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軌是明萬曆年間湖北一帶非常重要的一位文言小說家，他的《耳談》在萬曆文人士大夫中曾廣為流傳，并以此為基礎著成《耳談類增》一書，分類有法，題材多元，對明清的文言小說、戲曲、話本小說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刊本《耳談》
同時，他的詩文寫作在湖北作家群體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與後七子之一的吳國倫一起拜訪王世貞，并得到了王氏兄弟的高度評價。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其生平事迹至今尚湮沒不張，缺乏系統的整理研究。筆者費時數月，對明清方志、文人别集、筆記等各類文獻進行查考，現将王同軌的生平與著述大緻胪列如下：
王同軌，字行甫，時人亦常寫作“行父”，湖北黃岡人。其閣名“蒼蒼”，枕柯山而建，故其園名“柯山園”。
關于其生卒年，學界至今尚無定論，然有以下三說：
呂友仁、孫順霖在《耳談類增》點校本前言中認為：王大約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卒于萬曆末年[1]；陳國軍認為王當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2]；龔進輝則根據歲貢時間推測他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前後[3]。
事實上，在王同軌的從孫——王一鳴的《朱陵洞稿》中，有一篇《壽從祖行父先生五十序》，其中明言王同軌“今年甲申，春秋五十矣。”[4]此甲申當指萬曆十二年（1584），上推49年，則王當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
又據區大相《區太史詩集》中《王銀台行父以中秋生日，同胡孟弢、高正父、汪公幹過餘飲》一詩，可知其生日為陰曆的八月十五日[5]。
關于其卒年，筆者尚未見有力資料，然通過台灣漢學研究中心“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的檢索，發現在朱翊钅氏 所撰的《廣讌堂集》中收有一首五言排律《王行甫先崇八十》，朱翊钅氏 亦為萬曆天啟間湖北人，筆者是以懷疑此處的王行甫即指王同軌。若此推論成立，則王同軌至少在1615年尚且在世，然而未見原詩，不敢妄斷。
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
一、家世
王同軌的家世，前人多未加特别關注，如呂友仁、孫順霖、陳國軍僅言其“父名不詳，字稚占”，惟龔進輝在《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中根據《（乾隆）黃岡縣志》對其家譜略加勾勒[6]，然所列人物尚未齊備，且王氏家族中諸多人物關系亦不夠明朗，這對于了解王同軌性格、行為與著述的某些内在原因都是極為不利的，筆者今細檢此志，列其家譜如下：
王同軌家譜
通過對王同軌家族相關資料的檢視，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黃岡縣志》中，王家跻身科貢者極多，僅進士就有十人左右。這些人大多數在地方府、縣一級任地方官，其中也不乏像王廷陳、王廷瞻這樣在六部供職且卓然有聲者。
透過方志可以得知：王氏實在是中晚明時期楚地顯赫一方的名門望族，李維桢言王門乃江右之烏衣，潘之恒在《雪濤小說》中附書：“黃岡王氏，大宗也，文章宦業甲于楚”[7]，二人所言誠非虛譽。
《雪濤小說》
然而，相比王濟一支，王同軌所處的王麟一支仕宦并不甚顯達，進士僅王麟、王廷梅、王同道三人，出仕者亦寥寥無幾。
由此可以推知，王同軌一方面感受到家族背景的顯赫，另一方面應該也感受到一些科舉仕宦的壓力與振興此宗的責任。觀其一生，王同軌科舉仕途較為坎坷，然頗喜結交達官顯宦、四方名流，家族背景與個人心态的作用，無疑是促成這種性格與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王家有着深厚的文學傳統。
《（乾隆）黃岡縣志》言王濟“生平好經術，能文章”，王廷槐“重名義、嗜讀書、不治家人産”[8]，其中聲名尤著者，乃王同軌之伯父——王廷陳，明德靖間，稚欽“以才名擅史館”，所著《夢澤集》“海内士争閱之……楚諸先輩鮮有能方駕者。”[9]
而王廷陳也成為王同軌在文學領域崇拜并學習的一個重要對象。《黃岡縣志》在《王一鳴傳》中說：“其族有同軌者，繼稚欽稱詩，識伯固于兒童時，以稚欽衣缽授之”[10]。
可見王同軌頗以傳承叔父詩文為己任。而在科舉不第、懷才不遇的境況下，他也常以詩文為身心寄寓，由此成為繼王廷陳之後，王家又一位以詩文擅場的著名文人。
（三）王同軌仕途坎坷的失落以及對詩文聲名的期許，也成為他《耳談》寫作的一個重要心理動因。
李維桢在《耳談》序中說，王同軌著《耳談》是在效仿蘇東坡谪黃著《艾子》，亦“文士不遇之一征”[11]，正是此意。
