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轨是明万历年间湖北一带非常重要的一位文言小说家，他的《耳谈》在万历文人士大夫中曾广为流传，并以此为基础著成《耳谈类增》一书，分类有法，题材多元，对明清的文言小说、戏曲、话本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刊本《耳谈》
同时，他的诗文写作在湖北作家群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一起拜访王世贞，并得到了王氏兄弟的高度评价。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其生平事迹至今尚湮没不张，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笔者费时数月，对明清方志、文人别集、笔记等各类文献进行查考，现将王同轨的生平与著述大致胪列如下：
王同轨，字行甫，时人亦常写作“行父”，湖北黄冈人。其阁名“苍苍”，枕柯山而建，故其园名“柯山园”。
关于其生卒年，学界至今尚无定论，然有以下三说：
吕友仁、孙顺霖在《耳谈类增》点校本前言中认为：王大约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卒于万历末年[1]；陈国军认为王当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2]；龚进辉则根据岁贡时间推测他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前后[3]。
事实上，在王同轨的从孙——王一鸣的《朱陵洞稿》中，有一篇《寿从祖行父先生五十序》，其中明言王同轨“今年甲申，春秋五十矣。”[4]此甲申当指万历十二年（1584），上推49年，则王当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
又据区大相《区太史诗集》中《王银台行父以中秋生日，同胡孟弢、高正父、汪公干过余饮》一诗，可知其生日为阴历的八月十五日[5]。
关于其卒年，笔者尚未见有力资料，然通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的检索，发现在朱翊钅氏 所撰的《广讌堂集》中收有一首五言排律《王行甫先崇八十》，朱翊钅氏 亦为万历天启间湖北人，笔者因此怀疑此处的王行甫即指王同轨。若此推论成立，则王同轨至少在1615年尚且在世，然而未见原诗，不敢妄断。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
一、家世
王同轨的家世，前人多未加特别关注，如吕友仁、孙顺霖、陈国军仅言其“父名不详，字稚占”，惟龚进辉在《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中根据《（乾隆）黄冈县志》对其家谱略加勾勒[6]，然所列人物尚未齐备，且王氏家族中诸多人物关系亦不够明朗，这对于理解王同轨性格、行为与著述的某些内在原因都是极为不利的，笔者今细检此志，列其家谱如下：
王同轨家谱
通过对王同轨家族相关资料的检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黄冈县志》中，王家跻身科贡者极多，仅进士就有十人左右。这些人大多数在地方府、县一级任地方官，其中也不乏像王廷陈、王廷瞻这样在六部供职且卓然有声者。
透过方志可以得知：王氏实在是中晚明时期楚地显赫一方的名门望族，李维桢言王门乃江右之乌衣，潘之恒在《雪涛小说》中附书：“黄冈王氏，大宗也，文章宦业甲于楚”[7]，二人所言诚非虚誉。
《雪涛小说》
然而，相比王济一支，王同轨所处的王麟一支仕宦并不甚显达，进士仅王麟、王廷梅、王同道三人，出仕者亦寥寥无几。
由此可以推知，王同轨一方面感受到家族背景的显赫，另一方面应该也感受到一些科举仕宦的压力与振兴此宗的责任。观其一生，王同轨科举仕途较为坎坷，然颇喜结交达官显宦、四方名流，家族背景与个人心态的作用，无疑是促成这种性格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王家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
《（乾隆）黄冈县志》言王济“生平好经术，能文章”，王廷槐“重名义、嗜读书、不治家人产”[8]，其中声名尤著者，乃王同轨之伯父——王廷陈，明德靖间，稚钦“以才名擅史馆”，所著《梦泽集》“海内士争阅之……楚诸先辈鲜有能方驾者。”[9]
而王廷陈也成为王同轨在文学领域崇拜并学习的一个重要对象。《黄冈县志》在《王一鸣传》中说：“其族有同轨者，继稚钦称诗，识伯固于儿童时，以稚钦衣钵授之”[10]。
可见王同轨颇以传承叔父诗文为己任。而在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的境况下，他也常以诗文为身心寄寓，由此成为继王廷陈之后，王家又一位以诗文擅场的著名文人。
（三）王同轨仕途坎坷的失落以及对诗文声名的期许，也成为他《耳谈》写作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因。
