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20年第2期
转自：浙大译学馆
摘 要：《猴》是众多《西游记》英译本中在西方传播最为广泛的版本，对西方人了解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原则为基础，通过调整使其适应翻译研究的需要，建立理论框架；以雷丁大学的特色馆藏（University of Reading, Special Collections）“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中《猴》的相关出版资料为主要的数据来源，还原20世纪40年代初《猴》译本的生产过程。描述并讨论翻译《猴》的各个生产阶段、参与其中的翻译行动者，以及这些行动者们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际翻译活动中如何行动并建立联系。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翻译生产；亚瑟·韦利；《西游记》；《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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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指导，以雷丁大学的特色馆藏（University of Reading, Special Collections）“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为数据来源，对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西游记》英译本《猴：中国名间传说》（Monkey: A Folk-Tale of China, 下文简称《猴》）的生产过程作描述性研究，旨在考察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适用性、探索译本的生产阶段、发掘参与《猴》的生产的翻译行动者[1]，以及他们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际翻译活动中如何行动并建立联系。
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因为它对研究微观的翻译活动的实际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点也是Buzelin（2005），Chesterman （2006）和Tyulenev（2014）等翻译学者们所赞同的；而且对它的运用目前为止并不多见，仍有待发展。《西游记》的译本很多，其中也不乏公认的优秀译本。选择《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猴》虽然不是最忠实的译本，但无疑是最成功的——韦利的译本在英国深受喜爱，仅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就在1942年至1965年间重印过六次（参见Johns 1988）。《猴》最初由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在英国出版；而后由John Day公司在美国出版上市，同样广受欢迎；同时，其英国译本被再度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印度土语等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二是因为，在众多《西游记》的译本中，只有《猴》拥有足够的、详细记载了译本生产过程的史料可供研究之用。三是因为，虽然有不少对《猴》译本的研究，但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对其生产过程的研究。选择做生产过程的描述性研究还因为，笔者赞同Toury的观点，即任何翻译研究，若不了解译本产生的社会环境、实际条件及其生产过程，很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的臆想”（“a mere mental exercise leading nowhere”）（Toury 2012：22）。Bogic（2010）的研究就很好地证明了在不了解翻译的生产过程的情况下盲目批评译本和译者有可能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公平的。
1.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文献梳理与现状分析
与同属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其他两大理论，即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以及卢曼的社会系统论（Wolf 2007）相比，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翻译活动的现状并不尽人意。截至目前，国内外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翻译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并不多。外国学者有Hélène Buzelin （2005，2006，2007a，2007b）、Andrew Chesterman （2006）、Francis R.Jones （2009）、Anna Bogic （2010）、Esmaeil Haddadian-Moghaddam （2012）、Kristiina Abdallah （2012）、Sarah Eardley-Weaver （2014）、Tom Boll （2016）以及Jeremy Munday （2016）等。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稍晚。相关学者包括黄德先（2006）、孙宁宁（2010）、汪宝荣（ 2014，2017）等。
以上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Chesterman（2006: 21-23）试探性地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可用于探索翻译活动在现实中的操作；Buzelin（2005）和黄德先（2006）从理论层面介绍行动者网络理论并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第二种研究做理论解释、指引或铺垫。第二种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以特定的翻译项目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数据，进而完成对翻译生产过程的研究。Buzelin（2006，2007a，2007b）首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翻译生产过程。之后的研究大多属于此种类型，如Bogic (2010)，Haddadian-Moghaddam （2012），Boll（2016），Munday（2016），以及汪宝荣 （2014，2017）。