王同軌曾編蘇東坡《寓黃集》，以東坡自效諸語當非謬論。而顯赫的家族背景也成為他在人際交往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緣優勢：文人墨客知其為王廷陳之後，多欣然與他締纻缟之交；而廣泛的社會交往，又為他大量收集奇聞異事提供了便利，從《耳談》的初刻到《耳談類增》的刊刻，内容“饒益三倍”，而所用時間不過三年，這一點并非沒有原因。
二、師從與學養
王同軌師從嘉靖後七子之一的楚地著名文人吳國倫，頗受一些複古風習的影響，其學習的重點亦為古文：王世貞言“行父，稚欽先生猶子也，而師事吳明卿為文”[12]，王世懋：“師事明卿吳先生，工古文辭。”[13]郭子章在一篇贈序中曾提及他“論文與王元美、吳明卿二先生遊，論學與耿先生遊。”[14]
此處的耿先生指嘉萬時期著名學者耿定向，與耿定向的交往在《耳談類增》“香橼子”條中可得到印證，然此條僅言他往歲曾過訪耿定向兄弟于黃安，未見其他深入資料。
在文學方面，吳國倫對王同軌的影響較為實際與重大，故有必要詳述之。從吳國倫所作的《王行甫集序》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往大體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洞稿 》
（一）“比予（筆者按：指吳國倫）有大梁之役，過齊安，行甫俨然曵逢衣叩予談秇，言言中窽，予亦心許之。”[15]吳國倫曾在萬曆二年（1574）轉河南參政，與王同軌談藝當即此時，王同軌時年四十歲。
（二）“越二年，予歸自大梁，行甫業已鼓箧遊太學著名公卿間，顧益不自有也，歲時涉江，叩予山中，把酒相倡和者十餘年。”[16]此時王同軌已有一定鼓箧遊曆的經曆，且常常涉江與罷歸後的吳國倫探讨切磋讀書為文心得，二人在這一時期有較為密切的詩文唱和、酒席宴飲等。
（三）“又嘗偕予西陟天柱，東泛震澤，所過名山大川，所遇文人墨土無不縱覽交懽，長言髙詠，而雅道為益廣。”[17]這段時間二人一起外出遊曆，結交到大量遊曆之地的文人墨士。
而在遊曆之後，王同軌詩文方面的主要作品《王行甫集》也初步成稿。在吳國倫的《甔甀洞稿》中，至今仍保留着二人的一些談藝之詩（如《與行甫談藝三首》等）以及二人之間大量的酬唱之作。吳國倫甚至這樣感慨：“老至稀同調，那能久别君。”[18]可見他也将王同軌引為知己。
從相關文獻來看，王同軌的學養根底主要在于秦漢魏晉古文。吳國倫《王行甫集序》中言：“行甫乃自束發抗志欲修其業，以故不矜門第，不席父兄之資，而獨屈首誦先秦兩漢書，攻為古文辭以自見。”[19]
《秦書疏》
而這一點在他指導王一鳴為學時也表現出來，王一鳴幼孤家貧，王同軌作為長輩，嘗在酒間撫其臂安慰說：“若無苦貧，若聞有秦漢魏晉之文乎？其用闳以暢，其旨穆以深，蓋能诎貧賤富貴之細，而申道義精神之大，子盍圖之？”[20]。
同軌中年以後，築“蒼蒼閣”，讀書其中，此時為學更尚博雅。如吳國倫言其“咀萬彚之菁華，搜五方之逸典”[21]，王一鳴亦言其“崛起登壇，靡所不攻”，這也使得他對于國家典章、地方掌故一類的内容頗為熟悉。
李騰芳所作敕詞中就說他：“文學議論世其前人，典章憲度博通今世”[22]；《黃岡縣志》也評價他“高才博學”、“以博奧聞世”[23]，是以晚年才有資格與呂元音同修《（萬曆）黃岡縣志》，書成所得評價甚高，可見他亦頗有史材。
三、仕途
關于王同軌的仕途，明清諸多文獻記載頗有出入，現歸納如下：
《列朝詩集》、《明人小傳》、《明詩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文獻通考》皆言他“由貢生官江甯知縣”，此說為當今多數學者采納。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中《耳談》一書下注：“貢士，江甯縣丞。”[24]縣丞乃縣令佐官，為正八品，而知縣則為正七品。
《千頃堂書目》
《明史·藝文志》、《湖北詩征傳略》皆未言其官知縣，僅提及他曾供職于南京太仆寺：“貢士，官南太仆寺丞”[25]、“官南太仆寺主簿”[26]；《明詩紀事》則言他“除江甯知縣，遷南太仆主簿。”[27]
查《（乾隆）黃岡縣志》“科貢”，王同軌為嘉靖三十一年（1603）例選，時年18歲，吳國倫有《聞行甫賢郎首選補諸生志喜二首》，中有“不緣魁裡選，那得辨才賢”諸語[28]，故其為貢生并無疑問。
然而正如龔進輝在《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康熙）江甯縣志·官守表》縣令一職，萬曆間共16人，天啟間2人，其中并無王同軌；又言刊刻于萬曆三十六年（1608）的《（萬曆）黃岡縣志》，卷首載王同軌“原任太仆寺主簿”，假如王曾在此前出任知縣一職，縣令品帙高于太仆寺主簿，此處當署作“江甯知縣”才對，由此可知，至少在萬曆三十六年之前王同軌并無出任江甯知縣一職[29]。
而根據前面得出的王同軌生年推算，此時王同軌已七十有四，天啟之後，更是耄耋老翁，出任知縣幾無可能。在《（乾隆）黃岡縣志》中則明确記載王同軌的族弟王同鼎“由歲貢授江甯知縣”[30]，按以上所列家譜，王同鼎乃王廷瞻之子，《列朝詩集》等文獻中的“知縣”一說，很有可能是把王同鼎的事迹與王同軌相混，緻有此誤。