李维桢在《耳谈》序中说，王同轨著《耳谈》是在效仿苏东坡谪黄著《艾子》，亦“文士不遇之一征”[11]，正是此意。
王同轨曾编苏东坡《寓黄集》，以东坡自效诸语当非谬论。而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成为他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缘优势：文人墨客知其为王廷陈之后，多欣然与他缔纻缟之交；而广泛的社会交往，又为他大量收集奇闻异事提供了便利，从《耳谈》的初刻到《耳谈类增》的刊刻，内容“饶益三倍”，而所用时间不过三年，这一点并非没有原因。
二、师从与学养
王同轨师从嘉靖后七子之一的楚地著名文人吴国伦，颇受一些复古风习的影响，其学习的重点亦为古文：王世贞言“行父，稚钦先生犹子也，而师事吴明卿为文”[12]，王世懋：“师事明卿吴先生，工古文辞。”[13]郭子章在一篇赠序中曾提及他“论文与王元美、吴明卿二先生游，论学与耿先生游。”[14]
此处的耿先生指嘉万时期著名学者耿定向，与耿定向的交往在《耳谈类增》“香橼子”条中可得到印证，然此条仅言他往岁曾过访耿定向兄弟于黄安，未见其他深入资料。
在文学方面，吴国伦对王同轨的影响较为实际与重大，故有必要详述之。从吴国伦所作的《王行甫集序》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往大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洞稿 》
（一）“比予（笔者按：指吴国伦）有大梁之役，过齐安，行甫俨然曵逢衣叩予谈秇，言言中窽，予亦心许之。”[15]吴国伦曾在万历二年（1574）转河南参政，与王同轨谈艺当即此时，王同轨时年四十岁。
（二）“越二年，予归自大梁，行甫业已鼓箧游太学著名公卿间，顾益不自有也，岁时涉江，叩予山中，把酒相倡和者十余年。”[16]此时王同轨已有一定鼓箧游历的经历，且常常涉江与罢归后的吴国伦探讨切磋读书为文心得，二人在这一时期有较为密切的诗文唱和、酒席宴饮等。
（三）“又尝偕予西陟天柱，东泛震泽，所过名山大川，所遇文人墨土无不纵览交懽，长言髙咏，而雅道为益广。”[17]这段时间二人一起外出游历，结交到大量游历之地的文人墨士。
而在游历之后，王同轨诗文方面的主要作品《王行甫集》也初步成稿。在吴国伦的《甔甀洞稿》中，至今仍保留着二人的一些谈艺之诗（如《与行甫谈艺三首》等）以及二人之间大量的酬唱之作。吴国伦甚至这样感慨：“老至稀同调，那能久别君。”[18]可见他也将王同轨引为知己。
从相关文献来看，王同轨的学养根底主要在于秦汉魏晋古文。吴国伦《王行甫集序》中言：“行甫乃自束发抗志欲修其业，以故不矜门第，不席父兄之资，而独屈首诵先秦两汉书，攻为古文辞以自见。”[19]
《秦书疏》
而这一点在他指导王一鸣为学时也表现出来，王一鸣幼孤家贫，王同轨作为长辈，尝在酒间抚其臂安慰说：“若无苦贫，若闻有秦汉魏晋之文乎？其用闳以畅，其旨穆以深，盖能诎贫贱富贵之细，而申道义精神之大，子盍图之？”[20]。
同轨中年以后，筑“苍苍阁”，读书其中，此时为学更尚博雅。如吴国伦言其“咀万彚之菁华，搜五方之逸典”[21]，王一鸣亦言其“崛起登坛，靡所不攻”，这也使得他对于国家典章、地方掌故一类的内容颇为熟悉。
李腾芳所作敕词中就说他：“文学议论世其前人，典章宪度博通今世”[22]；《黄冈县志》也评价他“高才博学”、“以博奥闻世”[23]，因此晚年才有资格与吕元音同修《（万历）黄冈县志》，书成所得评价甚高，可见他亦颇有史材。
三、仕途
关于王同轨的仕途，明清诸多文献记载颇有出入，现归纳如下：
《列朝诗集》、《明人小传》、《明诗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文献通考》皆言他“由贡生官江宁知县”，此说为当今多数学者采纳。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耳谈》一书下注：“贡士，江宁县丞。”[24]县丞乃县令佐官，为正八品，而知县则为正七品。
《千顷堂书目》
《明史·艺文志》、《湖北诗征传略》皆未言其官知县，仅提及他曾供职于南京太仆寺：“贡士，官南太仆寺丞”[25]、“官南太仆寺主簿”[26]；《明诗纪事》则言他“除江宁知县，迁南太仆主簿。”[27]
查《（乾隆）黄冈县志》“科贡”，王同轨为嘉靖三十一年（1603）例选，时年18岁，吴国伦有《闻行甫贤郎首选补诸生志喜二首》，中有“不缘魁里选，那得辨才贤”诸语[28]，故其为贡生并无疑问。
然而正如龚进辉在《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康熙）江宁县志·官守表》县令一职，万历间共16人，天启间2人，其中并无王同轨；又言刊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万历）黄冈县志》，卷首载王同轨“原任太仆寺主簿”，假如王曾在此前出任知县一职，县令品帙高于太仆寺主簿，此处当署作“江宁知县”才对，由此可知，至少在万历三十六年之前王同轨并无出任江宁知县一职[29]。
而根据前面得出的王同轨生年推算，此时王同轨已七十有四，天启之后，更是耄耋老翁，出任知县几无可能。在《（乾隆）黄冈县志》中则明确记载王同轨的族弟王同鼎“由岁贡授江宁知县”[30]，按以上所列家谱，王同鼎乃王廷瞻之子，《列朝诗集》等文献中的“知县”一说，很有可能是把王同鼎的事迹与王同轨相混，致有此误。
