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有过“闪电式”婚史的小人物蒋竹山，历来为论者们所不齿。
崇评本眉批讥他是个“无真本事人，往往讨此没趣。”[1]
今之不少学者骂他是个花言巧语自取其辱的骗子，甚至斥之为“一地道无耻流氓”，“道德伦理丧失殆尽的无耻之徒”[2]。这类评说未免言过其实。
其一，蒋竹山出身太医，医好了李瓶儿的病，足见其有一定的医术；他说话文绉绉的，“一团谦恭”，礼节周全，可谓社会底层小知识分子。
其二，作者固然说他“极是轻浮狂诈”，但他并非江湖骗子，仅仅是生性轻狂、做事不稳重、喜欢耍点小聪明而已，他攻击西门庆的一席话句句属实，贬低胡鬼嘴儿的医术也差九不离十，谈不上造谣中伤，居心恶毒。
其三，他年不满三十，“人物飘逸”，而又孤单一人，在李瓶儿精神空虚、渴望男人疼爱之际，他“怀觊觎之心”，乘虚而入赘李家，实属世俗男女好色之常情，亦谈不上卑劣无耻，且入赘之后百般讨好李瓶儿，足见其几分真情和善解人意的一面。
万历本
然而，处事轻浮、不知世道深浅的蒋竹山终于尝到了婚姻的苦果，入赘两个月之后便横遭西门庆陷害毒打，紧接着又被李瓶儿扫地出门，落得个哭哭啼啼、忍痛含羞而去的尴尬境地。
蒋竹山被打被弃看上去是其不知天高地厚的轻薄行为所致，实则是一曲社会悲剧。
《金瓶梅》诞生之初，晚明学术界就指明其借说宋人宋事以骂现世生活的创作宗旨，沈德符说它是“指斥时事”之作[3]，廿公说它“盖有所刺也”[4]，谢肇浙说它“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5]。
清人张竹坡承继此说，说《金瓶梅》写当代历史，“纯是一部史公文字”[6]。
今之学者黄霖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它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7]。
诚然，《金瓶梅》借《水浒传》中宋人武松杀嫂故事做引子，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形形色色。
蒋竹山的故事在小说中固然只是过渡性的，但透过其短暂而不幸的婚姻悲剧，不难看到晚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乱象与罪恶。
一、奸商欺行霸市，流氓横行无忌
明王朝自正德、嘉靖年间开始，社会经济逐步进入了转型期，明初以来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旺，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在思想领域，“王学”兴隆，“好货好色”的思潮畅行天下，对于物质财货占有欲的充分肯定，更大大激发了商贾经商的积极性，城镇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财富满满的商人扬眉吐气，很快成为众所瞩目、令人艳羡的时代宠儿。
尽管晚明社会在政治体制上依然是封建专制，但就经济形态而言，无疑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已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的农耕观念正日渐淡薄。
然而，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缺乏远见卓识与科学管控，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步入健康规范的轨道，官商勾结、奸商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等等畸形现象极其严重，造成金钱财货高度集中于贪官、奸商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普通百姓生活艰辛。
《金瓶梅》连环画
在《金瓶梅》所描述的蒋竹山的婚姻悲剧中，表明上看是蒋竹山乘隙夺走了西门庆所爱的女人而遭到西门庆的打击报复, 实际上是因为蒋竹山与西门庆展开了清河地界药材市场的竞争。
当西门庆听到李瓶儿帮助蒋竹山“开个大生药铺，里边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柜，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热闹”的消息之后，气得直跺脚，叫道：“苦哉！你嫁别人，我也不恼，如何嫁那矮忘八？他有什么起解？”
足见西门庆并不在意李瓶儿的移情别嫁，他气恼的是他所看不起的蒋竹山居然也开起了生药铺做生意。
如果这段关于西门庆最初反应的描写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不妨再回味一下他后来在潘金莲和李瓶儿面前所说的话：
“若嫁了别人我到罢了，那蒋太医，贼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来？他有什么起解，招他进去，与他本钱，教他在我眼面前开铺子，大剌剌的做买卖”；
“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忘八有什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跟前，要撑我的买卖？”
我们不难看到“大剌剌的做买卖”、“在我跟前撑我的买卖”才是西门庆恼怒李瓶儿、陷害蒋竹山的最根本原因，在女人和商业利润的天平上，利润才是第一位，得来容易的女人只能居其次。
在作者笔下，西门庆可谓集奸商、贪官、淫棍、黑社会老大于一身，这个形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商人同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西门庆打压蒋竹山时尚未发迹做官，但他足以把持官府、驱使社会恶势力为他服务。