從王一鳴所作壽序來看，王同軌選為貢生以後，有着較久的家居階段，大概因為當時候選生員人數衆多，一時沒有出貢機會。久居不售之後，還曾經四方遊曆，足迹所至有今北京、河北、河南、浙江、江蘇等地。
中州古籍出版社整理本《耳談》
而在感受到仕宦無常之後，他開始把生命的重心更多放在了詩文上：“每歎人之仕宦，能為寶臣矣，甯能為石人耶？故其意俯一世無不為腐鼠者，其治詩文日益棘”[31]。
直到五十歲前，王同軌基本都沒有什麼出仕的經曆，故許多士大夫感慨他“數奇阨于一第”、“坎壈一第”，而上文所言的與吳國倫詩酒唱和、四方遊曆也正集中在這段時間。
王同軌五十歲以後，究竟何時動身由湖北前往京師，暫不可考，然據《耳談》“嚴府及邯鄲盜”條中載，“甲午秋，過給舍鵬初于隆福寺”[32]，隆福寺位于明代京師，可見他此前已經到京。
之後，經曆了一段較長的待官時間，即諸人所謂的“需次都門，久不奏除”，正是在這段時間裡，王同軌羁旅多暇，加上京師人才濟濟，“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締纻缟之交者日衆”，衆人相聚，頗多麈談，王同軌将聽到的“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事”随筆劄記，由此形成了五卷本的《耳談》，并于萬曆丁酉（1597）付梓[33]。
胡應麟在《王行父授官上林賦柬有序》中曰：“五載缁衣遍洛塵，明光晴日拜絲綸。”[34]可見，待官時期大約持續了五年左右。
胡應麟故居
之後，王同軌拜為上林丞，而得官的形式也是通過“捐赀”，由此可見他求仕較為心切。而所司之職不過是養鵝鴨的閑職，這從《耳談類增》中的“鵝黃”條可以窺知：“予往所莅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而蕃育者，育鵝鴨雞以供光祿，所謂外光祿也，而統于上林苑。”[35]
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萬曆己亥（1599）：“歲己亥秋，罷幕上林，遷銀台給事殿雀。”[36]其後拜職南京太仆寺主簿，主掌牧馬之事，《李湘洲文集》中《南京太仆寺主簿廳主簿王同軌》有勅詞曰：“以儒者而小試于林尉，更通進而再署為馬槽，于職若閑，于任實重。”而王同軌也負責與養馬相關的文書工作，如勅詞中提及當時國家馬匹短缺，國初與養馬相關的經驗掌故，“留都舊籍疑有存者，爾尚究心焉”[37]。
王同軌在南京任職期間依然有較多的閑暇，按他自己的說法，給事銀台殿雀後，“因得奉諸名公談頗饒，大冊驟滿。”[38]
充足的空餘時間不僅給《耳談》内容的增加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也使作者有精力對所得的材料加以分類整理，并進行删削、增補、訂誤等，由此在萬曆庚子（1600）秋形成了内容更加豐富、體例更加完備的《耳談類增》一書，并在萬曆癸卯（1603）由金陵書賈刊梓。此時王同軌已年近七十，此後仕途當無大進。
四、交遊
王同軌的交遊十分廣泛，據筆者統計，僅《耳談類增》中所涉及的談者就有近300人，這些談者不僅在地域分布上極為廣泛，也在社會階層上很不劃一，然交遊之中心大緻有三：
《耳談類增》
（一）與李惟寅等北京文人的交往
早在嘉靖年間，王同軌就曾到過北京：《耳談》“太倉役人”條曾記載嘉靖年間太倉庫役人之事，并言“予時在京所親見。”[39]王寅《十嶽山人詩集》中也有一首《薊門逢行甫》：“憶昔相逢少保府，弱冠明經仍好武。久别重逢都護營，依然短褐一書生。”[40]可見王同軌二十歲左右就曾在北京李惟寅府第與王寅相遇。
然而，王同軌與北京文人更加深入廣泛地交流發生在萬曆年間的待官時期。當時“臨淮侯”李言恭的府第為王同軌與其他文人的聚會提供了場合與條件，李言恭乃明初功臣岐陽武靖王李文忠之裔孫，其家雖世為武臣，卻有着深厚的文墨傳統，親近文士，尤喜折節寒賤，在李惟寅的家中，文人墨客、山人衲子以至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常常一起飲酒雅集、分韻賦詩、賞畫觀碑，這也為諸人酒筵中的燕談提供了土壤與機會。
而李言恭家宴中的文人，很多都成為了《耳談類增》中的談者。為簡明起見，現将筆者所見相關詩題清單如下：
如對《耳談類增》中的條目加以留意，不難發現：胡應麟曾談“黃山人重耳”、“劉黃鼎、黃裳”2條，李惟寅曾談“閻王殿”、“内守備府監生答對”、“進士郭公”等8條，汪明生曾談“義鴉報商冤”，顧郎哉曾談“鄒參知”、“林公大合決獄”、“武騎慰金三重婚”等24條[41]，胡孟弢曾談“字山”，柳陳甫曾談“高九官蹴鞠”、“還是準多”等3條。
另外《耳談》中還記有一些李惟寅的宅客、下屬所談的條目，如“王伯俞給舍”、“名刺谑語”等等。由此可見，李惟寅的家宴不僅對王同軌有着擴大交際範圍的作用，也發揮着《耳談》成書時重要的資訊收集功能。
當然，這種家庭式的聚會也可能在其他文人家中（如區大相）或者王同軌自己家中進行，隻不過參與人數與資訊密集程度一般較李言恭家宴略遜一籌。