从王一鸣所作寿序来看，王同轨选为贡生以后，有着较久的家居阶段，大概因为当时候选生员人数众多，一时没有出贡机会。久居不售之后，还曾经四方游历，足迹所至有今北京、河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地。
中州古籍出版社整理本《耳谈》
而在感受到仕宦无常之后，他开始把生命的重心更多放在了诗文上：“每叹人之仕宦，能为宝臣矣，宁能为石人耶？故其意俯一世无不为腐鼠者，其治诗文日益棘”[31]。
直到五十岁前，王同轨基本都没有什么出仕的经历，故许多士大夫感慨他“数奇阨于一第”、“坎壈一第”，而上文所言的与吴国伦诗酒唱和、四方游历也正集中在这段时间。
王同轨五十岁以后，究竟何时动身由湖北前往京师，暂不可考，然据《耳谈》“严府及邯郸盗”条中载，“甲午秋，过给舍鹏初于隆福寺”[32]，隆福寺位于明代京师，可见他此前已经到京。
之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待官时间，即诸人所谓的“需次都门，久不奏除”，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同轨羁旅多暇，加上京师人才济济，“四方学士大夫慕行父名相过从缔纻缟之交者日众”，众人相聚，颇多麈谈，王同轨将听到的“可喜可愕、可劝可诫之事”随笔札记，由此形成了五卷本的《耳谈》，并于万历丁酉（1597）付梓[33]。
胡应麟在《王行父授官上林赋柬有序》中曰：“五载缁衣遍洛尘，明光晴日拜丝纶。”[34]可见，待官时期大约持续了五年左右。
胡应麟故居
之后，王同轨拜为上林丞，而得官的形式也是通过“捐赀”，由此可见他求仕较为心切。而所司之职不过是养鹅鸭的闲职，这从《耳谈类增》中的“鹅黄”条可以窥知：“予往所莅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而蕃育者，育鹅鸭鸡以供光禄，所谓外光禄也，而统于上林苑。”[35]
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万历己亥（1599）：“岁己亥秋，罢幕上林，迁银台给事殿雀。”[36]其后拜职南京太仆寺主簿，主掌牧马之事，《李湘洲文集》中《南京太仆寺主簿厅主簿王同轨》有勅词曰：“以儒者而小试于林尉，更通进而再署为马槽，于职若闲，于任实重。”而王同轨也负责与养马相关的文书工作，如勅词中提及当时国家马匹短缺，国初与养马相关的经验掌故，“留都旧籍疑有存者，尔尚究心焉”[37]。
王同轨在南京任职期间依然有较多的闲暇，按他自己的说法，给事银台殿雀后，“因得奉诸名公谈颇饶，大册骤满。”[38]
充足的空余时间不仅给《耳谈》内容的增加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也使作者有精力对所得的材料加以分类整理，并进行删削、增补、订误等，由此在万历庚子（1600）秋形成了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备的《耳谈类增》一书，并在万历癸卯（1603）由金陵书贾刊梓。此时王同轨已年近七十，此后仕途当无大进。
四、交游
王同轨的交游十分广泛，据笔者统计，仅《耳谈类增》中所涉及的谈者就有近300人，这些谈者不仅在地域分布上极为广泛，也在社会阶层上很不划一，然交游之中心大致有三：
《耳谈类增》
（一）与李惟寅等北京文人的交往
早在嘉靖年间，王同轨就曾到过北京：《耳谈》“太仓役人”条曾记载嘉靖年间太仓库役人之事，并言“予时在京所亲见。”[39]王寅《十岳山人诗集》中也有一首《蓟门逢行甫》：“忆昔相逢少保府，弱冠明经仍好武。久别重逢都护营，依然短褐一书生。”[40]可见王同轨二十岁左右就曾在北京李惟寅府第与王寅相遇。
然而，王同轨与北京文人更加深入广泛地交流发生在万历年间的待官时期。当时“临淮侯”李言恭的府第为王同轨与其他文人的聚会提供了场合与条件，李言恭乃明初功臣岐阳武靖王李文忠之裔孙，其家虽世为武臣，却有着深厚的文墨传统，亲近文士，尤喜折节寒贱，在李惟寅的家中，文人墨客、山人衲子以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常常一起饮酒雅集、分韵赋诗、赏画观碑，这也为诸人酒筵中的燕谈提供了土壤与机会。
而李言恭家宴中的文人，很多都成为了《耳谈类增》中的谈者。为简明起见，现将笔者所见相关诗题列表如下：
如对《耳谈类增》中的条目加以留意，不难发现：胡应麟曾谈“黄山人重耳”、“刘黄鼎、黄裳”2条，李惟寅曾谈“阎王殿”、“内守备府监生答对”、“进士郭公”等8条，汪明生曾谈“义鸦报商冤”，顾郎哉曾谈“邹参知”、“林公大合决狱”、“武骑慰金三重婚”等24条[41]，胡孟弢曾谈“字山”，柳陈甫曾谈“高九官蹴鞠”、“还是准多”等3条。
另外《耳谈》中还记有一些李惟寅的宅客、下属所谈的条目，如“王伯俞给舍”、“名刺谑语”等等。由此可见，李惟寅的家宴不仅对王同轨有着扩大交际范围的作用，也发挥着《耳谈》成书时重要的信息收集功能。
当然，这种家庭式的聚会也可能在其他文人家中（如区大相）或者王同轨自己家中进行，只不过参与人数与信息密集程度一般较李言恭家宴略逊一筹。
