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西应急管理厅官网消息，3月21日14点15分，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在梧州市藤县失联。据了解，目前确认的坠毁位置为藤县琅南镇莫埌村神塘表附近山林，海拔四五百米。
经民航局确认，该飞机已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
据光明网报道，3月21日下午，广西卫健委已组织12名重症、烧伤、骨外科、创伤等专家赶赴藤县开展医学救援工作。同时，梧州市卫健委已派出80多名医护人员、36部救护车赶到现场，在现场设立救护点，安排好一、二线救治医院，设立快速通道，并准备血液以及各类抢救物资和设备。
21日17时30分，广西梧州学院各个班级群收到通知，「现急需大量血液」。
得知是为坠机事故献血，18时许，学生们带着口罩，在献血车前排起长队。梧州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称，采血是为了「做好血液应急供应」。
66岁的罗传桂是广西爱新医疗紧急救援服务中心派往现场救援的领队，他接到通知后，他带队12人，在21日17时出发前往坠机地点。
21日晚上20时30分，罗传桂在距莫埌村10公里的塘步镇人民政府称：「目前社会救援力量正在待命，协调新的进山方案。」
「现在进不去，很多车和救援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去。」罗传桂说，他同组织的另一支救援队，从羊肠小道上山两三公里后，已折返，因为社会救援队伍太多，对当地地形不熟悉，造成了上山路的交通拥堵。据导航软件显示，当时，莫埌村附近苍硕高速公路有路段已标红，显示交通拥堵状态。
据央视新闻报道，广西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欧灵称：现场是三面环山的山坳，现场没有通电，进入山坳只有一条小路，大型救援装备上不去。经现场研判，为了保护现场，公安民警对整个现场进行布控，暂时不需要的救援力量后撤待命，现场保留消防、武警等应急分队开展工作。因为现场没有照明设施，可视度非常差，人员太多开展搜索，容易造成新的危险。
伤员的存活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失血程度、内脏损伤程度、救援的速度与程度
3月3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2021年全球商用航空安全指标数据，多个指标与与2020年和2017-2021五年平均值相比，有明显改善。
该数据显示，2021年每百万次飞行总事故发生率为1.01。也就是说，每99万次飞行发生事故的概率为1次。
2021年，国际航协运行安全审计（IOSA）认证的国际航协成员和航司未发生致命事故。
图：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
中国大陆上一次民航空难事故发生于2010年，「8·24 黑龙江伊春空难」。此后，中国民航保持了4227天的飞行安全记录，创造了中国民航历史上最好的安全业绩，也创造了世界民航历史上最好的持续安全飞行纪录。
该记录在过去12年里，一直连续是世界第一。
11年、超过一亿小时的平安飞行史，在3月21日终结。
「空难受损器官较多，坠落伤不仅会带来四肢的损伤，还有内脏损伤，往往很快就会导致伤员现场死亡。此外，飞机坠落以后往往会解体，而且有可能发生爆炸，导致伤员烧伤。烧伤不仅会加重伤员的病情，而且影响医生急救的判断。」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前任主委、同济大学灾难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刘中民对健康界表示。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西南分控中心教员张序等人在2013年发表论文称，飞机坠毁则绝大多数为机械性损伤，其中大多数可为多发性损伤，颅脑损伤可达80%到90%，胸、腹、四肢损伤均可发生。发生火灾时则合并烧伤、烟雾吸入伤，从而导致复合性损伤，受灾伤员死亡率高、伤残重。如果飞机爆炸，还可引起爆炸冲击伤。高空飞行时由于飞机密封舱失密，可引起减压伤。
「伤员的存活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失血程度、内脏损伤程度、抵达搜救现场的时间、现场救援的速度和程度，以及现场环境等。」刘中民说。
图：《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工作规范》
速度就是生命
空难是交通事故伤害中最特殊的意外伤害。时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副院长李彪在2003年发表论文称，飞行事故的突发性更强, 因为其事发地点、时间以及可能累及的人群更难以预料, 大多数时候，在事发地的现场抢救力量不足, 伤员多, 伤情严重复杂, 急救设施、设备简陋, 待所在地的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时, 宝贵的急救时间已失去。
