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不认命
1905年10月14日我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一百里金井镇的一个封建家庭。当时已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家人靠祖父死后分到的五百担田(每年收人租谷五百担)生活,日子比较富裕。但好景不长,我出生后没有几年,我们家就走下坡路了。
我们家住的房子很大,是周围有名的所谓“谈经书屋”。听说我们家祖辈都是读书、做官之人,是道地的书香门第。我父亲是一个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生活悠闲懒散,思想迂阔、守旧。 他清末中过举人,旧学底子很厚,八股文做得不错,还写得一手好字。早先,他到湖北应试,湖北的一个知府很赏识他的文章,就把自己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我的母亲。本来,他可以谋个官职,不巧碰上我的祖 母去世,丁忧三年,错过了机会。辛亥革命后,彻底打破了他做官的美梦, 他深感怀才不遇,因而迁怒于时势。他特别恨孙中山先生,贬薄地直呼之为“孙大炮”。他经常无名地发牢骚,对一切新事物都看不惯,就是死死守住旧的封建传统的一套。
幸而我还有个知书达理、善良开明的母亲。她生在官宦人家,读了好多书,人也聪明能干。但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三从四德的封建戒律束缚 了她,使她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无法自立。在家靠她父亲养活,一切听命于父亲。结婚以后,又要 靠丈夫养活,侍候丈夫,生儿育女。我想,妈妈真可惜,我不能像妈妈这样一辈子束缚在家庭里,我要自立。
要自立就要读书,这个道理,是在我渐渐长大以后接受了姐姐的教训才明白的。姐姐比我大六岁,是个心气比较高的女孩子。她很喜欢读书，家里请塾师教哥哥他们读四书五经,她便悄悄地跟着学。后来好容易乡下的隐居职业学校文科班读了两年书。这时父亲做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姓朱的地主家的少爷。于是,父亲便不让她再上学,要她在家“待嫁”。不久,这个少爷患了严重的肺病,便要我姐姐去冲喜,就把姐姐送过去了。不到一年,姐夫去世,姐姐便成了寡妇。可怜当时我姐姐才21岁。姐姐心里一直抑郁不欢,常常对我诉说不读书的痛苦,鼓励我努力争取读书。她说:“女孩子只有读书,谋个职业,才能自立。”姐姐的悲惨命运,姐姐的话语,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看着三个哥哥,一个个都上学读书,挺神气、挺有学问似的,很羡慕。然而父亲还常常生气,说他们不用功、没出息,甚至动手打他们。有时父亲气得脸发紫、手发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无力再打他们了,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啊。”我想这是父亲非常非常痛心的表现。每当这时,全家人静悄悄的,连大气都不出。我暗暗下决心,我上学读书一定刻苦用功,不让父亲生气。
然而,父亲压根儿就没有想让我去读书。我长到了七八岁,父亲没有说让我去读书,长到十岁了,也不提让我读书的事。我再也耐不住了,一次次地去求母亲。母亲经不住我七磨八缠,硬着头皮去问父亲。没想到 父亲一句话就把母亲噎了回去:“女娃儿,读的么子书?再说,家里哪有许多闲钱?”