除了家庭宴集，王同轨还常与当时身处北京的文人在京邸酒所、寺庙等公共场合集会，如胡应麟有诗《秋日王太学行父招同顾朗哉、顾静父、李叔操、李本建、袁微之、魏颖超、汪明生、王资敬集长安西曲》，区大相亦有《四月八日王行甫招饮高粱河》一诗，诗前引曰：“……王银台行父者，楚之才士也，学综九流，见超三昧，乃邀我同气，萃彼能言，追淇洧之遗风，讨宗雷之密义。”[42]从中可见，王行甫在与诸多文人雅士饮酒聚会上还是颇为积极主动的。
而《耳谈》中的许多条目，正有着此类场合的影子，如卷四十一“韩淮阴”条，就主要记录王同轨在蓟门酒间与陶懋中等人论史的情形；而卷三十九“虏俗夜谈记”也是在京邸酒所，咨问陕西山人曹番“塞上虏事”并加以记录而成的。可见，酒肆等公开场合对于《耳谈》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耳谈》
在北京，其他与王同轨往来的文人还有：李汝藩、李维桢、袁微之、朱汝修、李本建、管建初、汪公榦、谢彦云、谢友可、徐象先、欧大任、沈思孝、郭正域、徐孺榖、薛素素等。
从相关记载来看，王同轨好搜集奇闻异事，在当时的北京文人圈中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如在沈思孝告归时，王同轨与胡应麟等人曾在潞河边上为其送别，沈思孝为王讲述贵竹地羊驿之幻术，并说：“行甫好奇，赠此一段奇也。”[43]
可见，王同轨好奇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奇事的“辐辏”效应。而北京文人在《耳谈》的刊刻、类增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耳谈类增凡例》中说：“曩岁需次都门，裒奇事数卷，御史大夫沈纯甫先生见之，谓为必传，会有饷金者，因以灾木”。又说：“《耳谈》，漫录耳，又耳不饶，诸公因谓何不益而畛分之？”[44]这些意见对于王同轨《耳谈》的刊刻以及《耳谈类增》的分类无疑都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二）与吴国伦等楚地文人的交往
前文已言，诸人当中于王同轨诗文创作影响最深者当属吴国伦，二人皆生楚地，亦师亦友，且有通家之好，故交往之密切自不待言。
吴国伦塑像
在吴国伦罢官归乡后，王同轨也结束了他早期的游历生活回到楚地，二人之间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把酒唱和”阶段。聚会地点多在王同轨之柯山园与吴国伦之北园，以二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范围不小的楚地文人圈。
王同轨之柯山园，枕柯山而建，柯山大致在黄州城南，不高不大，当地人亦称其为“柯丘”。吴国伦《涉江游三山记》里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柯山园中的雅丽景致，并表达了对此园的喜爱之情，他说：
园盖枕柯山而门临方池，大可十余亩，环以古槐高柳，繁阴匝地，虽迩城郭，翛然淸凉界也。其内亭榭甚具，皆不加藻饰，而花石亦不尽珍。第从一径盘旋入，夹莳名竹嘉树，编次为篱；而修萝杂蕊，缠绵点缀。所至如锦屏，稍徙履他适则迎盻而迷也。行甫善居园哉！[45]
柯山园雅致的景色也成为当时文人聚会吟咏的对象。《耳谈类增》“苍苍阁四歌”中言：“予家小阁，俯抱山河……客集觞饮，赋诗甚饶，独吴、朱、俞、方四公成长歌四章。”[46]其中吴、朱、俞、方四人分别指吴国伦、朱孟震、俞安期、方仲美，至今《耳谈类增》中还保留着这四首长歌，当时吟咏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柯山园中所作的吟咏，以吴国伦遗留篇目为最多，如《过行甫柯山园四首》、《雨中渡江酌行甫、仲美》、《再过行甫园四首》、《饮王行甫苍苍阁醉题》等诗，大多描写柯山周围的秀丽景色、友人饮酒赋诗的情形，抒发恬淡洒脱、归隐山林的自由情怀，同时也有对王同轨闭门读书的嘉许与赞赏；俞安期次之，在其《翏翏阁集》中，除收录有上文提及的长歌《苍苍阁为王行父赋》以外，还有《王春草携诗过访柯山园，沽酒不得炊黍饷之》、《王行父柯山园四首》，诗作的思想内容与吴国伦吟咏颇类。
《甔甀洞稿》
此外，出现在柯山园并与王同轨、吴国伦一起赋诗的还有：王廷瞻、邱子瞻，以及当时的黄州别驾陆仁卿。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鄞县著名诗人沈明臣亦曾写过《寄题王行父柯山园一首》，收在《丰对楼诗选》里，而沈明臣正是万历三大“布衣诗人”之一，也是万历首辅沈一贯的伯父。
吴国伦之北园大致在今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离柯山园尚有一段水路。吴在《王行甫再过北园》中写道：“短檝犯江涛，频过不厌劳。”[47]又在《王行甫再至》中说：“五月江高暑气多，谁婴毒浪远相过？只疑天外浮槎至，且听山中拊石歌。”[48]
可见王同轨经常涉江探访吴国伦，虽遇风浪亦不畏避。二人与其他友人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论文、饮酒作赋、看山赏菊，吴诗有云：“对菊诗偏美，看山饮独豪。”[49]又：“冲寒遥见访，对月款论文。古调旋相和，严更总不闻。”、“纵饮凭高兴，看诗难异才。”[50]
