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的成长之路和决策过程

要了解美国精英的成长之路和决策过程，就绕不开这六个人：Averell Harriman、Robert Lovett、Dean Acheson、John McCloy、George Kennan、Charles Bohlen。这六个人，从童年和学生时代开始，到早年投身华尔街和在政府中任职，他们的一生都息息相关。在二战后期和二战后，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为美国安排了世界性的角色。40年代末，他们构思了遏制理论，并建立了一系列联盟，而这些联盟后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础。

这六个人是朋友，他们以担任公职为荣，在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出任公职间游刃有余，他们成为所谓美国权势集团的化身。当然，也可看出，美国那时候旋转门就转得很溜了。

他们都是坚定的资本主义者，都信奉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他们有些人的金融资本遍布全球。他们主张以经济政策作为外交权力的杠杆。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极权政治策略有由衷的反感，因而急于防止其蔓延。

他们谋求遏制的是苏联扩大其势力范围和统治版图，认为苏联是仇外的和不断扩张的。他们的想法是，世界其他各国理所应当地要实行西方人所享有的民主资本主义、自由的价值观和经济贸易。他们对苏联的看法就像一个商人看待他的竞争者，让步和姑息不会换来亲善，但达成一项包括在互利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现实的临时安排却是可能的。为了兜售他们关于美国在战后世界应起的作用的想法，他们有意识地夸大了他们所看到的的威胁。他们习惯于使用商人的巧妙手腕。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接任总统。哈里曼是时任驻苏大师，凯南是大使馆参赞。洛维特（Robert Lovett）是助理陆军部长。洛维特和哈里曼原先是华尔街的合伙人。查尔斯·波伦是白宫和国务院的联络员。从此，这六人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六个人的简历：

Harriman 哈里曼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创始人的儿子，他的童年是安然无忧的。哈里曼属于典型的富豪子弟，出身富豪家庭和格罗顿的学历帮了他的忙，使他轻而易举地加入了耶鲁大学的“骷髅社”。他属于深受祖荫庇护的那种人，耶鲁一年级他就被指派担任青年俱乐部的委员，这个组织是他父亲建立的。二年级时，他公开赠送了一万英亩地给纽约州作为公园用地，并捐赠了100万美元。四年级时，他当选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第一次参加会议时，他腋下夹的是心理学的教科书。哈里曼在耶鲁最大的兴趣是划船队，划船队在耶鲁是非常受关注的。哈里曼被允准当了一年级划船队的教练，并被准予到牛津大学待六个星期学习英国的划船技术。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宣战，之后美国接到了英国大批的造船订单，哈里曼购进了费城附近的切斯特造船公司，准备扩大产能。他在赢得政府的建造40艘货船的合同后，组建了商船建造公司。哈里曼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成立了自己的航运公司和商业银行。然后以支持“新政”的进步实业家身份加入政府，被罗斯福总统委以“特使”身份派去同丘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从此开始了巡回外交家的生涯。由于他通常佯装昏昏欲睡的样子，但随时有可能凶猛的扑过来，他得到了“鳄鱼”的外号。他第一次去俄国是1899年，那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他在苏联拥有大量商业利益。

Lovett 洛维特是哈里曼的发小，父亲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员工，是老哈里曼的左膀右臂，后来当上了董事长。洛维特的童年是安然无忧的。洛维特没有体育天赋，但有歌唱、舞蹈和戏剧天赋。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和哈里曼一起加入了骷髅会。在厌倦了耶鲁的学习和社交生活之后，他同十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海军后援飞行队耶鲁支队”，开始了他和空军的结缘。1917年洛维特的支队被派去与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部队执行任务，他策划和领导了对一个德国潜艇基地的集中地和连续地夜袭计划，因为他注意到，85%的德国潜艇常在同一时间呆在船坞里。他在战争中活了下来。这段经历使他对空中力量的使用形成了一些明确的思想，对他之后推动组建战略空军轰炸能力影响很大。战后，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他同意去哈佛法学院一试，但第二年，他就转到了哈佛商学院，因为他发现法律和法学院都很烦人。他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董事，并在华尔街经商。大萧条开始后，他和哈里曼设法把哈里曼出资的银行和他任合伙人的布朗兄弟公司出资的银行合并。然后到华盛顿出任助理陆军部长，其行事方式仍和在华尔街时一样，谨慎的躲在幕后。在美国进入战略空军强国的时代方面，他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在冷战最初的摊牌较量期间，他作为副国务卿，是国务院的主要经办官员。后来他任国防部长。