蒋竹山开生药铺，客观上与他形成了争市竞利的局面，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于是两个流氓地痞——草里蛇鲁华、过街鼠张胜便被叫到跟前吩咐了一番，之后他们便精心设计、底气十足地去敲诈蒋竹山，借机将其痛打一顿，将其生药铺打得稀烂。
地方保甲将闹事者押送提刑院，那里早已与西门庆串通一气，于是，可怜的蒋竹山又被痛打“三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打得两腿剌八着”，还被提刑院责令立刻还钱，否则就“带回衙门收监”。
一场无中生有的借钱案闹下来，无辜者惨遭毒打，被扫地出门，横行不法的流氓无赖却得到了奖赏，而幕后策划者则洋洋得意地炫耀道：
“我实对你说吧，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计，教那厮疾走无门！”
《金瓶梅词话》序
西门庆所为是典型的欺行霸市，严重破坏了商业公平竞争原则，是一种阻碍市场经济良性循环的不法行为。
但是，这种倚强凌弱、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欺行霸市的畸形现象在晚明社会转型期是普遍存在的，而官府又往往同那些奸商沆瀣一气，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
所以，小人物蒋竹山试图在奸商西门庆的地界上开生药铺做生意的想法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二、社会物欲滔天，人情淡薄如水
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转型和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狂热地追求纵欲与奢靡。
对此明人多有述及，如周玺《垂光集·论治化疏》云：“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8]
张翰《松窗梦语·风俗》云：“人情以放荡为快, 世风以侈糜相高, 虽逾制犯禁, 不知忌也。”[9]
可见，晚明社会普遍崇尚放荡纵欲和浮华，世人甚至不惜借贷也要维持高消费的生活。
造成晚明奢侈风习的盛行，除了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这个物质基础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一是晚明最高统治者恣情纵欲直接引发了世风的奢靡和放荡。
自正德王朝伊始至南明覆亡，几乎所有的明朝皇帝都以恣情放纵著称，尤其是嘉靖世宗、万历神宗等皇帝更是纵欲的“楷模”。
明世宗笃信道教邪说，重用大批江湖道士，迷恋房中采补之术。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被臣下直指“酒色财气”为其四病。毫无疑问，最高统治者的放荡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纵情逸乐之风的昌兴。
二是王学左派的矫枉过正对晚明世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初推行程朱理学，大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对正常的人性欲望进行野蛮的压制和扭曲。
晚明时期李贽等大批“王学左派”思想家和文学家，高举“以情反理”的大旗，充分肯定世俗人欲，大力张扬个性，主张文学书写物欲、写性爱。
这种反理学思潮固然有利于人们的思想和个性解放，为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然而，人欲的张扬必须有度，否则社会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晚明思想界、文艺界掀起的“人性解放思潮”在客观上犯了矫枉过正之弊，对晚明社会放荡世风的盛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尽管学术界对于晚明逸乐世风形成的原因有诸多歧义，但晚明社会侈靡相竞, 人欲横流, 纷纷以纵欲和寻求刺激为风流, 则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这种浓烈的享乐主义思想的笼罩下，从上到下、从男到女常常表现出精神空虚、举止轻佻、欲望滔天的情形，社会道德良知、责任心、人性美、情感美荡然无存，许多历史学家将晚明称为“堕落时代”，主要基于当时社会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性的历程 · 从上古到隋唐》
《金瓶梅》因为描写了大量激情纵欲的场面以及男女对于性生活的狂热追求而遭到正统文人的诟病，其实这正是晚明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反映。
从普通人蒋竹山和李瓶儿的故事中分明能感受到晚明物欲横流、情义淡薄如水的世道人心。
身为郎中的蒋竹山，本应专心医病，不该对病人有非分之想，不料他“因见妇人生有姿色”，便“怀觊觎之心”，不断以言语“挑之”，使李瓶儿逐步上钩。
很显然，蒋竹山追求李瓶儿，不是基于彼此情投意合，而是对于美色肉欲的贪求。自然，他为他的轻佻行为付出了代价。
李瓶儿更是一个有欲寡情的典型人物。
她最初是梁中书侍妾, 但因梁夫人生性嫉妒，她被赶到“外边书房内住”，自然得不到性的满足。
梁中书死后，李瓶儿嫁给了花太监侄儿花子虚为正妻, 但花子虚对她兴趣不大，二人关系淡薄，常常分室住寝。
从花太监任广南镇守时携带侄媳“住了半年有余”、又送若干淫器给李瓶儿的情况看，花太监和李瓶儿之间应存在着一种暖昧关系。
花太监死后，李瓶儿结识了西门庆，在偷情中她得到了极大的性满足。
于是，一心想着西门庆，在花子虚重病期间她表现得冷漠无情，巴不得花子虚早一天死去，花子虚死后，她迫不及待地要求做西门庆的小妾，赠物送钱，一再催促西门庆娶她，毫无一个女性的羞怯。
