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千秋、正气正义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使得关公从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历史英雄人物，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道德楷模、精神图腾，与关公崇拜相关的祭祀活动、民俗活动，在全球华人社会中一直兴盛不衰，延续至今，具有着强大且广泛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关公崇拜之所以能长久兴盛、广布各地，概括而言有以下六个方面原因。
一是史书中关公的真实人格魅力。正史《三国志》中，关公忠心耿耿，追随刘备，矢志不渝，贫贱不能移；义薄云天，恪守誓以共死的誓言，挂印封金，富贵不能淫；重视承诺，一诺千金，于万众军中刺杀颜良，威武不能屈；勤勉好学，喜读《左氏春秋传》，富有学养；善待士卒，恩信大行，有胆有识，单刀赴会，东吴震悚；英雄气概，神威盖世，刮骨疗毒，言笑自若；文韬武略，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勇而有义，北伐襄樊，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迁都；这些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关公事迹和为人品格，推动关公的道德人格照进人心，找到穿越时空、叩问心灵的最佳结合点。
二是文学艺术作品对关公形象的升华。关公的精神品格在汉之后即被用作勇将的代名词，宋时开始被用作忠义气节的代名词。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宋时“说三分”，元曲《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尤其元末明初《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广泛传播，对关公忠义形象深入人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版画、年画、门画、壁画、雕塑等使关公形象更加丰富饱满。京剧、昆曲、秦腔、晋剧、豫剧等剧种中，以关公为主角的传统剧目久演不衰，让关公故事在民间社会妇孺皆知。此外，关公还作为傩神的形象活跃在民间信俗的舞台。
三是历代统治者对关公的推崇褒封。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已出现当时名将以“关公”自比的实例。唐建中三年，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公等人。关公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徽宗崇宁元年封关公为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元朝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年间列为国家十庙之一。万历十八年封“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与孔子并称“武圣”，清朝历代皇帝对关公均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6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四是儒释道三教对关公的共同尊奉。儒家奉关公为“关夫子”、“武圣人”、“五文昌之一”的“文衡圣帝”。道教奉关公为“协天大帝”、“翊汉天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佛教奉关公为“伽蓝菩萨”、“护国明王佛”、“盖天古佛”。民间尊关公为战神、商神、财神等各种神祇于一身的“神上之神”。显示了关公在中华文化中的超然地位。
五是民间社会各行业对关公的财神、祖师爷崇拜。中国民间社会很久就有拜关帝能“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查冥司，招财进宝，佑护商贾”的说法。传统商人敬佩关公的忠义和信义，将关公视为发财致富的保护神、财神加以祭拜、供奉，传统商帮把关公精神作为商业经营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义取利、诚信经营，以此维护传统商业的道德秩序。军人、武师、金融业、典当业、运输业、美容业、教育业、厨业、命相业等行业也把关公当成行业神、祖师爷加以供奉，使得关公更成为多元化、全能型的神祇。
六是关帝庙、关公庙会对关公崇拜的传播。一座关帝庙、一场关公庙会，就是一方风土人情及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示；一尊关帝圣像，就是万千民众的道德追求和人格鼓舞；一句关帝保佑，就是人民祈福平安追求幸福美好的心理暗示和精神寄托。在中华大地上，大至都市，小至村落，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处处可见供奉威武神圣的关公像的场所、关庙，人们把兴建关庙、敬崇关公，作为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