本研究与其他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区别。首先，本研究带有实证性质，属于上述第二类研究。其次，本研究选择韦利英译本《猴》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特定译本的生产过程。这与上述研究中的Bogic（2010）和汪宝荣（2014）的研究角度相似。然而，与Bogic（2010）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不仅仅局限于讨论译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尽可能还原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各个翻译项目的参与者如何互动（包括冲突与合作），从而完成译本的生产与传播。本研究与汪宝荣（2014）的研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汪宝荣与Buzelin、Haddadian-Moghaddam一样，试图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社会实践论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而本文作者对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否能与社会实践论结合仍然持保留态度，因此只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最后，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本文作者与Bogic（2010）、Boll（2016）和Munday（2016）一样，从档案馆历史文献中筛选相关材料，同时，也采取了互联网搜索、相关文献搜集等方法。
2.行动者网络理论简介
行动者网络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John Law等社会学家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建立。Callon（1986a, 1986b）、Latour （1987, 1988, 1999, 2007）和Law（1986a, 1986b, 1992）等社会学家都介绍和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之前介绍的翻译学者们也引进了部分重要的概念，如行动者、网络、黑箱等。本文暂不对行动者网络理论作全面的介绍，只聚焦于介绍其中构成本文理论框架的部分。
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由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行动者的概念组成。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社会是在各色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网络系统；行动者们以其行动不停地协调并重新协调相互关系、定义并重新定义身份（Callon 1986a），从而塑造并重新塑造社会（Latour 2007），而不是相反，由无所不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或社会结构限定行动者及其行动、关系及定义。这决定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关注变化发展、不确定性和异质性（ibid.）而非固定静止、确定性、和同一性。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所有的变化、不确定性和异质性都能由行动者来体现和产生。这就不难理解，为何Latour提出研究者应“紧随行动者”，描述他（它）们如何用行动构建社会网络（2007:12,62 etc.）。因此，“行动者”（actor）这一概念尤为重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认为“行动者”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Callon 1986a; Latour 1988, 2007）。目前，学者们对于“行动者”的定义仍比较宽泛，如Latour（2007: 71）指出，判断某主体，人或非人，是否是“行动者”要看他（它）们是否改变了情势的发展或改变了其他主体的行动，以及相关变化是否可测可查。几乎没有学者对“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下过明确的定义。这也许和学者们仍在寻找并确认更多的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agency）、不愿对行动者作出具体限定、不愿影响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有关。
缺少明确的定义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可能让研究边界不清。在本研究中，如何确定相关行动者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在译本生产的过程中，译者韦利（Arthur Waley）和出版商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2]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依靠通信保持联系。每一次通信，除了两位通信人，还需要许多人和非人（送信人、邮政车等）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这些人和非人保证了译者和出版商之间的沟通与决策，确实对译本的顺利产出有贡献，且他（它）们的行动是可查的，信件就是证据，那么，这些人和非人是不是翻译生产中的行动者呢？如果是的话，恐怕还应包括生产纸张、印刷机、颜料、打印机等物品的工人。这样一来，行动者的数量几乎可以呈指数增长，社会网络可以无限延伸，而翻译网络早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可见，理解翻译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固然重要，分清翻译网络与邮政网络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界限也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应该回到对此次翻译生产的行动者的定义中来。
因此，在Latour“行动者”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再提出一个标准，即本研究中，翻译生产行动者只包括那些直接与翻译项目相关的行动者 （Luo 2018, 2020）。在此，“直接相关”是指直接参与或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这样一来，在上述的例子中，译者和出版商直接参与且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属于此翻译网络的行动者；而送信人和邮政车只是间接参与、间接作用于译本的生产，不属于此翻译网络的行动者。明确了“行动者”的定义以后，跟随行动者来描述翻译网络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此外，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笔者以Callon（1986a: 200-201）的“三原则”和Latour（1987: 258）的“研究方法准则”为基础，提出本研究所要遵循的研究准则：（1）本研究重在分析翻译行动者在具体的、实际的社会条件下采取何种行动来生产特定的译本，而不是译本本身或是某个宽泛的社会或文化背景如何影响译本的产生；（2）本文作者不应对翻译项目的发展，翻译行动者的数量、种类、行为以及建立联系的方式等做任何预设。