不料西门庆因突然牵涉到权奸亲党大案而闭门不出，拒绝与任何人相见，弄得李瓶儿度日如年，朝思暮盼，“茶饭顿减，精神恍惚”，不几天便“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许多读者和学者认为李瓶儿为西门庆而憔悴而害病，多少显示了几分爱情，其实不然，如果李瓶儿对西门庆有真感情，断然不会急不可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饥不择食地嫁给了蒋竹山，她完全可以耐心多等待些时日以获知西门庆的消息。
与“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西门庆相较，下层士人蒋竹山对于女性更有安全感，他言语谦恭，对李瓶儿言听计从，不失为一个能过日子的合格丈夫，从此角度讲，李瓶儿很难说嫁错了人。
然而，在人欲滔天的世道里，欲望的满足比家庭安全感更令人看重。
小说第十九回写道：
“却说李瓶儿招赞了蒋竹山，约二月光景。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买了些景东人事、美女相思套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生僧恶。反被妇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烂，丢吊了。又说：‘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镴枪头，死忘八！’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于是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不许他进房。”
原来李瓶儿厌恶蒋竹山，不是因为蒋竹山不顾家、不体贴她，也不是嫌弃蒋竹山赚钱少日子过不下去，而是因为蒋竹山是个性无能者，根本满足不了她强烈的欲望。
这种性爱不和谐的夫妻生活，对于“欲女”李瓶儿而言，“即使西门庆不来插手，也难以长久维持下去”[10]。
李瓶儿对于“性福”的追求本不足怪，完全可以理解。但她对待本无大过错的丈夫蒋竹山的恶劣态度则令人心寒。
蒋竹山被西门庆诬陷毒打之后，再三哭着甚至“直蹶儿跪在地下”向李瓶儿求救，不料李瓶儿表现得非常冷酷，不惟不庇护和全力支持患难中的丈夫（她极不情愿地拿出三十两银子打发敲诈者，同时也是为了摆脱蒋竹山），反而“哆在脸上骂”，“哪里容他住”，“即时催他搬去，两个就开交了。
临出门，妇人还使冯妈妈舀了一盆水，赶着泼去，说道：‘喜得冤家离眼睛。’”刻薄的语言、恶俗的举止充分表现了李瓶儿道德良知的缺失。
李瓶儿这个形象颇具代表性，她算不上大恶之人，只是无数欲望主宰灵魂者中的一员。
张竹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瓶儿“良心廉耻倶无”[11]。
然而，良心廉耻倶无的又岂止是李瓶儿？在欲望滚滚如潮、享乐至上的晚明世界里，道德柔情淡如白水，同情宽容稀若雪莲，虚弱的男人如蒋竹山辈岂能在“欲女”们那里获得美满的婚姻？
三、国家司法腐败，公道正义不存
在制造蒋竹山婚姻悲剧的过程中，一个物件充当了特殊的“帮凶”，那就是金钱。
人类创造的金钱，无灵无性无知无欲，却有着巨大的能量与无边的魔力，在畸形社会里尤为举足轻重。
对此，西晋文人鲁褒在《钱神论》中早有高论：
“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12]
鲁褒一反儒家传统观念，认为决定一个人的贫富、祸福、成败甚至生死的是金钱，不是命运，钱足以改变命运，有钱使得鬼推磨。
《钱神论》
一部《金瓶梅》，处处展现出晚明商品经济时代金钱万能的巨大魔力，“新兴的商人正凭着诱人的金钱，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13]。
主人公西门庆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他深深懂得金钱的奥妙：
有了钱，就可以修盖房舍、花园；
有了钱，就可以享用绫罗绸缎山珍海味；
有了钱，就可以让女人们艳羡不已而主动投怀送抱；
有了钱，就可以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有了钱，就可以把持官府颐指气使，甚至可以戴上官帽耀武扬威。
总之，只要有钱就可以你想要的一切。
小说第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口出狂言道：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 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要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
这个胆大妄为而精明的富贵商人广做善事是假，用钱开道拼命谋取个人私利是真。
《金瓶梅》插图
在蒋竹山的婚姻悲剧中，作者生动展现了西门庆如何雇佣打手、如何勾结官府玩弄法律、如何陷害摆布弱者使其要死不活的全过程。
那天西门庆携厚礼“与夏提刑做生日”，吃罢酒回家途中遇见“鸡窃狗盗之徒”鲁华和张胜，便叫住他们“附耳低言”，拿出“四五两碎银子”做酬劳让他们去摆布蒋竹山，事成之后还有重谢，两位毫无是非观念的流氓无赖便立刻向西门庆表示“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西门庆回家对爱妾潘金莲洋洋自得地说：“你道蒋太医开了生药铺，到明日，管情教他脸上开果子铺出来！”
果然，鲁华、张胜伪造借据，百般威逼蒋竹山还债，蒋竹山不认，他们便大打出手，“把鼻子打歪在一边”，“仰八叉跌了一交”，“架上药材撒了一街”。受冤屈的蒋竹山嚷着要去见官，满心指望官府秉公处理。
不料，“早有人把这件事报与西门庆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这里又拿帖子对夏大人说了。”
于是，夏提刑拍案大怒道：“现有保人、借票，还这等抵赖！看这厮咬文嚼字模样，就像个赖債的。”
不由分说命令手下将虚弱不堪的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真如西门庆所说“开果子铺”了，可怜的蒋竹山恐怕至死还弄不明白提刑院夏老爷为什么不查“借票”真假就立刻定案的奥妙。