刘中民也指出，一旦发生事故，飞机有时会坠落到没有人烟的山里，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间会很长，降低伤员存活几率。尤其是在天气偏冷的时候，低温可能会造成伤员迅速死亡。
「所以空难以后最重要的是搜救队员怎么迅速到达现场，这直接影响了伤员的存活几率。」刘中民强调。
据藤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工作人员于21日17时对媒体表示，医护人员已到达坠机地点附近，因地形复杂，救援车辆无法上山，只能步行前往。
降温降雨天气，也对救援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据@广西天气 21日21时预报：冷空气前锋预计将于21日晚后半夜开始影响广西藤县。预计藤县21日晚上到22日白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3月23日，大雨，局部有暴雨；3月24日，中雨，局部有大雨。
另一方面，作为第一支到达现场的救援队伍，消防救援与后续医疗支援的衔接，至关重要。
据报道，21日15时05分，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调派23辆消防车、117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救援。15时20分，广西总队启动应急预案，共调派南宁、柳州、玉林、贵港支队共40辆消防车、238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增援。
「我们目前还是以消防员为主要的救援力量，平时缺少和医疗系统配合、演练的合作机制。消防队员不懂医疗，更不具备抢救复杂创伤的能力。往往是消防员到了现场把人拉出来以后，但是因为缺少现场的救治和医疗评估，伤员实际上又损失了一些存活的机会。」刘中民直言，这是机制和体制上的缺憾。
刘中民认为，不仅仅是这次事件，很多灾难性事件中都能看到，消防队员一马当先，但医务人员缺乏和消防队员的配合，也缺少跨出医院、把急救场景往前延伸的机制。所以这往往会降低伤员存活率，特别是在空难事件中。
根据2011年起施行的《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CCAR-139-II-R1）（下文简称《规则》），在民航局的官方说明中第四条专门指出：「关于机场消防战斗员应当具有紧急救护技能问题。」
说明提到，涉及航空器失事的紧急事件，第一支响应力量是消防救援部门，因此消防战斗员往往是第一批接触遇难者的人员。而就大陆民用机场目前情况而言，除了少数大型枢纽机场外，大部分机场不具备完善的医疗救护条件，机场所在地的地方医疗救护人员又难以在最短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由此，伤员的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心脏复苏等紧急救护工作难以尽快实施，客观上会延误救治时间，因此，要求消防战斗员具有紧急救护技能，对最大限度的挽救遇难者的生命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几乎全世界机场的专职消防队员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紧急救护技能并取得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资格认证，而大陆尚缺乏相应的法规规章，在此情况下，也考虑到大陆的国情，《规则》第三章第十四条增加了本着“自救互救”人道主义原则，消防人员可对伤员实施紧急救护的条款。另外，在《规则》第五章第三十五条，也对包括机场专、兼职消防员的医疗救护技能提出了要求。
发生空难之后，对于幸存者来说，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是重中之重。南京市第一医院洪慧丽在总结1992年南京机场空难急救经验时，曾发表论文《大批空难伤员的急救护理》称，多发性创伤的休克发生率极高，急救的首要原则是争取时间，尽快在5到10分钟内为伤员建立静脉通路。它可为后续治疗赢得时机，并对提高多发性创伤的救治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同样在分析1992年南京机场空难急救经验时，南京市第一医院彭永德发表论文《附31例空难伤员的抢救体会》称，准确、迅速的外伤分类，在批量伤员救治中至关重要。准确的分类，可大大减少重复诊断，争取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
分类的目的，是在现场大量伤员和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来治疗尽量多的有存活机会的伤员。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急救中心刘宝林曾发表论文《空难时大批伤员的救治及心肺复苏的体会》称，搞好伤情分检，要在灾后的2～6小时内决定伤口的外科处理，如保存患肢，预防并发症。他援引法国研究称：如飞机上有幸存者，一般幸存者多于遇难者，伤员多为腹腔损伤，以及吸入 「一氧化碳」、 「氰化氢」而窒息。Ⅰ类伤为严重脑颅外伤，创伤性休克要给以生命支持，复苏后再送；Ⅱ类伤为骨折及大面积软组织挫裂伤，作好特殊预防，尽可能后送；Ⅲ类伤为等待治疗，缓送，伤员为不安全性流产、应激性高血压、糖尿病、臂上神经挫伤，不危及生命的均可缓送；Ⅳ类：死亡。