除了家庭宴集，王同軌還常與當時身處北京的文人在京邸酒所、寺廟等公共場合集會，如胡應麟有詩《秋日王太學行父招同顧朗哉、顧靜父、李叔操、李本建、袁微之、魏穎超、汪明生、王資敬集長安西曲》，區大相亦有《四月八日王行甫招飲高粱河》一詩，詩前引曰：“……王銀台行父者，楚之才士也，學綜九流，見超三昧，乃邀我同氣，萃彼能言，追淇洧之遺風，讨宗雷之密義。”[42]從中可見，王行甫在與諸多文人雅士飲酒聚會上還是頗為積極主動的。
而《耳談》中的許多條目，正有着此類場合的影子，如卷四十一“韓淮陰”條，就主要記錄王同軌在薊門酒間與陶懋中等人論史的情形；而卷三十九“虜俗夜談記”也是在京邸酒所，咨問陝西山人曹番“塞上虜事”并加以記錄而成的。可見，酒肆等公開場合對于《耳談》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耳談》
在北京，其他與王同軌往來的文人還有：李汝藩、李維桢、袁微之、朱汝修、李本建、管建初、汪公榦、謝彥雲、謝友可、徐象先、歐大任、沈思孝、郭正域、徐孺榖、薛素素等。
從相關記載來看，王同軌好搜集奇聞異事，在當時的北京文人圈中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如在沈思孝告歸時，王同軌與胡應麟等人曾在潞河邊上為其送别，沈思孝為王講述貴竹地羊驿之幻術，并說：“行甫好奇，贈此一段奇也。”[43]
可見，王同軌好奇的名聲也為他帶來了奇事的“輻辏”效應。而北京文人在《耳談》的刊刻、類增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推動作用：《耳談類增凡例》中說：“曩歲需次都門，裒奇事數卷，禦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見之，謂為必傳，會有饷金者，因以災木”。又說：“《耳談》，漫錄耳，又耳不饒，諸公因謂何不益而畛分之？”[44]這些意見對于王同軌《耳談》的刊刻以及《耳談類增》的分類無疑都有着較為直接的影響。
（二）與吳國倫等楚地文人的交往
前文已言，諸人當中于王同軌詩文創作影響最深者當屬吳國倫，二人皆生楚地，亦師亦友，且有通家之好，故交往之密切自不待言。
吳國倫塑像
在吳國倫罷官歸鄉後，王同軌也結束了他早期的遊曆生活回到楚地，二人之間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把酒唱和”階段。聚會地點多在王同軌之柯山園與吳國倫之北園，以二人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範圍不小的楚地文人圈。
王同軌之柯山園，枕柯山而建，柯山大緻在黃州城南，不高不大，當地人亦稱其為“柯丘”。吳國倫《涉江遊三山記》裡細緻生動地描繪了柯山園中的雅麗景緻，并表達了對此園的喜愛之情，他說：
園蓋枕柯山而門臨方池，大可十餘畝，環以古槐高柳，繁陰匝地，雖迩城郭，翛然淸涼界也。其内亭榭甚具，皆不加藻飾，而花石亦不盡珍。第從一徑盤旋入，夾莳名竹嘉樹，編次為籬；而修蘿雜蕊，纏綿點綴。所至如錦屏，稍徙履他适則迎盻而迷也。行甫善居園哉！[45]
柯山園雅緻的景色也成為當時文人聚會吟詠的對象。《耳談類增》“蒼蒼閣四歌”中言：“予家小閣，俯抱山河……客集觞飲，賦詩甚饒，獨吳、朱、俞、方四公成長歌四章。”[46]其中吳、朱、俞、方四人分别指吳國倫、朱孟震、俞安期、方仲美，至今《耳談類增》中還保留着這四首長歌，當時吟詠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在柯山園中所作的吟詠，以吳國倫遺留篇目為最多，如《過行甫柯山園四首》、《雨中渡江酌行甫、仲美》、《再過行甫園四首》、《飲王行甫蒼蒼閣醉題》等詩，大多描寫柯山周圍的秀麗景色、友人飲酒賦詩的情形，抒發恬淡灑脫、歸隐山林的自由情懷，同時也有對王同軌閉門讀書的嘉許與贊賞；俞安期次之，在其《翏翏閣集》中，除收錄有上文提及的長歌《蒼蒼閣為王行父賦》以外，還有《王春草攜詩過訪柯山園，沽酒不得炊黍饷之》、《王行父柯山園四首》，詩作的思想内容與吳國倫吟詠頗類。
《甔甀洞稿》
此外，出現在柯山園并與王同軌、吳國倫一起賦詩的還有：王廷瞻、邱子瞻，以及當時的黃州别駕陸仁卿。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鄞縣著名詩人沈明臣亦曾寫過《寄題王行父柯山園一首》，收在《豐對樓詩選》裡，而沈明臣正是萬曆三大“布衣詩人”之一，也是萬曆首輔沈一貫的伯父。
吳國倫之北園大緻在今湖北省陽新縣富池鎮，離柯山園尚有一段水路。吳在《王行甫再過北園》中寫道：“短檝犯江濤，頻過不厭勞。”[47]又在《王行甫再至》中說：“五月江高暑氣多，誰嬰毒浪遠相過？隻疑天外浮槎至，且聽山中拊石歌。”[48]
可見王同軌經常涉江探訪吳國倫，雖遇風浪亦不畏避。二人與其他友人經常聚在一起談詩論文、飲酒作賦、看山賞菊，吳詩有雲：“對菊詩偏美，看山飲獨豪。”[49]又：“沖寒遙見訪，對月款論文。古調旋相和，嚴更總不聞。”、“縱飲憑高興，看詩難異才。”[50]
《新刻耳談》
字裡行間都透露出二人深厚而默契的交情。而一大批文人墨客，如方仲美、楊一洲、曾選甫、丘謙之、安小範、徐應時、廖珍之、俞本之、陳良孺等也曾經出現在吳、王二人所在的雅集場合，所涉詩題，恕不一一詳列。