《新刻耳谈》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二人深厚而默契的交情。而一大批文人墨客，如方仲美、杨一洲、曾选甫、丘谦之、安小范、徐应时、廖珍之、俞本之、陈良孺等也曾经出现在吴、王二人所在的雅集场合，所涉诗题，恕不一一详列。
此时的交往聚会虽然主要内容为吟诗作赋，但偶尔的谈笑也进入了后来的《耳谈类增》。如《耳谈类增》的“雅谑篇”中，就曾记录王同轨与吴国伦之间的一段趣谈，而这段谈话正是在王“丙夜入下雉，扣吴先生门”的情况下进行的[51]；而卷三十七“某贵公掾语”也是吴国伦所谈；丘谦之也曾为其谈“云麾将军碑”一条。
除柯山园、北园外，王同轨亦常去他人府第参加雅集聚会，如他曾在龙君扬的衙斋与俞安期、刘元成、陈公庸、瞿无长等人限韵赋诗，又曾在立春时节与俞安期、朱仲良、詹叔正、王时鸣、王元执等人同赴陶懋中之约，在其衙斋吟诗作赋，而在张鸣凤解官时，吴国伦也曾同胡茂承、方仲美、王同轨等人前往拜访慰问，并为张留酌。
以上诸人中，詹叔正曾为王同轨《耳谈类增》提供写作素材4条，而《耳谈类增》卷三十一“歙僮义完”、“黔僮如儿”两条，则是王同轨节录胡茂承所作传记而成的。
吴国伦在万历年间诗文名声甚著，王同轨不仅曾请他为自己所著的《王行甫集》、所编的《苏公寓黄集》作序，也常代他人向吴国伦求一些请托文字。这其中既包括对于黄州地方长官的送别、赠贺之作，也包括为一些声名未彰的民间文人诗文集所作的序言。
前者如《送陆仁卿自黄州别驾召还刑部郎序》、《送黄冈赵明府入觐序》、《贺黄州曾司理考绩受封序》，后者如《方山人诗序》（方仲美）、《多云馆稿序》（萧含誉）、《寇山人诗序》（寇巨源）、《楚蜀草》（黄克纉）等。还有一些地方官宦雅好文墨，求序于吴，如湖广提学副史邹迪光之《鹪鹩集序》，黄郡丞会稽陶懋中之《寓黄集序》皆为吴国伦作。
在以上序文中，吴国伦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王同轨的美言、引荐，乃至直接求序，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同轨本人交际范围之广。这不仅为楚地（包括客楚）的仕宦、文人搭起了一座与吴国伦沟通的桥梁，也潜移默化地促进着楚地文人集团的凝聚与形成。
（三）与王世贞等江苏文人的交往
在吴国伦与王同轨的外出游历中，万历十二年（1584）对王世贞的拜访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吴国伦早年曾为王世贞之父王忬所识，二十七岁举进士，随后又与王世贞兄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为宦的数十年里，吴、王二人也多有诗文往来。吴国伦在园居大约十载后，于万历甲申（1584），偕方仲美、王同轨、黄鹄等人同访王世贞弇山园，用王世贞的话来说，吴国伦“买舟下大江入吴，哭先大夫之墓于东海，还憇余弇园。”[52]在此期间，文人相聚，不仅读诗论诗，还常常分韵赋诗，文事活动可谓颇为频密。
王世贞像
从王世贞所作的《吴明卿先生集序》中可以得知，吴国伦在此期间曾尽出其生平诗文给王世贞，王世贞读后叹曰“文故有极哉！”，又说“明卿其弗可及也已”[53]。而王同轨在此期间也曾把自己所珍藏的王廷陈诗集呈给王世贞，王世贞“生平以不及遘梦泽先生为恨”，在此“得见先生词翰，又得与先生之从子行父游”，感到非常满足[54]。
吴、王二人也常将一些文人才士推荐给王世贞，如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提及邹彦吉，其中就有“吴明卿大参来，与王行父偕，王生之事执事诚欲尸而祝之，明卿亦津津高雅不置”数语[55]；而颍州人黄鹄，“年甫弱冠，工白描，尝客游梁楚间，数岁不为人所赏识”，后来王行甫携其拜见吴国伦，吴国伦又携之见王元美，“元美见而大奇之，赠以诗，其名稍著”[56]。
从这些内容不仅可以看出二人对于后辈的提携之功，也可以看出吴楚两地之间文学与文化的交流。
此次交游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诗歌，王世贞与王世懋皆为王同轨写有赠诗，王世贞《赠王行甫》云：“王郎买舟千里来，相诣开卷珠玑光照地。不见竹林狂客阮嗣宗，得见阿咸差足慰。”[57]四句正是他见王同轨时真实心情的写照；又评价王同轨在楚地的文学活动与地位说：“武昌以东建词坛，吴叟首歃汝捧盘。齐安赤壁一时快，郢里白雪千秋寒。”[58]可见在楚地词坛的建立过程中，王同轨对吴国伦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协助作用。
王世懋也有一诗相赠，中有四句曰：“触目琳琅总不群，青缃旧业故推君。家声楚国先贤传，赋草朝云秀士文。”[59]
王世懋书《洛神赋》
对于王同轨的学识、才华也都十分敬重。而分韵赋诗的地点，一在王世贞之弇园，一在王世懋之澹园。
前者如王世贞之诗《吴明卿大参挟方山人仲美、王太学行父以三月三日访我弇园，与家弟敬美、曹子念骐儿小集，分韵得“林”字》、《明卿诸君再过弇园，分韵得“园”字》，吴国伦之诗《弇山园宴集同元美兄弟暨曹子念、王行甫、方仲美赋，时三月三日，分得“云”字》、《游弇山园同元美、敬美、行甫、仲美赋》；后者如王世贞的《明卿与诸君过澹圃分韵得“穷”字》、吴国伦的《敬美邀过澹圃同元美、行甫、仲美、子念赋分得“看”字》。