McCloy 麦克洛伊是个费城的穷孩子出身，6岁丧父，但他有一位坚强、能干、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成功人士的母亲。他母亲费尽心机的让儿子去接手良好的教育，并鼓励儿子通过打工扩大接触面，因此他很早就给夫人们做家教而接触富豪之家。他在中学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是“与高手比赛”的理念和习惯，这在现在叫成长性思维。打工生涯让他学会倾听、尊重和与各种人相处。这一点是他日后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关键，他有能力使每一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认为是自己在表达意见，由于他擅长不让别人有麻烦，所以“可信赖的人”成为他的代名词。由于他善于听取意见，用不着吵吵闹闹的争论就能引导大家做出决定，因此麦克洛伊被认为是绝顶聪明的人。麦克洛伊的学习和运动都很强，并且在中学中养成了一项少有的终生习惯——自己同自己进行“读书辩论”：就某一专题选择不同观点的书，同时阅读。他如愿进入哈佛法学院，中间他短暂地参加过一战。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了华尔街，因为那里与高手竞争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他曾多次谢绝担任内阁职务，宁愿选择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平民”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哈佛法学院的经历使他登堂入室，成为他所敬仰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一员，并在后来成为这一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毕业后成为华尔街的律师，以此获取了美国大亨们的信任。他和洛维特都被德高望重的史汀生所罗致，帮助其管理陆军部。1951年，麦克洛伊 John McCloy作为驻德国的最高行政文官，更为关心的是使德国强大到能够抵抗苏联。麦克洛伊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和驻德国高级专员，又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麦克洛伊是美国社会结构中最有特点的一个典型：美国的上层社会接纳的不仅仅是出身于该阶层的，而且也会接纳那些渴望接受上层社会培养的能人。

注：史汀生，美国政治家和华尔街律师，曾任塔夫脱总统的陆军部长和罗斯福总统的陆军部长，胡佛总统的国务卿。

艾奇逊：艾奇逊出身中产之家，在当时的精英学校格罗顿预科毕业后，毕业那年夏季，年轻的艾奇逊去铁路工程队做了一个夏天的工，这份工作磨练了艾奇逊的性格。耶鲁大学一年级就被哈里曼招入新生划船队做教练，哈里曼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耶鲁之后他进入哈佛法学院，在那里，他认识到吊儿郎当地学习是不行的，开始在知识方面发愤图强。艾奇逊专心致志地学习法律，培养出了逻辑思维强、分析力精确地能力，懂得了“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做出的决定都是分析事实、艰苦论证事实的结果。” 他在青年时就建立了高于常人的洞察：法律的演变是调整社会的经济和哲学力量的镜子；当这些力量改变时，各项法律也应改变。这类似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洞察。哈佛法学院一位教授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艾奇逊影响很大。在弗兰克福特的教导下，艾奇逊对法律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艾奇逊甚至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也产生了好奇心。他被选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理事。离开哈佛大学后，艾奇逊入伍海军，但很快战争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一天，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请弗兰克福特给他介绍了一个聪明机智地学法律的学生，当他的办事员。弗兰克福特推荐了艾奇逊。艾奇逊在这事上显示了他的精明，他请弗兰克福特帮他澄清这个机会带给他的职业发展道路。之后艾奇逊离开了新英格兰，前往华盛顿开始了新的生活。在给布兰代斯做了两年办事员，其实是私人秘书后，艾奇逊经布兰代斯介绍进华盛顿的“柯文顿·柏林和鲁布利”律师事务所，服务长达12年之久，这期间，他依靠布兰代斯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服务了摩根集团，并投身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通过摩根财团，他结识了杜鲁门，与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45年杜鲁门出任总统时把艾奇逊视为自己的亲信。

乔治·凯南：幼年丧母，父亲是个税务律师，继母对她并不好，可以说，凯南没有从他父亲和继母那里得到多少爱。凯南是个怕羞的孩子，家庭资产和社会地位都属中等。凯南小时候常生小病，性格比较忧郁，进取心不强。他基本上是由他的三个姐姐抚养大的。凯南热爱读书，每逢假日，就躲在家里阁楼的小屋里，一本本地阅读书架上的旧书。他的英语很好，但数学和自然科学不行，显然他是一个文科生。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天堂的这一边》影响了他，使他决心上普林斯顿，闯入这个权利和成名的世界。当时美国进入新的竞争时代，好的大学教育就像出身和预科学校一样，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开始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是美国阶梯上的重要一级。凯南和麦克洛伊一样，一生都醉心于他心目中的美国精英。但凯南又和麦克洛伊不一样，他对入选美国的精英阶层怀有复杂的矛盾情感。他说他喜欢当个局外人，但重要的是当个里面的局外人。可能是他幼年的家庭环境使他成为一个不太合群的人。