此時的交往聚會雖然主要内容為吟詩作賦，但偶爾的談笑也進入了後來的《耳談類增》。如《耳談類增》的“雅谑篇”中，就曾記錄王同軌與吳國倫之間的一段趣談，而這段談話正是在王“丙夜入下雉，扣吳先生門”的情況下進行的[51]；而卷三十七“某貴公掾語”也是吳國倫所談；丘謙之也曾為其談“雲麾将軍碑”一條。
除柯山園、北園外，王同軌亦常去他人府第參加雅集聚會，如他曾在龍君揚的衙齋與俞安期、劉元成、陳公庸、瞿無長等人限韻賦詩，又曾在立春時節與俞安期、朱仲良、詹叔正、王時鳴、王元執等人同赴陶懋中之約，在其衙齋吟詩作賦，而在張鳴鳳解官時，吳國倫也曾同胡茂承、方仲美、王同軌等人前往拜訪慰問，并為張留酌。
以上諸人中，詹叔正曾為王同軌《耳談類增》提供寫作素材4條，而《耳談類增》卷三十一“歙僮義完”、“黔僮如兒”兩條，則是王同軌節錄胡茂承所作傳記而成的。
吳國倫在萬曆年間詩文名聲甚著，王同軌不僅曾請他為自己所著的《王行甫集》、所編的《蘇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黃集》作序，也常代他人向吳國倫求一些請托文字。這其中既包括對于黃州地方長官的送别、贈賀之作，也包括為一些聲名未彰的民間文人詩文集所作的序言。
前者如《送陸仁卿自黃州别駕召還刑部郎序》、《送黃岡趙明府入觐序》、《賀黃州曾司理考績受封序》，後者如《方山人詩序》（方仲美）、《多雲館稿序》（蕭含譽）、《寇山人詩序》（寇巨源）、《楚蜀草》（黃克纉）等。還有一些地方官宦雅好文墨，求序于吳，如湖廣提學副史鄒迪光之《鹪鹩集序》，黃郡丞會稽陶懋中之《寓黃集序》皆為吳國倫作。
在以上序文中，吳國倫無一例外地提到了王同軌的美言、引薦，乃至直接求序，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同軌本人交際範圍之廣。這不僅為楚地（包括客楚）的仕宦、文人搭起了一座與吳國倫溝通的橋梁，也潛移默化地促進着楚地文人集團的凝聚與形成。
（三）與王世貞等江蘇文人的交往
在吳國倫與王同軌的外出遊曆中，萬曆十二年（1584）對王世貞的拜訪有着較為特殊的意義。吳國倫早年曾為王世貞之父王忬所識，二十七歲舉進士，随後又與王世貞兄弟建立了較為密切的聯系。
在為宦的數十年裡，吳、王二人也多有詩文往來。吳國倫在園居大約十載後，于萬曆甲申（1584），偕方仲美、王同軌、黃鹄等人同訪王世貞弇山園，用王世貞的話來說，吳國倫“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于東海，還憇餘弇園。”[52]在此期間，文人相聚，不僅讀詩論詩，還常常分韻賦詩，文事活動可謂頗為頻密。
王世貞像
從王世貞所作的《吳明卿先生集序》中可以得知，吳國倫在此期間曾盡出其生平詩文給王世貞，王世貞讀後歎曰“文故有極哉！”，又說“明卿其弗可及也已”[53]。而王同軌在此期間也曾把自己所珍藏的王廷陳詩集呈給王世貞，王世貞“生平以不及遘夢澤先生為恨”，在此“得見先生詞翰，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遊”，感到非常滿足[54]。
吳、王二人也常将一些文人才士推薦給王世貞，如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提及鄒彥吉，其中就有“吳明卿大參來，與王行父偕，王生之事執事誠欲屍而祝之，明卿亦津津高雅不置”數語[55]；而颍州人黃鹄，“年甫弱冠，工白描，嘗客遊梁楚間，數歲不為人所賞識”，後來王行甫攜其拜見吳國倫，吳國倫又攜之見王元美，“元美見而大奇之，贈以詩，其名稍著”[56]。
從這些内容不僅可以看出二人對于後輩的提攜之功，也可以看出吳楚兩地之間文學與文化的交流。
此次交遊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詩歌，王世貞與王世懋皆為王同軌寫有贈詩，王世貞《贈王行甫》雲：“王郎買舟千裡來，相詣開卷珠玑光照地。不見竹林狂客阮嗣宗，得見阿鹹差足慰。”[57]四句正是他見王同軌時真實心情的寫照；又評價王同軌在楚地的文學活動與地位說：“武昌以東建詞壇，吳叟首歃汝捧盤。齊安赤壁一時快，郢裡白雪千秋寒。”[58]可見在楚地詞壇的建立過程中，王同軌對吳國倫無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協助作用。
王世懋也有一詩相贈，中有四句曰：“觸目琳琅總不群，青缃舊業故推君。家聲楚國先賢傳，賦草朝雲秀士文。”[59]
王世懋書《洛神賦》
對于王同軌的學識、才華也都十分敬重。而分韻賦詩的地點，一在王世貞之弇園，一在王世懋之澹園。
前者如王世貞之詩《吳明卿大參挾方山人仲美、王太學行父以三月三日訪我弇園，與家弟敬美、曹子念骐兒小集，分韻得“林”字》、《明卿諸君再過弇園，分韻得“園”字》，吳國倫之詩《弇山園宴集同元美兄弟暨曹子念、王行甫、方仲美賦，時三月三日，分得“雲”字》、《遊弇山園同元美、敬美、行甫、仲美賦》；後者如王世貞的《明卿與諸君過澹圃分韻得“窮”字》、吳國倫的《敬美邀過澹圃同元美、行甫、仲美、子念賦分得“看”字》。