3.英译《西游记》韦利版在英国的诞生
由于文献资料对于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依据的描述性研究极为关键，因此有必要先对本文的文献资料作系统的简介。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雷丁大学的特色馆藏“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构成。该馆藏资料中与韦利译本《猴》相关的资料包括两百多封书信以及一些合同和少部分便笺。这些资料涉及众多此翻译项目中的行动者，主要包括出版商斯坦利·昂温、负责印刷与生产的戴维·昂温（David Unwin）、译者亚瑟·韦利、封面设计者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以及印刷工人、装订工人等其他生产者。这些资料极其详尽地记载了1941年至1966年约25年间，多个版本的《猴》及其重印版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本文截取1941年9月至1942年7月这一时间段，详细描述并分析最初版《猴》的生产过程。另一部分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译本《猴》（包括序和译作的护封）、出版商昂温的自传及其关于出版行业的著作、译者及有关译者的文章著作等。这一部分资料作为第一部分资料的补充，为之提供更多素材和证据支持。简言之，本文主要根据翻译项目参与者的书信往来还原《猴》的生产过程，并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其他文献作补充说明。
3.1 自由且独立的翻译空间
本文作者认为，在《西游记》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韦利一直享有自由且独立的翻译空间。翻译《西游记》以及使用何种翻译策略都是韦利独立作出的决定和考量。首先，斯坦利·昂温并未委托韦利翻译《西游记》,是韦利自行翻译《西游记》一书，在翻译接近尾声时，才向斯坦利·昂温提出出版事宜；译者完成译稿后，交付后出版商以寻求出版机会。此前，斯坦利·昂温并不知道韦利在做《西游记》的翻译，甚至不知道有《西游记》这部中国名著。这一点从斯坦利·昂温给韦利的回信中可以推断[3]。斯坦利·昂温曾表示，为了提高效率，应由作者（或译者）向出版社提交完整的稿件，再由出版社相关人员审稿（Unwin 1995: 9-10）。相较于由其他方指派翻译任务，韦利本人也倾向于译者应该自行选择原文。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中，他曾经表示，自由选择原文有助于保持译者对翻译的使命感和激情（Waley 1970: 162-163）。
其次，韦利并非出版社中的一员，翻译《西游记》并不是韦利的全职工作。《猴》的整个生产过程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韦利作为一名新闻审查官，供职于英国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也就是说，韦利在翻译过程中是独立于出版社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出版社并未对翻译文本产生实质影响。此外，斯坦利·昂温在阅读完韦利的译稿后，十分满意，直接提出出版意向，除校对外，并未要求对译稿做特殊的改动[4]。
在朋友眼中，韦利是一位安静的、独立的、超然的学者，经常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研究（Simon 1967，Lewis 1970， Sitwell 1970，Quennell 1970）。据瓦尔特·罗宾逊（Walter Robinson）回忆，韦利写作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时，会带着文稿和最简单的工具，独自在花园工作（Robinson 1967: 61）。韦利习惯于独立的、自由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习惯也必然影响了《西游记》的翻译过程。
韦利在《猴》的序中清楚地解释了自己为何决定翻译《西游记》，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以及为何采取此种翻译策略。韦利（1965: 9-10）认为《西游记》是一部荒诞、幽默、又不失深刻的文学作品，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是难得的经典；而之前的译本要么是摘译（“extracts”）和节译（“abridgments”），要么是松散的意译（“very loose paraphrase”），要么有误译（“very inaccurate account”），这让重译《西游记》变得十分必要。根据韦利自述，《猴》选取了原文的三十个章节，剔除所选章节中的大部分诗词，对其余内容，尤其是会话和口语进行了细致的翻译[5]（ibid.）。
总而言之，笔者搜集的所有文献材料中并未显示任何人或部门要求韦利对译稿进行特定的修改。从选择翻译《西游记》、如何翻译、到如何修改译稿，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策都是译者独立做出的。这与Bogic的研究案例中，译者在英译 Le Deuxième Sexe（《第二性》）时，受到编辑和出版商的影响与制约而导致译文与原文差别较大的情况截然不同（参见Bogic 2010）。
3.2 迅速发起的翻译项目
在韦利还未完成译稿以前，斯坦利·昂温就曾表示自己对《西游记》的翻译进展“极为感兴趣”[6]。在收到韦利译稿后的短短两周内，斯坦利·昂温完成了译稿审读，并立刻写信给韦利，在信中直接提出了有关出版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韦利那里获得出版《猴》的授权，二是确定译本将以什么形式出版[7]。
韦利曾与斯坦利·昂温有过多次合作。从1919年起直到出版《猴》之前的二十多年间，韦利大概出版过28部著作，其中有一半都是由斯坦利·昂温的出版公司出版的（参见Johns 1988）。了解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斯坦利·昂温可以根据以往双方约定的条件来拟写出版社与韦利之间的合同[8]。从合同起草到签订完成取得韦利授权，斯坦利·昂温只用了十日。