而吴国伦此次金陵之行并不仅仅拜访了王世贞，还与王同轨、方仲美一起见到了江浙其他的一些名流，如三人曾与刘贾叔齐聚王穉登之草堂，看牡丹并且赋诗；又曾为吴叔嘉招游虎丘，同张献翼一起分韵。此行见到的其他文人还有：程汝正、萧宗鲁、文子悱等。
王同轨至金陵固非一次，从相关的文人别集来看，与他有一定联系的还有汪道昆、焦竑、盛时泰、吴梦暘、魏允贞等。
在王世贞去世的时候，汪道昆曾计划与王同轨借吊唁之机碰面，并将自己即将付梓的诗文集到时呈送给王；而焦竑也有两首《送王行甫还黄州》，为即将归乡的王同轨送行；吴梦暘、魏允贞也有写给他的赋诗与赠诗；而《耳谈类增》中“倪云林画”一条则说，“曩予游南雍，与二公交最深”，此二公一指杨一洲，一指盛仲交[60]。
中国书店影印版《新镌耳谭》
可以说，广泛的社会交往不仅为《耳谈》、《耳谈类增》的写作奠定了信息收集的基础，同时也使其著作可以在成书后迅速付梓，并对其声名的远播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五、著述
王同轨之生平已大致具上，关于其著述，除《耳谈》、《耳谈类增》外，其他多已亡佚。从《（乾隆）黄冈县志》的著录来看，他还有《苍苍阁稿》、《合江亭草》、《游燕草》、《兰馨集》；从吴国伦与李维桢撰写的序言来看，他还有诗文集《王行甫集》。
然而以上四种到底是《王行甫集》的不同部分，还是与《王行甫集》各自为书，目前并没有证据来表明。
明清时人所编的诗选、文选中，还录有他的一些诗文：
钱谦益《列朝诗集》收同轨之诗有四：五律《行山中》（即《（乾隆）黄冈县志》“艺文志”中的《行白云山中》）、五绝《宫怨》、《过山家》以及七律《虎丘舟中见杨花撩乱飞入幕内感而赋之》；陈田的《明诗纪事》、丁宿章的《湖北诗征传略》除上文提及之诗，又选了他的五律《赤壁楼上同弟绥父陪刘维芳雨集》、五绝《赤壁》（即《（乾隆）黄冈县志》“艺文志”中的《赤壁怀古》）。《（乾隆）黄冈县志》“艺文志”又选了王同轨的七律《人日过赤壁》、五古《赤壁陪胡茂承宴赋》。
又据此志“著述”门的相关内容可知，王同道的后嗣曾辑有《片玉集》，今中国国家国书馆藏有清人王如璠辑的《片玉集》缩微胶片，当即此书。
《列朝诗集》
然不知其辑录范围仅为王同道的作品，还是也包括黄冈王氏家族中的其他人，如为后一种情况，则其中应该也会有王同轨的一些遗诗。另外姚旅的笔记《露书》中又录有同轨的《朔方风土十诗》中的七首[61]，此数诗当为王同轨初到北方，有感于现实风物与古诗文中所描绘景象差别太大而作，语带诙谐，颇饶趣味，从中可以看出王同轨性格中戏谑调侃的一面。而他的散文目前可以见到的有黄宗羲《明文海》中收录的《似说》以及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中所收录的《续神器谱》。
王同轨生平的全面勾勒至少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首先，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文言小说往往是从文学叙事的角度分析阐发之，然而王同轨的《耳谈》、《耳谈类增》大都有着较强的纪实性，当中所写的事件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来源。
对于王同轨生平的细致梳理不仅有利于学界更加清晰地窥探《耳谈》系列的成书过程，更可以结合王同轨的生平交游进而分析文言小说的消息来源，从而对这类著作形成一种近乎“史源学”的认知。
其次，对于王同轨家世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明代文学家族研究个案：王家自王廷陈一代崛起文坛之后，直至明末清初，一直人才济济，文脉相传，在晚明湖北文坛中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深入挖掘王氏家族成员个体文学创作的特点，把握黄冈王氏家族文学在中晚明时期发展的整体趋势，并借此窥探家族文学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便成了下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内阁文库藏《续耳谭》
最后，由于“公安派”在万历文坛的崛起与流行，人们往往会对当时的文学面貌形成一种简单化的认识，认为当时的文学都是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从王同轨的交游与诗文主张中可以看出，复古的观念在相当一部分文人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归纳这批文人的文学主张，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晚明文学发展的认识，也将为进一步考察楚地文人与江浙文人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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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同轨著，孙顺霖、吕友仁点校《耳谈类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页。