而吳國倫此次金陵之行并不僅僅拜訪了王世貞，還與王同軌、方仲美一起見到了江浙其他的一些名流，如三人曾與劉賈叔齊聚王穉登之草堂，看牡丹并且賦詩；又曾為吳叔嘉招遊虎丘，同張獻翼一起分韻。此行見到的其他文人還有：程汝正、蕭宗魯、文子悱等。
王同軌至金陵固非一次，從相關的文人别集來看，與他有一定聯系的還有汪道昆、焦竑、盛時泰、吳夢暘、魏允貞等。
在王世貞去世的時候，汪道昆曾計劃與王同軌借吊唁之機碰面，并将自己即将付梓的詩文集到時呈送給王；而焦竑也有兩首《送王行甫還黃州》，為即将歸鄉的王同軌送行；吳夢暘、魏允貞也有寫給他的賦詩與贈詩；而《耳談類增》中“倪雲林畫”一條則說，“曩予遊南雍，與二公交最深”，此二公一指楊一洲，一指盛仲交[60]。
中國書店影印版《新镌耳譚》
可以說，廣泛的社會交往不僅為《耳談》、《耳談類增》的寫作奠定了資訊收集的基礎，同時也使其著作可以在成書後迅速付梓，并對其聲名的遠播産生了有利的影響。
五、著述
王同軌之生平已大緻具上，關于其著述，除《耳談》、《耳談類增》外，其他多已亡佚。從《（乾隆）黃岡縣志》的著錄來看，他還有《蒼蒼閣稿》、《合江亭草》、《遊燕草》、《蘭馨集》；從吳國倫與李維桢撰寫的序言來看，他還有詩文集《王行甫集》。
然而以上四種到底是《王行甫集》的不同部分，還是與《王行甫集》各自為書，目前并沒有證據來表明。
明清時人所編的詩選、文選中，還錄有他的一些詩文：
錢謙益《列朝詩集》收同軌之詩有四：五律《行山中》（即《（乾隆）黃岡縣志》“藝文志”中的《行白雲山中》）、五絕《宮怨》、《過山家》以及七律《虎丘舟中見楊花撩亂飛入幕内感而賦之》；陳田的《明詩紀事》、丁宿章的《湖北詩征傳略》除上文提及之詩，又選了他的五律《赤壁樓上同弟綏父陪劉維芳雨集》、五絕《赤壁》（即《（乾隆）黃岡縣志》“藝文志”中的《赤壁懷古》）。《（乾隆）黃岡縣志》“藝文志”又選了王同軌的七律《人日過赤壁》、五古《赤壁陪胡茂承宴賦》。
又據此志“著述”門的相關内容可知，王同道的後嗣曾輯有《片玉集》，今中國國家國書館藏有清人王如璠輯的《片玉集》縮微膠片，當即此書。
《列朝詩集》
然不知其輯錄範圍僅為王同道的作品，還是也包括黃岡王氏家族中的其他人，如為後一種情況，則其中應該也會有王同軌的一些遺詩。另外姚旅的筆記《露書》中又錄有同軌的《朔方風土十詩》中的七首[61]，此數詩當為王同軌初到北方，有感于現實風物與古詩文中所描繪景象差别太大而作，語帶诙諧，頗饒趣味，從中可以看出王同軌性格中戲谑調侃的一面。而他的散文目前可以見到的有黃宗羲《明文海》中收錄的《似說》以及孫诒讓《溫州經籍志》中所收錄的《續神器譜》。
王同軌生平的全面勾勒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意義：
首先，長期以來，研究者對于文言小說往往是從文學叙事的角度分析闡發之，然而王同軌的《耳談》、《耳談類增》大都有着較強的紀實性，當中所寫的事件也有着一定的現實來源。
對于王同軌生平的細緻梳理不僅有利于學界更加清晰地窺探《耳談》系列的成書過程，更可以結合王同軌的生平交遊進而分析文言小說的消息來源，進而對這類著作形成一種近乎“史源學”的認知。
其次，對于王同軌家世的考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明代文學家族研究個案：王家自王廷陳一代崛起文壇之後，直至明末清初，一直人才濟濟，文脈相傳，在晚明湖北文壇中占據着非常重要地位，深入挖掘王氏家族成員個體文學創作的特點，把握黃岡王氏家族文學在中晚明時期發展的整體趨勢，并借此窺探家族文學發展與社會曆史文化變遷二者之間的内在聯系與規律，便成了下一個重要課題。
日本内閣文庫藏《續耳譚》
最後，由于“公安派”在萬曆文壇的崛起與流行，人們往往會對當時的文學面貌形成一種簡單化的認識，認為當時的文學都是在“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而從王同軌的交遊與詩文主張中可以看出，複古的觀念在相當一部分文人中還是根深蒂固的，歸納這批文人的文學主張，不僅有利于深化對晚明文學發展的認識，也将為進一步考察楚地文人與江浙文人之間的文學文化交流奠定紮實的基礎。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 王同軌著，孫順霖、呂友仁點校《耳談類增》，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頁。
[2] 陳國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0頁。
[3] 龔進輝《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台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第8頁。
[4] 該傳記收錄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一鳴《朱陵洞稿》的縮微膠片卷三十三中。此則材料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裴雲龍先生為筆者檢示，在此緻謝，原書據鈔本攝制，無頁碼。