父亲说的话里有一点是实情,我们家的经济确实日趋困难了。在我7岁以后,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出世,大哥、二哥都结婚娶妻且接连生育了子女。几个哥哥都在念书,没有一个能赚钱的,家庭人口又逐年增加,光靠田地的收入就逐渐不敷支出了。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农村经济破产,更影响了家庭的收入。于是开始向人借债,到不能再借时便变卖田地。家里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但是,生活再艰难,父亲还是要哥哥弟弟们上学,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不管他们多么调皮,打都要把他们打成个读书人。我很不服气,为什么我那么渴望读书,父亲却不肯给我一次机会呢?我与姐姐谈,姐姐怨愤地说:“指望儿子们顶立门户,振兴家业呢。女孩子长大嫁了人,就如同泼出去的水。让女孩子读书,爹认为赔钱,不合算。”我找母亲求助,母亲一向是心疼我的,我不肯学“女红”(针线活),母亲就迁就我。我提出要上学,母亲内心是支持我的。但她无能为力,只能用“这就是命,女人的命”这样的话来劝诫我。我想,为什么女人就命中注定不能同男子一样读书?姐姐的悲剧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决不认这个命,决不任命运摆 布。我要读书,我一定要读书!然而,我的呼声,我的愿望,父亲全然不理睬。我伤心哭泣,毫无办法。
正当绝望时,机会却悄悄地来了。我的弟弟已慢慢长大,到了启蒙读书的年龄。但弟弟要去读书的学堂离家有二里来路,路上有河塘有粪池, 弟弟淘气贪玩,万一掉下去可不得了。于是父亲想到了我,他发话了: “就让毛子(我的小名)陪送弟弟去学堂。看好弟弟,不要出事情!”于是, 我成了陪读生。
我先后陪两个弟弟读书,到十四五岁了,还在初小泡着。1920年,为了躲避军阀混战带来的兵灾,我们全家迁到了长沙城内。城里过日子开销大,喝水都要用钱买。弟弟也都长大了,上学用不到我陪了。我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我这个陪读生就当不成了。
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父亲不让我再读书,我感到十分委屈。我不服,我要抗争。
我成天伤心落泪,茶饭不思。母亲心疼了,去向父亲说情,父亲不理不眯。母亲又去辗转托人,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让我去上的学校,那就是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这是一所专门技能学校,姐姐就曾在这里学过绘画、刺绣。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刺绣如果售出,还能分到两三元钱。但这个学校的文化课程比普通学校浅得多,远远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
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以后,我偷偷地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我想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花不了几个钱就能读上高小,父亲总不会反对吧!没想到竟又触犯了他的尊严。父亲是不允许儿女违背他的意志的。我为了读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他麻烦,现在居然瞒着他去考学校 他知道后大发脾气,坚决不同意我上一女师附小。
我又气愤又伤心,整夜失眠,人一下子瘦了许多。母亲心疼极了,同父亲又说不通,只得央求亲戚们帮忙。亲戚们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 一个女孩儿家能有这样的志气和才学,很不容易。他们来劝我父亲：郑杰 (这是父亲为我起的学名)书读得这样出色,将来再考取女子师范.用不了几个铜钿,培养一个女秀才,还能找个职业挣钱,这也算是名利双收的事。更何况,我们这种书香世家,女孩子精通文墨,也是很风雅的事。
此时已是20年代初期,民国时代的社会风尚毕竟要比清朝开化—些了。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女子学校,进洋学堂读书也已成为有 钱人家或书香门第的一种时尚了。
亲戚们纷纷来说情,使父亲的心理稍稍平衡了些。他们讲的道理,他听了也有点动心,总算勉勉强强地点了头。
就这样,我终于争到了正式读书的权利,抽班上了一女师附小的五年级。
我十分珍惜这好容易争取得来的上学机会,拼命用功,在班上考试成绩总在前五名。
这一段的读书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父亲同意我上附小读书时有一个条件,就是读“跑学”(即走读),不住校。这样不用缴住宿费,在家吃饭比缴伙食费在学校吃也省得多。但学校离家远，中午回家赶不及会影响决学习。我不敢向父亲要钱,硬是饿肚子。每次中午下课,同学们纷纷拥出教室,有的去买饭吃,有的也不过是用两三个铜板买个烧饼或用一两个钢板买块霉豆腐就当作午饭了。在有钱人家的孩子看来,这简直是无法想像的苦日子。但我,连这样的饭食都无法享用。十五六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我却几乎天天挨饿,怎么能不影响健康成长呢。
时间久了,我常常饿饭的情况,让同学们知道了。有的同学佩服我的苦学精神,对我更友好、更亲近了。但也有些势利眼,常常流露出瞧不起 我的神态。我一方面感到受了侮辱,一方面更下定决心,要在学习上让这 些“绣花枕头”望尘莫及。
这种艰苦的学习生活,对我也是个磨炼。我变得比一般的女孩更喜欢观察周围的世界,更喜欢想各种问题。在我每天回家的路上,常看到黄包车夫拉着人匆匆地向前奔着。他们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患着病,仍气喘吁吁地跑着,更让人目不忍睹。我想,他们 一定不胜负担,为什么还要勉强支撑着拉车呢?因为他们要养家煳口,家中病弱的妻儿正等着他带回些钱活命呢!能挣上些钱还算是万幸,有时 碰上兵痞、流氓,白吃辛苦不算,还会挨打受骂,遭受皮肉之苦。