波伦：奇普·波伦毕业于圣保罗，1923年入学哈佛法学院。波伦最擅长的是交朋友。由于阅读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波伦对布尔什维克试验的热情和力量所激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波伦对当律师和去华尔街没有兴趣，认为那是“一种不适宜的束缚形式”。毕业时，他无所适从，就去做了水手，游历了中国东北（当时的满洲）和加尔各答。回国后，一位亲戚安排他去见助理国务卿威廉·卡斯尔，这次谈话使他最终决定成为一名外交家。

美国权势集团：

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55年的一篇描述统治英国的一群有权势的人物时首先使“权势集团”这个词家喻户晓。那个时代，权势集团的关键人物是麦克洛伊，尽管他是个费城的穷孩子出身，并多次谢绝担任内阁职务，宁愿选择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平民”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哈佛法学院的经历使他登堂入室，成为他所敬仰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一员，并在后来成为这一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毕业后成为华尔街的律师，以此获取了美国大亨们的信任。他和洛维特都被德高望重的史汀生所罗致，帮助其管理陆军部。麦克洛伊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和驻德国高级专员，又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这个权势集团的传统在20世纪的再现最初是从国际派一伙人开始的，他们在凡尔赛会议上充当伍德罗·威尔逊的非正式智囊团，回国后就组建了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个系统的创始人是伊莱休·鲁特，他是麦金莱总统的陆军部长和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史汀生把鲁特视为师表，而史汀生后来成为麦克洛伊和洛维特等人的导师。

美国总统及其三个最高内阁职位：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都和美国垄断财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美国，华尔街合伙人出任国防部长是有传统的。美国国务卿是国务院重要角色，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和枢纽。国务卿会通过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从中可以判断国务卿的外交重心，即哪里是关系到美国重要利益的。大使馆是美国在外国的情报机构和眼线。

美国智囊、权势集团与有关朝鲜的决策：

根据书中内容，可以从美国的角度做一点历史的还原与分析。我的还原和分析主要基于美国当时的主要决策者的史料。首先，美国对北朝鲜攻打南朝鲜是毫无准备，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朝鲜半岛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也因为情报工作完全失灵。当时，中央情报局的规模仍很小，组织机构不健全。彼时，主要决策者和影响人是艾奇逊为代表的新一代权势集团。他们大多是国际派，彼时的国际派是欧洲派，或者叫大西洋派，主张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历史习惯，在国际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建立了美国二战后的国际地位和主要国际联盟和组织。他们认为朝鲜是苏联的代理人，这一“侵略”就像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东北（满洲）侵略的重演，是通向世界大战的一个预警信号。美国当时的心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使盟友感到失望，损害美国的威信，并诱惑苏联采取进一步的冒险行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不用武力无法阻止北朝鲜，而这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做到。他认为，在挑战面前，不能后退，因为这会大大损害美国的威望和力量，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刻，关键决策者的个性对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1950年6月24日是个周六，战争突然爆发。周日美国即做出参战决定。据艾奇逊事后说，做出参战决定的原因是为了拯救欧洲的盟友。当时，临时作战指挥室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务卿艾奇逊，不是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也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将军。当时，意见非常统一，美国必须干预，把南朝鲜从共产党人手中拯救出来。由于当时要求干预的声音非常强烈，美国政府获得了全力的支持，以至于都没有在国会通过决议或宣战。国务卿艾奇逊建议杜鲁门不必寻求国会的批准，他劝说时间是决定因素，而政府彼时不应该陷入听证会或闲谈中。这既为几个月后美国在朝鲜的战事陷入不利时国会猛烈抨击这是“杜鲁门的战争”播下了种子，也为美国总统后来在越南战争上行使权力创造了不好的先例。6天后，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国军队开进朝鲜。

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北朝鲜军队迅速被击溃。10月3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而艾奇逊认为这只是中国的恐吓，这是美国政府最重大的战略判断失误。

美国人整个的决策过程，都没有把中国作为独立的一方来考虑，而是把中国放在苏联的阴影下来考虑的。1950年8月，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美国参战的目的的文件要求越过三八线，该文件认为，中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存在，但不是很大”。而当时，只有一个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清醒，他就是冷战的设计者——乔治·凯南。凯南告诫人们存在的危险，并提出了通过使中国进联合国而分裂苏联和中国的建议，这实际上是20几年后美国尼克松主动接触中国的缘起。

美国在朝鲜遭受的重大失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书中再次佐证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历史重大事件的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是会产生全球重大连带作用的——这往往以一种超出当事人想象的形式发生和演进。例如，朝鲜这一重大事件促成了欧洲的自立。

那么，今天俄乌冲突是否会促成欧洲的自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