[5] 區大相《區太史詩集》卷十五，據明刻本攝制，國會圖書館攝制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第812軸（香港大學圖書館藏），第11頁。
[6] 參見龔進輝《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第7頁。
[7] 江盈科《雪濤小說（外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8] 王鳳儀修《（乾隆）黃岡縣志》卷十，《故宮珍本叢刊》第13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66頁。
[9]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3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第623-624頁。
[10] 戴昌言修，劉恭勉纂《（光緒）黃岡縣志》卷二十二，《新修方志叢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64頁。
[11] 王同軌《耳談類增》序言，《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頁。
[12]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十一，《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909頁。
[13]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第153頁。
[14] 戴昌言修，劉恭勉纂《（光緒）黃岡縣志》卷二十，第47頁。
[15]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第624頁。
[16]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第624頁。
[17]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第624頁。
[18]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詩部》卷五，第442頁。
[19]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第624頁。
[20] 王一鳴《朱陵洞稿》卷三十三，《壽從祖行父先生五十序》。
[21]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七，第624頁。
[22] 李騰芳《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3冊，第253頁。
[23] 王鳳儀修《（乾隆）黃岡縣志》卷八，第223頁。
[24]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676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41頁。
[25] 萬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五，《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26冊，第407頁。
[26] 丁宿章《湖北詩征傳略》卷十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7冊，第327頁。
[27] 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三十上，《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11冊，第690頁。
[28]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詩部》卷五，第440頁。
[29] 龔進輝《王同軌及其〈耳談〉、〈耳談類增〉研究》，第8-9頁。
[30] 王鳳儀修《（乾隆）黃岡縣志》卷十一，第276頁。
[31] 王一鳴《朱陵洞稿》卷三十三，《壽從祖行父先生五十序》。
[32]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五十四，第327頁。
[33] 王同軌《耳談類增》序言，第3頁。
[34] 胡應麟撰，江湛然輯《少室山房集》卷六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90冊，第451頁。
[35]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十六，第110頁。