[2]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3] 龚进辉《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第8页。
[4] 该传记收录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一鸣《朱陵洞稿》的缩微胶片卷三十三中。此则材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裴云龙先生为笔者检示，在此致谢，原书据钞本摄制，无页码。
[5] 区大相《区太史诗集》卷十五，据明刻本摄制，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第812轴（香港大学图书馆藏），第11页。
[6] 参见龚进辉《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第7页。
[7] 江盈科《雪涛小说（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8] 王凤仪修《（乾隆）黄冈县志》卷十，《故宫珍本丛刊》第13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9]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623-624页。
[10] 戴昌言修，刘恭勉纂《（光绪）黄冈县志》卷二十二，《新修方志丛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64页。
[11] 王同轨《耳谈类增》序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2]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十一，《明人文集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909页。
[13]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第153页。
[14] 戴昌言修，刘恭勉纂《（光绪）黄冈县志》卷二十，第47页。
[15]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第624页。
[16]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第624页。
[17]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第624页。
[18]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诗部》卷五，第442页。
[19]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第624页。
[20] 王一鸣《朱陵洞稿》卷三十三，《寿从祖行父先生五十序》。
[21]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七，第624页。
[22] 李腾芳《李宫保湘洲先生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3册，第253页。
[23] 王凤仪修《（乾隆）黄冈县志》卷八，第223页。
[24]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41页。
[25] 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6册，第407页。
[26] 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07册，第327页。
[27]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三十上，《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11册，第690页。
[28]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诗部》卷五，第440页。
[29] 龚进辉《王同轨及其〈耳谈〉、〈耳谈类增〉研究》，第8-9页。
[30] 王凤仪修《（乾隆）黄冈县志》卷十一，第276页。
[31] 王一鸣《朱陵洞稿》卷三十三，《寿从祖行父先生五十序》。
[32]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五十四，第327页。
[33] 王同轨《耳谈类增》序言，第3页。