《金瓶梅》述及的“山东提刑院”，即“山东提刑所”。
提刑院是封建时代掌管刑狱的机构，其主官宋代为“提点刑狱”（简称“提刑”），明代为“提刑按察使”，是省一级的司法监察机关，负责监督一省所辖府州县司法审判活动。
胡世凯先生认为《金瓶梅》中的山东提刑院“审级在府以下，与县相当”[14]。
小说写的机构名称带有随意性，不必较真核实，但“提刑院”代表着一级司法机关是不成问题的。
法律乃是国家最高机器，威严神圣，司法机关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然而，作者笔下的“山东提刑院”，从不秉公执法，认真办案。
西门庆多次打点和操控提刑院，主官夏提刑贪其财货，甘愿与西门庆相互勾通，凡事按其旨意办案。
在莫须有的蒋竹山借债案中，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指责西门庆，说一句公道话，更没有一个司法官员出来劝阻夏提刑，以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
在这里“借票”的真假在这里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门大官人的金钱财物。广大读者伤心地看到一级司法机关——山东提刑院如何置国法于不顾、如何惩办弱小良善、如何包庇强徒恶类的精彩表演。
晚明司法腐败、社会公道正义不存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亦不难感受到晚明贪腐之风对广大下层民众所犯下的深重罪恶，小人物蒋竹山的不幸遭遇正是无数下层百姓生活处境的真实反映。
更怵目惊心的是，《金瓶梅》所展现的世界，上至中央省院，下至州府县衙，无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当朝右相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便大笔一挥将西门庆从奸党亲信名单中一笔勾销。
当朝太师蔡京见西门庆再三送来丰厚的生日礼物，便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职位送给了西门庆，使其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场中人。
后来身为执法者的西门庆，因杀人犯苗青送来一千两贿银，便私放了杀人凶手。诸如此类贪赃枉法的事件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国家法律和权力机关完全沦为金钱的奴才。
当全社会贪腐成风、国家法律完全沦为金钱的奴才之后，则岂能逃脱败亡的命运？
《金瓶梅》第30回写了一段总括性的话语：
“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北宋末年，天下骚动，王朝摇摇欲坠而终至于覆灭，难道不正是上下贪腐享乐朝野徇私枉法种下的祸根吗？足见小说作者有感而发，晚明社会颓败的民风使之焦虑不安。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诞生数十年之后，贪腐奢华将明王朝弄得国库枯竭，连起码的国防开支都拿不出来，终于在无可奈何中走向灭亡，作者悲哀的亡国预感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对于《金瓶梅》，今天的读者决不可当做一部艳情小说来读，应将它视为一部生动的晚明社会腐败史，小人物蒋竹山的悲剧，既是个人悲剧，更是典型的社会悲剧。
对于社会转型和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而言，《金瓶梅》的历史启示意义是沉重而珍贵的：
如果一味强调经济发展、一味追求金钱利润，而忽略道德正义的传承，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忽略国家法制的建设，那么，国家振兴、经济繁荣、百姓安康的大好局面注定不会长久。
注 释：
[1]无名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2]刘晓林《明代社会的一面多棱镜》，《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4]廿公《金瓶梅跋》，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5]谢肇浙《金瓶梅跋》，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6]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7]黄霖《说金瓶梅》，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页。
[8]周玺《垂光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册，第272页。
[9]张翰《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页。
[10]载湘、苏石《李瓶儿之追求与幻灭》，《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1]张竹坡《金瓶梅回评》，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6页。
[12]鲁褒《钱神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7页。
[13]袁行霈主编、黄霖执笔《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14]胡世凯《〈金瓶梅〉中法律制度丛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6期。
文章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