与取得出版译本的授权相比，确定译本的出版形式要难得多。尽管在现有的文献并没有显示斯坦利·昂温是否详细制订了《猴》的出版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他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出版环境以及政策对译本生产的限制。斯坦利·昂温为如何将如此美轮美奂、荒诞幽默的译本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伤脑筋。当时正值二战，资源短缺已给出版商制造了很多难题，加上英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限制出版业的政策（Holman 2008），这使得生产精美的译本难上加难。为此，斯坦利·昂温约韦利详谈，并在不久后接受了戴维·昂温的意见，决定放弃使用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西游记》插画，另找一名中国的艺术家专门设计韦利的译本。然而，关于译本形式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猴》的设计与生产中来。[9]
3.3 精心构思的译本设计以及译文校对
斯坦利·昂温请韦利推荐一位中国艺术家来为《猴》设计护封与扉页。当时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家中，韦利只认识蒋彝，况且韦利并不喜欢他的作品。于是，韦利借机推荐了英国艺术家格兰特。一方面，韦利希望格兰特可以在设计中自由发挥想象；另一方面，作为韦利的朋友，格兰特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要价[10]。
斯坦利·昂温立刻写信邀请格兰特，在信中大致说明了情况，并附上了韦利描述译本大致内容的一段话。韦利也在同一时间写信邀请格兰特为译本做设计。格兰特接受了两人的邀请，答应按当时出版业的市场价设计《猴》的护封和扉页[11]。
在顺利地雇佣格兰特为设计师以后，斯坦利·昂温似乎将余下的生产工作交给了出版社的生产部。主管生产部的戴维·昂温负责译本的排版和印刷。他认为《猴》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不仅需要漂亮精美的封面，还需要专门为译本重新设计排版。在1941年十一月中旬之前，戴维·昂温就已准备好了两套排版设计，一套是平常的设计，另一套是新的设计，并寄给韦利征求意见[12]。
大概一个月以后，生产部陆续给韦利寄去校样，供其校对使用[13]。紧接着又给格兰特寄去所有的校样供其了解故事，同时交代了一些除设计图案以外的其他要求，如护封和扉页的尺寸，可供使用的颜色种类等[14]。
韦利在1942年一月下旬就已完成了校对工作。他致信给斯坦利·昂温询问格兰特的设计进展。此前，斯坦利·昂温并未给格兰特任何时间上的限制。得知韦利完成校对后，戴维·昂温立刻催促格兰特，希望可以先拿到扉页设计。格兰特许诺下周一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设计工作，但是他在交出设计前必须先征求韦利的意见[15]。
尽管格兰特很快完成了设计原稿，设计阶段还远未结束。出版社需要将这些设计原稿转化（参与者们称之为“再生产”）成印刷时直接使用的最终样稿。这个“再生产”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谓一波三折。在原稿的改动、封面布和样稿颜色的选择以及样稿的生产方法上都发生过反覆。以下的讨论聚焦护封原稿的两次改动。
第一次改动是出版商提出的。斯坦利·昂温和戴维·昂温都对格兰特的设计原稿很满意。但考虑到《猴》的特殊性，他们希望护封上猴的图案首尾调转，如此一来，猴的头部与书的正面一致，猴的尾部以及书名和译者等信息转移到了书的背面（Wu 1965）。格兰特对自己原来的设计做了简单的解释——书的正面先出现猴的尾巴符合书中国猴（孙悟空）反叛的性格，但仍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出版商[16]。
以当时的技术来说，按护封的设计原稿制作样稿并非易事。负责雕刻模板的人私自改动原稿，重画了格兰特的设计，导致产出的样稿中图案被简化。这次的简化与第一次图案的首位调换相比有了更大的实质上的改变。格兰特认为简化后的图案与他原来的设计不符，因此不愿意使用简化后的图案。尽管急切想要尽快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出版社也在查清事实原委后，决定放弃简化的样稿，再按原稿制作新的样稿。经过多方的努力，护封的新样稿终于在4月底完成。这意味着使用新样稿进行印刷比使用简化样稿印刷晚了约两个月[17]。
3.4 延迟出版：译本的印刷与装订
此次译本印刷的进展较为顺利，并没有像1943年底第四版《猴》印刷时，出现因缺纸而导致延迟出版的情况。尽管如此，在译本装订阶段，由于装订工人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出版社仍不得不将出版日期由原定的7月9日推迟至7月23日。所幸出版社并没有因为延迟出版日期而遭受损失，反而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库存和供应，且有可能让《猴》在出版时就有相关书评发表从而起到宣传效果[18]。
总而言之，《猴》的生产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文本[19]翻译（<[20] 1941.10）、翻译项目发起（1941.10-11）、译本设计（1941.11-1942.5）、文本校对（1941.12.18-1942.1.21）、译本印刷（1942.5-6）、以及译本装订（1942.6-7）[21]。在翻译阶段[22]，译者韦利将《西游记》英译成《猴》。在项目发起阶段，出版商斯坦利·昂温评估并决定是否出版《猴》，并策划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让译本引人瞩目。在译本设计阶段，艺术家格兰特设计了《猴》的护封和扉页；负责印刷的戴维·昂温专门为《猴》设计排版。在设计的同时，译者独立且高效地完成了校对。最后，印刷工和装订工印刷译本所有的单页和封面，并装订成书。从整体上来看，以上六个阶段依次发生。但是校对阶段耗时较短，设计阶段耗时较长，因此，校对阶段在时间上完全与设计阶段重合，并且晚于设计阶段开始，早于设计阶段结束。（见图1）
图1：《猴》的生产过程六阶段及主要人类行动者
4.结 语
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逻辑、相关概念以及研究准则构建了翻译生产过程描述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对《西游记》韦利英译本《猴》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1）与很多经典的翻译不同，《西游记》是由译者自行选择、独立翻译的，用译者自己的话说，这样的方式让他对翻译充满兴趣和激情，更能保证翻译质量。（2）最为重要的行动者，即译者和出版商，都对译本的设计极为关注。译本设计可以说是生产阶段中最为困难和曲折的行动，涉及的行动者复杂，利益冲突多，消耗的时间是生产过程中最长的。（3）译本的生产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例如，原稿被私自简化，装订处不再供应设计师原先选则的淡紫色封面布等。这些因素不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编织、更新着翻译生产的网络，也不断改变并最后塑造了译本的面貌。（4）《猴》的生产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有不同的行动者协作达成特定的目的。（5）除了译者和出版商以外，翻译行动者还包括设计者、设计模板的雕刻者、印刷工人、装订工人等等，每位行动者都会对译本的生产和译本本身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且依前所述，这些影响在不少情况下是难以预测的。总之，翻译并不仅仅是译者完成翻译工作、出版商生产译本那么简单，其他行动者（如设计者和模板雕刻者）及其相关行动对译本生产过程与结果的影响，都不应该被忽视，否则不论是对翻译活动还是对译本本身的研究，都是片面的。