时代快过去了；西洋人被自私之讥的时代却快要到来。[5]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

1、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自信，首先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大陆文化从哪里来以及到哪里去的问题。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自信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再发展，既能够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能够根据实践对文化进行再创造，吸收一切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没有继承，文化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创新，文化就缺少活力和生机，关于文化的破与立、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列宁在他的文化建设思想中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态度，为当今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经验。

2、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任务。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更好地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载体和传播渠道，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代实际形成新的理论，例如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将之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3、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7]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越需要树立和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抓住世界各国日益关注中国发展、希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性机遇，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展示中华文化蕴涵的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7页.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5页.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62页.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98页.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7]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OL],北京：求是，2019，第九期.

[8] 赵晓宇.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簌溟的中西文化观[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06).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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