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裡有過“閃電式”婚史的小人物蔣竹山，曆來為論者們所不齒。
崇評本眉批譏他是個“無真本事人，往往讨此沒趣。”[1]
今之不少學者罵他是個花言巧語自取其辱的騙子，甚至斥之為“一道地無恥流氓”，“道德倫理喪失殆盡的無恥之徒”[2]。這類評說未免言過其實。
其一，蔣竹山出身太醫，醫好了李瓶兒的病，足見其有一定的醫術；他說話文绉绉的，“一團謙恭”，禮節周全，可謂社會底層小知識分子。
其二，作者固然說他“極是輕浮狂詐”，但他并非江湖騙子，僅僅是生性輕狂、做事不穩重、喜歡耍點小聰明而已，他攻擊西門慶的一席話句句屬實，貶低胡鬼嘴兒的醫術也差九不離十，談不上造謠中傷，居心惡毒。
其三，他年不滿三十，“人物飄逸”，而又孤單一人，在李瓶兒精神空虛、渴望男人疼愛之際，他“懷觊觎之心”，乘虛而入贅李家，實屬世俗男女好色之常情，亦談不上卑劣無恥，且入贅之後百般讨好李瓶兒，足見其幾分真情和善解人意的一面。
萬曆本
然而，處事輕浮、不知世道深淺的蔣竹山終于嘗到了婚姻的苦果，入贅兩個月之後便橫遭西門慶陷害毒打，緊接着又被李瓶兒掃地出門，落得個哭哭啼啼、忍痛含羞而去的尴尬境地。
蔣竹山被打被棄看上去是其不知天高地厚的輕薄行為所緻，實則是一曲社會悲劇。
《金瓶梅》誕生之初，晚明學術界就指明其借說宋人宋事以罵現世生活的創作宗旨，沈德符說它是“指斥時事”之作[3]，廿公說它“蓋有所刺也”[4]，謝肇浙說它“采摭日逐行事，彙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5]。
清人張竹坡承繼此說，說《金瓶梅》寫當代曆史，“純是一部史公文字”[6]。
今之學者黃霖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它是“晚明社會的一面鏡子”[7]。
誠然，《金瓶梅》借《水浒傳》中宋人武松殺嫂故事做引子，全面而真實地反映了晚明社會的形形色色。
蔣竹山的故事在小說中固然隻是過渡性的，但透過其短暫而不幸的婚姻悲劇，不難看到晚明社會轉型期的種種亂象與罪惡。
一、奸商欺行霸市，流氓橫行無忌
明王朝自正德、嘉靖年間開始，社會經濟逐漸進入了轉型期，明初以來推行的“重農抑商”政策的松動，有力地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旺，市民階層不斷壯大。
在思想領域，“王學”興隆，“好貨好色”的思潮暢行天下，對于物質财貨占有欲的充分肯定，更大大激發了商賈經商的積極性，城鎮商業活動十分活躍，财富滿滿的商人揚眉吐氣，很快成為衆所矚目、令人豔羨的時代寵兒。
盡管晚明社會在政治體制上依然是封建專制，但就經濟形态而言，無疑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已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傳統的農耕觀念正日漸淡薄。
然而，由于當時統治階級缺乏遠見卓識與科學管控，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未步入健康規範的軌道，官商勾結、奸商欺行霸市、囤積居奇等等畸形現象極其嚴重，造成金錢财貨高度集中于貪官、奸商手中，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普通百姓生活艱辛。
《金瓶梅》連環畫
在《金瓶梅》所描述的蔣竹山的婚姻悲劇中，表明上看是蔣竹山乘隙奪走了西門慶所愛的女人而遭到西門慶的打擊報複, 實際上是因為蔣竹山與西門慶展開了清河地界藥材市場的競争。
當西門慶聽到李瓶兒幫助蔣竹山“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熱鬧”的消息之後，氣得直跺腳，叫道：“苦哉！你嫁别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忘八？他有什麼起解？”
足見西門慶并不在意李瓶兒的移情别嫁，他氣惱的是他所看不起的蔣竹山居然也開起了生藥鋪做生意。
如果這段關于西門慶最初反應的描寫尚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不妨再回味一下他後來在潘金蓮和李瓶兒面前所說的話：
“若嫁了别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他有什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的做買賣”；
“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什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跟前，要撐我的買賣？”