民航局在2019年发布的《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中规定，伤情识别标签分4级，分别为：
Ⅰ级：第一优先，立即救治，系挂红色标签；
Ⅱ级：第二优先，稍缓救治，系挂黄色标签；
Ⅲ级：第三优先，伤情观察，系挂绿色标签；
0 级：已死亡；系挂黑色标签。
《规范》中指出，机场应急救护现场组织是负责机场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救护工作的非常设组织，分为医疗指挥组、担架搬运组、检伤分类组、现场救治组、转运登记组、物资保障组、卫生防疫组等。
检伤分类组人员责任为负责现场的伤情检查分类，按要求填写和系挂伤情识别标签，进行必要的紧急医疗处置（例如：紧急气道开放、致命性大出血控制），救治组人员负责现场Ⅰ、Ⅱ、Ⅲ级伤员的紧急救治。
《规范》中提出，现场救治区均应设置标有机场应急救护行业标志和「现场救治区」字样白底红字标识旗。
具体来看：
Ⅰ级（立即救治区/红伤区和红色标识）。
Ⅱ级（稍缓救治区/黄伤区和黄色标识）。
红伤区、黄伤区区域设置在保证安全和便于展开的前提下，应当接近检伤分类区域，并且红伤区和黄伤区彼此应当适当接近，便于相互支援和设备共享。
Ⅲ级（伤情观察区/绿伤区和绿色标识）。
绿伤区在条件允许下，应当与红伤区、黄伤区保持一定距离，并便于秩序管控和快速疏散，以免对救援工作造成干扰。
0 级（尸体临时停放区/黑伤区和黑色标识）。
黑伤区应当设在远离救治区域、略下风向的位置。
「即使明知道到现场去没有生还者，那我们也得去，对社会有个交代。」北京急救中心资深专家贾大成对健康界坦言，他曾参与过一场空难的现场急救，当时是一辆直升机失控坠落，无人生还。
3月21日，广西藤县公安局民警在坠机现场周边搜救（手机照片）。新华社发（广西藤县公安局供图）
空难发生后如何救援？
「航空领域在安全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这有点像我们总是等死亡人数达到一定高值时，才引起公共意识或采取行政措施一样。」曾创造水上完美迫降「哈德逊河奇迹」的英雄机长切斯利·萨伦伯格在其著作《最高职责》如此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空难，速度超过一切的同时，救治方法也同样重要。
贾大成介绍道，空难后产生的伤害处理更为复杂，且更为严重，要携带足够的救援装备，包括氧气、呼吸机、止血设备等。此外，伤员可能面临大出血的状况，还需要输血、止血包扎、固定、休克处理、对症处理等，先确定是颅脑损伤还是脊柱损伤、骨折等，再对症治疗。
对于空难应急救援医疗团队的配置，刘中民指出，至少需要2个外科医生（创伤外科和具备心脏外科手术能力的医生各一位）、1位麻醉师和3-4位护士，组成一个急救小组。通常一个急救小组只能承担1-2个伤员的救治。
急救时要突出重点。「在处理火器爆炸伤伤口时，尤其怀疑有重要血管损伤时，切不可轻易拔除异物，否则可能引起大出血而危及生命。我们曾处理胸区爆炸伤1例，在麻醉及手术器械尚未到位时，因轻易拔除胸区金属异物，导致伤口大量出血而死亡。」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沈开金等人曾在论文《爆炸伤、空难伤225例组织急救及管理对策》中论述麻醉医生的重要性。
刘宝林曾发表论文称，如在抢救半径大于1500米，半小时不能到达指定医院，必须开通静脉通路，给予抗休克感染，同时监测实行 「R．P．V．O」 （ 呼吸、脉搏、静脉通道、小手术）。再实行「运」、 「救」 结合，坚持4原则：
1、先救命、 后治伤；
2、先重后轻；
3、救命第一、肢体 第二；
4、伤情稳定后再送。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卫生保健分部米新曾参加1994年「6·6」空难人员的紧急救护，了解有关部门对飞机残骸的采样、 毒理学分析定性及法医解剖尸体的经过，举行过有医院、航空医师等参加的救治经验研讨会。「6·6」空难发生在一架由西安至广州的民航，机上160人全部遇难。
在2013年发表的《民航空难人员 160例的灾害医学分析》一文中，米新曾提出，「6·6」空难的民航在空中解体后 , 突然或遇到瞬间3到4秒钟上升、 下降气流而发生强烈颠簸 , 造成乘客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受伤 , 伤者情况错综复杂, 涉及的问题广泛。多发创伤病变迅速, 造成死亡率高, 并发症多 , 给抢救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所以, 在人员救治中,伤员的后送与医院的选择要根据伤情决定, 盲目地见伤员即送 , 有可能造成途中死亡。 「6·6」空难3名特别危重的伤员 , 在抢救后送过程中死亡的说法, 有关部门鉴定也对此有证实。