[34] 胡应麟撰，江湛然辑《少室山房集》卷六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0册，第451页。
[35]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十六，第110页。
[36] 王同轨《耳谈类增》凡例，第10页。
[37] 李腾芳《李宫保湘洲先生集》卷七，第253页。
[38] 王同轨《耳谈类增》凡例，第10页。
[39]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五十四，第331页。
[40] 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第200页。
[41] 此条目数尚存疑，郑仲夔《玉麈新谭》中有这样一则材料：“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谈王行甫同轨在官，每日令吏胥门役人各陈奇事数则，勒为常规，如无朴之。《耳谈》卷帙多取益此。其书每段之后，必实以某人谈，至吏胥辈所陈则概托为顾朗哉。昔苏子瞻毎令人说鬼，其人无以应，则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与？然以之入书，未免涉于诞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参考：郑仲夔《玉麈新谭·雋区》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8册，第566页。然而笔者对于这条材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尚持怀疑态度：首先，数量上不大可信：如吏胥门役每日陈奇事，则托名顾郎哉之条目数应远不止24条；其次，事实上不太可信：前文已言王同轨乃江宁县丞而非知县，县丞品级甚低，主要负责文书、仓库、粮马等一类杂事，有时甚至受胥吏欺负，以此无理之事勒为常规，且无则朴之，于理甚不合；再次，撰述动机上不太可信，王同轨交往甚广，其中不乏仕宦名流，并无必要花心思去托名一个在当时并不出名的人而破坏著作整体之真实性；复次，从经历上看，二人有交往、有燕谈，有提供讯息之可能与便利，且根据笔者观察，顾郎哉所谈事件大多与其生活范围相吻合；最后，以别人之不实来凸显自己之真实，是志怪类笔记的一种惯用标榜方式。
[42] 区大相《区太史诗集》卷十六，第1页。
[43]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四十五，第281页。
[44] 王同轨《耳谈类增》凡例，第10页。
[45] 吴国伦《甔甀洞稿·文部》卷四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3册，第247页。
[46]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三十四，第209页。
[47] 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2册，第681页。
[48] 吴国伦《甔甀洞稿》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3册，第49页。
[49] 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十七，第681页。
[50]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诗部》卷五，第442页。
[51]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三十六，第223页。
[52]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七，第2448页。
[53]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七，第2448、2449页。
[54]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五，第7582页。
[55]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一，第8662页。
[56] 吴国伦《甔甀洞续稿·文部》卷十三，第691页。
[57]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八，第8915页。
[58]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十一，第910页。
[59] 王世懋《王奉常集·诗部》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第153页。
[60] 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七，第57页。
[61] 姚旅撰，刘彦捷点校《露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