我們不難看到“大剌剌的做買賣”、“在我跟前撐我的買賣”才是西門慶惱怒李瓶兒、陷害蔣竹山的最根本原因，在女人和商業利潤的天平上，利潤才是第一位，得來容易的女人隻能居其次。
在作者筆下，西門慶可謂集奸商、貪官、淫棍、黑社會老大于一身，這個形象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晚明商品經濟迅猛發展商人同封建勢力相結合的産物。
盡管西門慶打壓蔣竹山時尚未發迹做官，但他足以把持官府、驅使社會惡勢力為他服務。
蔣竹山開生藥鋪，客觀上與他形成了争市競利的局面，這是他不能容忍的，于是兩個流氓地痞——草裡蛇魯華、過街鼠張勝便被叫到跟前吩咐了一番，之後他們便精心設計、底氣十足地去敲詐蔣竹山，借機将其痛打一頓，将其生藥鋪打得稀爛。
地方保甲将鬧事者押送提刑院，那裡早已與西門慶串通一氣，于是，可憐的蔣竹山又被痛打“三十大闆，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打得兩腿剌八着”，還被提刑院責令立刻還錢，否則就“帶回衙門收監”。
一場無中生有的借錢案鬧下來，無辜者慘遭毒打，被掃地出門，橫行不法的流氓無賴卻得到了獎賞，而幕後策劃者則洋洋得意地炫耀道：
“我實對你說吧，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這般使的手段。隻略施小計，教那厮疾走無門！”
《金瓶梅詞話》序
西門慶所為是典型的欺行霸市，嚴重破壞了商業公平競争原則，是一種阻礙市場經濟良性循環的不法行為。
但是，這種倚強淩弱、損害國家和群眾利益的欺行霸市的畸形現象在晚明社會轉型期是普遍存在的，而官府又往往同那些奸商沆瀣一氣，對他們的不法行為聽之任之。
是以，小人物蔣竹山試圖在奸商西門慶的地界上開生藥鋪做生意的想法注定不會有好結果。
二、社會物欲滔天，人情淡薄如水
随着晚明商品經濟的轉型和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方式也發生了轉變，人們開始狂熱地追求縱欲與奢靡。
對此明人多有述及，如周玺《垂光集·論治化疏》雲：“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8]
張翰《松窗夢語·風俗》雲：“人情以放蕩為快, 世風以侈糜相高, 雖逾制犯禁, 不知忌也。”[9]
可見，晚明社會普遍崇尚放蕩縱欲和浮華，世人甚至不惜借貸也要維持高消費的生活。
造成晚明奢侈風習的盛行，除了商品經濟迅猛發展這個物質基礎外，還有兩個重要的主觀因素：
一是晚明最高統治者恣情縱欲直接引發了世風的奢靡和放蕩。
自正德王朝伊始至南明覆亡，幾乎所有的明朝皇帝都以恣情放縱著稱，尤其是嘉靖世宗、萬曆神宗等皇帝更是縱欲的“楷模”。
明世宗笃信道教邪說，重用大批江湖道士，迷戀房中采補之術。明神宗長期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被臣下直指“酒色财氣”為其四病。毫無疑問，最高統治者的放蕩直接導緻了整個社會縱情逸樂之風的昌興。
二是王學左派的矯枉過正對晚明世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初推行程朱理學，大力倡導“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對正常的人性欲望進行野蠻的壓制和扭曲。
晚明時期李贽等大批“王學左派”思想家和文學家，高舉“以情反理”的大旗，充分肯定世俗人欲，大力張揚個性，主張文學書寫物欲、寫性愛。
這種反理學思潮固然有利于人們的思想和個性解放，為社會的進步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
然而，人欲的張揚必須有度，否則社會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晚明思想界、文藝界掀起的“人性解放思潮”在客觀上犯了矯枉過正之弊，對晚明社會放蕩世風的盛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盡管學術界對于晚明逸樂世風形成的原因有諸多歧義，但晚明社會侈靡相競, 人欲橫流, 紛紛以縱欲和尋求刺激為風流, 則是不争的事實。
而在這種濃烈的享樂主義思想的籠罩下，從上到下、從男到女常常表現出精神空虛、舉止輕佻、欲望滔天的情形，社會道德良知、責任心、人性美、情感美蕩然無存，許多曆史學家将晚明稱為“堕落時代”，主要基于當時社會人文精神的嚴重缺失。
《性的曆程 · 從上古到隋唐》
《金瓶梅》因為描寫了大量激情縱欲的場面以及男女對于性生活的狂熱追求而遭到正統文人的诟病，其實這正是晚明社會人們精神世界的真實反映。