张序等人也在论文中指出，现场伤情分类决定了治疗和运送的次序，要坚决克服一些指挥人员那种在事故现场「抬了就走，快送医院，迅速清理现场」的错误指导思想。所有伤员应标有医务人员熟悉的标识，以便对重点伤员实施特殊处理护送，生命体征不稳定的伤员，不能轻易运送。
除了受灾人员和家属，救援人员也需要心理辅导
「应注意灾难性事故中存活者心理反应变化，在空难事件中均有患者出现「负罪感」、「恐惧感」和「无名的愤怒」。」刘宝林在论文中提及，空难发生后，必须配合进行心理诱导工作，给存活者一个「安全保护」。注意不要召开聚集性的座谈会、追悼会，以避免悲伤情绪的传染，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对健康界表示，重大灾难属于突发意外事件，无论是受灾人员、救援人员还是受灾人员的家属，内心都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需要心理医生进行心理急救、危机干预的工作。
梁红说，医疗急救是保障受灾者的生命安全。而心理急救是协助救援，为受灾群众能提供安全保障、有安身之所和心理支持，这样才更有助于救援的持续，也有利于伤员慢慢地从受灾状态中恢复。她强调，特别是面对突发的重大灾难造成的心理恐慌和情绪问题，心理医生能起到安抚和预防的作用，减少日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
健康界注意到，21日，广西卫健委在派出医护人员的同时，也组织了广西各地首批心理专家50余人陆续赶往现场。
此外，广东卫健委组织的4名专家也于21日驱车赶赴广西梧州藤县支援。4名专家中有2人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理科2人。
发生空难后，幸存者最容易发生「创伤应急障碍」。
对于该类患者，不管是视觉上、思维上，甚至是听觉上，会经常回顾空难发生的场景。且这样的回忆不受控制，强制植入大脑。
对此，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对健康界表示，对于突发的灾难，心理医生首先要对灾难幸存者、亲历者、目击者脱离现场进行安抚，然后给他以陪伴，稳定情绪，让他们首先获得安全感。
「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灾难的发生客观上难以扭转，给上述人群一些发泄空间，是有必要的。适当发泄即可，如果发泄过多过深，反而不利于情绪的稳定，强化悲痛情绪。」贾福军表示，如果有丰富的心理援助资源，那么医生陪伴也是不错的，因为医生更权威、全面。
应上级部门要求，贾福军派出了心理科两名医生赴广西现场支援。贾福军建议，要给灾难幸存者、亲历者传递一些积极的信息，因为有些人在不安的情况下，会想要获得他人关心的信息。如果信息不到位，他会焦虑。
这时，心理医生或者志愿者、家属需要了解被辅导对象最关心什么，并为他寻求相应的社会资源来帮助他。比如提供热线电话，生活必须品，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无助的，有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陪伴他，这样他就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
与普通心理疾病患者不同的是，发生空难后，每个人应对能力、心理素质的不一致，就需要对其分门别类。
「比如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甚至否认灾难事件的发生。」贾福军说，这就是最严重的群体，需要在心理辅导之外再给予医学干预，需要药物治疗、住院等。
贾福军说，心理辅导流程因人而异，如果他是个现场目击者，或者受伤的话，一般要跟踪三个月以上。「早期治疗过程必须在专业人员引导下进行，以免失控，因为有些心理治疗有可能让他回忆，这种回忆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了，反而是强化了。这种回忆肯定是有限的，时间越长，就越不需要去回忆。」
中国空难医疗救援的短板在哪？
4227天的中国民航飞行安全记录，今日清零。
在中国，空难虽然发生频率低但影响巨大，在这12年中，民航局发布了多项应急预案的管理办法，是保证空难低发的重要原因。
「大陆在应急救援方面有加强，但在空难救援方面，仍有很多不足。」刘中民认为，空难往往发生在边远偏僻地区，目前还缺少航空救援的工具、手段以及深山搜救队伍。特别是对高山地区的救援，还缺乏经验和相应装备。
在他看来，如何在短时间迅速动员力量奔赴救灾现场，仍是中国的短板。这反映出日常备灾措施不够完善，救援队伍的训练不充分，毕竟，娴熟、专业的救援队伍，才能提高坠机伤员的存活率。
刘中民指出，从省到大型地级市，都应该有建立一个备灾医院，在灾难时迅速具备救灾服务的能力，比如物资储备、床位腾空（50张-100张床位），能够满足批量伤员的诊断和抢救的能力。
「特别是公立医院普遍缺乏建设备灾医院的意识，一旦遇到灾难性事件，很多公立医院都措手不及。不仅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方面，我们对备灾医院的概念、建设上，还远远无法达到应对突发事件的要求。」刘中民说。
来源：健康界
撰文：赵洋 王丹丹 和星星 袁冰清
监制：郑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