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描述翻译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目的，而是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准备。例如，各个翻译行动者之间如何协调各自利益关系（interests），通过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共同完成《猴》的出版；翻译行动者的行为及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如何影响其自身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与身份；非人类行动者在《猴》的生产过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行动，它们的有何种能动性，对其他行动者、译本的生产以及译本本身有何影响等问题都亟待讨论。笔者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展示以上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更多的翻译研究同仁能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翻译个案。只有积累大量的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翻译活动研究的共同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编号：留金发[2013]3009）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 释
1. 因篇幅所限，文中所指“参与者”仅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指的“人类行动者”。笔者在专著（Translation as Actor-Networking）、博士论文（A Lierary Translation as a Translation Project）和另一篇期刊文章（Visiting elements thought to be ‘inactive’: non-human actors in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Journey to the West）中对非人类行动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2. 全文凡涉及斯坦利·昂温和戴维·昂温之处皆称呼全名，以示区分。
3. 斯坦利•昂温1941年9月25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4.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5.有趣的是，《西游记》是韦利翻译的唯一一部中国小说。韦利擅长中诗英译，在翻译《西游记》之前，韦利已是有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主要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经典作品包括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和The Book of Songs（1937）等（参见Johns 1988）。
6.斯坦利•昂温1941年9月25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7.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8.同上。
9.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22日、31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0.斯坦利•昂温1941年10月31日致韦利的信,以及韦利1941年11月3日致斯坦利•昂温的回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1．斯坦利•昂温1941年11月7日及11月9日与格兰特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12/19）。
12. 戴维•昂温1941年11月14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3. 生产部1941年12月18，19，24，30日致韦利的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27/7）。
14. 戴维•昂温1942年1月1，4，6日与格兰特的通信 （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5. 参见1942年1月20日至23日韦利与斯坦利•昂温，戴维•昂温与格兰特之间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54/4,UoR AUC 138/5）。
16. 参见1942年1月28日，2月1日戴维•昂温与格兰特的通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7. 参见生产部1942年3月3日致格兰特的信，格兰特1942年2月26日致戴维•昂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38/5）。
18. 参见韦利1943年12月22，23日致斯坦利•昂温的信；戴维•昂温1942年7月3日致韦利的信（Records of George Allen & Unwin Ltd.,UoR AUC 181/1, UoR AUC 154/4）。
19.文本与译本在文中的意义不同。文本指代译本的文字内容；译本包括译文文本及其副文本，强调其本身的完整性。
20.符号<在文中表示“至少”或 “在（某一特定时间段）以前”。
21.对于译本的印刷与装订阶段的记录并不多，也并无确定的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或日期。文中对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是根据《猴》的出版时间及其变动的前因后果推断的。
22.此翻译项目还包括了另外两个阶段：市场营销（<1942.9，<1943.2，<1944.4，<1946.7）和译本传播（<1942.1-1966）。由于篇幅限制，且译本的营销与传播并不直接对其生产过程产生影响，本文对这两个阶段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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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雯雁
，现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9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社会学、翻译史、译者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