從普通人蔣竹山和李瓶兒的故事中分明能感受到晚明物欲橫流、情義淡薄如水的世道人心。
身為郎中的蔣竹山，本應專心醫病，不該對病人有非分之想，不料他“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懷觊觎之心”，不斷以言語“挑之”，使李瓶兒逐漸上鈎。
很顯然，蔣竹山追求李瓶兒，不是基于彼此情投意合，而是對于美色肉欲的貪求。自然，他為他的輕佻行為付出了代價。
李瓶兒更是一個有欲寡情的典型人物。
她最初是梁中書侍妾, 但因梁夫人生性嫉妒，她被趕到“外邊書房内住”，自然得不到性的滿足。
梁中書死後，李瓶兒嫁給了花太監侄兒花子虛為正妻, 但花子虛對她興趣不大，二人關系淡薄，常常分室住寝。
從花太監任廣南鎮守時攜帶侄媳“住了半年有餘”、又送若幹淫器給李瓶兒的情況看，花太監和李瓶兒之間應存在着一種暖昧關系。
花太監死後，李瓶兒結識了西門慶，在偷情中她得到了極大的性滿足。
于是，一心想着西門慶，在花子虛重病期間她表現得冷漠無情，巴不得花子虛早一天死去，花子虛死後，她迫不及待地要求做西門慶的小妾，贈物送錢，一再催促西門慶娶她，毫無一個女性的羞怯。
不料西門慶因突然牽涉到權奸親黨大案而閉門不出，拒絕與任何人相見，弄得李瓶兒度日如年，朝思暮盼，“茶飯頓減，精神恍惚”，不幾天便“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床不起”。
許多讀者和學者認為李瓶兒為西門慶而憔悴而害病，多少顯示了幾分愛情，其實不然，如果李瓶兒對西門慶有真感情，斷然不會急不可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内就饑不擇食地嫁給了蔣竹山，她完全可以耐心多等待些時日以獲知西門慶的消息。
與“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西門慶相較，下層士人蔣竹山對于女性更有安全感，他言語謙恭，對李瓶兒言聽計從，不失為一個能過日子的合格丈夫，從此角度講，李瓶兒很難說嫁錯了人。
然而，在人欲滔天的世道裡，欲望的滿足比家庭安全感更令人看重。
小說第十九回寫道：
“卻說李瓶兒招贊了蔣竹山，約二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生僧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丢吊了。又說：‘你本蝦鳝，腰裡無力，平白買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镴槍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隻想着西門慶, 不許他進房。”
原來李瓶兒厭惡蔣竹山，不是因為蔣竹山不顧家、不體貼她，也不是嫌棄蔣竹山賺錢少日子過不下去，而是因為蔣竹山是個性無能者，根本滿足不了她強烈的欲望。
這種性愛不和諧的夫妻生活，對于“欲女”李瓶兒而言，“即使西門慶不來插手，也難以長久維持下去”[10]。
李瓶兒對于“性福”的追求本不足怪，完全可以了解。但她對待本無大過錯的丈夫蔣竹山的惡劣态度則令人心寒。
蔣竹山被西門慶誣陷毒打之後，再三哭着甚至“直蹶兒跪在地下”向李瓶兒求救，不料李瓶兒表現得非常冷酷，不惟不庇護和全力支援患難中的丈夫（她極不情願地拿出三十兩銀子打發敲詐者，同時也是為了擺脫蔣竹山），反而“哆在臉上罵”，“哪裡容他住”，“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
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盆水，趕着潑去，說道：‘喜得冤家離眼睛。’”刻薄的語言、惡俗的舉止充分表現了李瓶兒道德良知的缺失。
李瓶兒這個形象頗具代表性，她算不上大惡之人，隻是無數欲望主宰靈魂者中的一員。
張竹坡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李瓶兒“良心廉恥倶無”[11]。
然而，良心廉恥倶無的又豈止是李瓶兒？在欲望滾滾如潮、享樂至上的晚明世界裡，道德柔情淡如白水，同情寬容稀若雪蓮，虛弱的男人如蔣竹山輩豈能在“欲女”們那裡獲得美滿的婚姻？
三、國家司法腐敗，公道正義不存
在制造蔣竹山婚姻悲劇的過程中，一個物件充當了特殊的“幫兇”，那就是金錢。
人類創造的金錢，無靈無性無知無欲，卻有着巨大的能量與無邊的魔力，在畸形社會裡尤為舉足輕重。
對此，西晉文人魯褒在《錢神論》中早有高論：
“諺曰：‘錢無耳，可暗使。’又曰：‘有錢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子夏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12]