[36] 王同軌《耳談類增》凡例，第10頁。
[37] 李騰芳《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七，第253頁。
[38] 王同軌《耳談類增》凡例，第10頁。
[39]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五十四，第331頁。
[40] 王寅《十嶽山人詩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9冊，第200頁。
[41] 此條目數尚存疑，鄭仲夔《玉麈新譚》中有這樣一則材料：“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勒為正常，如無樸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後，必實以某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概托為顧朗哉。昔蘇子瞻毎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未免涉于誕妄，餘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參考：鄭仲夔《玉麈新譚·雋區》卷八，《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8冊，第566頁。然而筆者對于這條材料所述内容的真實性尚持懷疑态度：首先，數量上不大可信：如吏胥門役每日陳奇事，則托名顧郎哉之條目數應遠不止24條；其次，事實上不太可信：前文已言王同軌乃江甯縣丞而非知縣，縣丞品級甚低，主要負責文書、倉庫、糧馬等一類雜事，有時甚至受胥吏欺負，以此無理之事勒為正常，且無則樸之，于理甚不合；再次，撰述動機上不太可信，王同軌交往甚廣，其中不乏仕宦名流，并無必要花心思去托名一個在當時并不出名的人而破壞著作整體之真實性；複次，從經曆上看，二人有交往、有燕談，有提供訊息之可能與便利，且根據筆者觀察，顧郎哉所談事件大多與其生活範圍相吻合；最後，以别人之不實來凸顯自己之真實，是志怪類筆記的一種慣用标榜方式。
[42] 區大相《區太史詩集》卷十六，第1頁。
[43]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四十五，第281頁。
[44] 王同軌《耳談類增》凡例，第10頁。
[45] 吳國倫《甔甀洞稿·文部》卷四十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3冊，第247頁。
[46]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三十四，第209頁。
[47] 吳國倫《甔甀洞稿》卷十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2冊，第681頁。
[48] 吳國倫《甔甀洞稿》卷二十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3冊，第49頁。
[49] 吳國倫《甔甀洞稿》卷十七，第681頁。
[50]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詩部》卷五，第442頁。
[51]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三十六，第223頁。
[52]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七，第2448頁。
[53]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七，第2448、2449頁。
[54]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六十五，第7582頁。
[55]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一，第8662頁。
[56] 吳國倫《甔甀洞續稿·文部》卷十三，第691頁。
[57]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八，第8915頁。
[58]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十一，第910頁。
[59] 王世懋《王奉常集·詩部》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第153頁。
[60] 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七，第57頁。
[61] 姚旅撰，劉彥捷點校《露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