黄包车夫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有一次写自由命题的作文时,我自然地想到了《黄包车夫》这个题目。这次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 扬。老师说我这篇作文的写作角度独特、立意深刻,还说:郑杰有了一双会观察的眼睛,会思考的脑袋,能从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提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人是这样的不平等?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师,特别是国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他们知识丰富,思想进步,我很爱听他们的课。他们讲过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历史,岳飞、文天祥的民族气节,都深深地教育了我。我暗暗地下决心,将来我也要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作为的人。
那时,我心中还有一个对谁都不敢吐露的秘密:我希望以后能上大学,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才能。记得有一年暑假,一个东南大学的学生到我们学校度假,他向我们介绍了大学生活。他说他是个勤工俭学的学生, 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听了他的话,我对大学更心向往之。但一想到自己的境况,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我只能把这个愿望深深地埋在心里。
每当想到未来的前途和出路,我心里就担忧。小学毕业后升学又是一道难关。我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商量,翻报纸看招生广告,希望能找到一所收费低廉、适合我们的学校。有一天,我正坐在一棵树下捧着书出神,忽然我的好友沈智跑来,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有一个叫徐特立的先生刚从法国回到长沙,创办了一所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正在招生呢!这个学校不收学费。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我当然要去试试。虽然离高小毕业还差一年,我还是去报名投考。我怕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发榜那天,沈智和我偷偷地赶去看榜,我们两人的名字赫然写在榜上。而且我还排在第五名。我们高兴极了!末了,沈智还不无自嘲地说:没想到你这个跳级生跑到我前面去了。
但当我走回家时,有些发愁了,父亲会允许吗?我提心吊胆地去求母亲帮助。母亲总是站在我一边的,她立即去说服父亲。这次没有费多少周折,父亲同意了。大概经过几次较量,父亲知道我脾气倔强,读书意志坚定,再反对又会带来一系列麻烦。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让我进这种学校 经济上是合算的。因为学校不收学费,一年伙食费五六十元,虽然要增加一些负担,但四年毕业以后,就可以当教员,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接济家里。而且我对父亲说:姐姐出嫁家里花了八百元嫁妆钱。将来我出嫁,不要嫁妆,不花家里一分钱。父亲细细一算账,觉得培养我这个女儿上学不吃亏。我想,这是促使他同意我上学的主要因素。
我抱着读书自立的思想跨进了长沙女师。我发现这所学校的空气与过去读过的几所学校大不相同。徐特立先生创办长沙女子师范的目的, 就是给有志的女青年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使她们也和男子一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一进学校,徐特立校长就对我们讲:你们是女子,但和男子 一样、是大写的“人”。孙中山先生主张男女平等。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和男子一样,有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其他的一切权利。不过,封建势力不准许给你们权利,所以,还要靠你们自己去奋斗,去争取。我和老师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听了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无限激动,庆幸自己走进了一片新天地。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具有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学校作风民主,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他有一个独特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优点或缺点,他常用诗或警句、格言的形式写在办公室前廊的黑板上,用以表扬或提醒。在五卅运动前后,我们经常上街集会游行、宣传演讲,他曾在黑板上写过这样两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又提醒我们不要荒疏学业。徐校长还亲自教我们历史课,联系史实,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的情感。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受反动当局迫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 法进行营救。
徐校长聘请了一批进步青年来长沙女师任教。他们大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其中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陈章甫、罗学 瓒、廖锡瑞等。他们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课堂讲授还是课外交谈,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中国的历史讲起,讲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探讨中国的出路。我接受了这种思想的灌输,又目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从参加学生运动开始,逐步走进了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