魯褒一反儒家傳統觀念，認為決定一個人的貧富、禍福、成敗甚至生死的是金錢，不是命運，錢足以改變命運，有錢使得鬼推磨。
《錢神論》
一部《金瓶梅》，處處展現出晚明商品經濟時代金錢萬能的巨大魔力，“新興的商人正憑着誘人的金錢，獲得他所需要的一切。”[13]。
主人公西門慶是個徹頭徹尾的拜金主義者，他深深懂得金錢的奧妙：
有了錢，就可以修蓋房舍、花園；
有了錢，就可以享用绫羅綢緞山珍海味；
有了錢，就可以讓女人們豔羨不已而主動投懷送抱；
有了錢，就可以逢兇化吉轉危為安；
有了錢，就可以把持官府頤指氣使，甚至可以戴上官帽耀武揚威。
總之，隻要有錢就可以你想要的一切。
小說第五十七回寫西門慶口出狂言道：
“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 也要些楮镪營求，咱隻要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姮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
這個膽大妄為而精明的富貴商人廣做善事是假，用錢開道拼命謀取個人私利是真。
《金瓶梅》插圖
在蔣竹山的婚姻悲劇中，作者生動展現了西門慶如何雇傭打手、如何勾結官府玩弄法律、如何陷害擺布弱者使其要死不活的全過程。
那天西門慶攜厚禮“與夏提刑做生日”，吃罷酒回家途中遇見“雞竊狗盜之徒”魯華和張勝，便叫住他們“附耳低言”，拿出“四五兩碎銀子”做酬勞讓他們去擺布蔣竹山，事成之後還有重謝，兩位毫無是非觀念的流氓無賴便立刻向西門慶表示“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西門慶回家對愛妾潘金蓮洋洋自得地說：“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果子鋪出來！”
果然，魯華、張勝僞造借據，百般威逼蔣竹山還債，蔣竹山不認，他們便大打出手，“把鼻子打歪在一邊”，“仰八叉跌了一交”，“架上藥材撒了一街”。受冤屈的蔣竹山嚷着要去見官，滿心指望官府秉公處理。
不料，“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文章對夏大人說了。”
于是，夏提刑拍案大怒道：“現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這厮咬文嚼字模樣，就像個賴債的。”
不由分說指令手下将虛弱不堪的蔣竹山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真如西門慶所說“開果子鋪”了，可憐的蔣竹山恐怕至死還弄不明白提刑院夏老爺為什麼不查“借票”真假就立刻定案的奧妙。
《金瓶梅》述及的“山東提刑院”，即“山東提刑所”。
提刑院是封建時代掌管刑獄的機構，其主官宋代為“提點刑獄”（簡稱“提刑”），明代為“提刑按察使”，是省一級的司法監察機關，負責監督一省所轄府州縣司法審判活動。
胡世凱先生認為《金瓶梅》中的山東提刑院“審級在府以下，與縣相當”[14]。
小說寫的機構名稱帶有随意性，不必較真核實，但“提刑院”代表着一級司法機關是不成問題的。
法律乃是國家最高機器，威嚴神聖，司法機關是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
然而，作者筆下的“山東提刑院”，從不秉公執法，認真辦案。
西門慶多次打點和操控提刑院，主官夏提刑貪其财貨，甘願與西門慶互相勾通，凡事按其旨意辦案。
在莫須有的蔣竹山借債案中，沒有任何人站出來指責西門慶，說一句公道話，更沒有一個司法官員出來勸阻夏提刑，以維護法律尊嚴和公正。
在這裡“借票”的真假在這裡絲毫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門大官人的金錢财物。廣大讀者傷心地看到一級司法機關——山東提刑院如何置國法于不顧、如何懲辦弱小良善、如何包庇強徒惡類的精彩表演。
晚明司法腐敗、社會公道正義不存的亂象由此可見一斑，亦不難感受到晚明貪腐之風對廣大下層群眾所犯下的深重罪惡，小人物蔣竹山的不幸遭遇正是無數下層百姓生活處境的真實反映。
更怵目驚心的是，《金瓶梅》所展現的世界，上至中央省院，下至州府縣衙，無不貪贓枉法、徇私舞弊。
當朝右相李邦彥“見五百兩金銀隻買一個名字”，便大筆一揮将西門慶從奸黨親信名單中一筆勾銷。
當朝太師蔡京見西門慶再三送來豐厚的生日禮物，便将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的職位送給了西門慶，使其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場中人。
後來身為執法者的西門慶，因殺人犯苗青送來一千兩賄銀，便私放了殺人兇手。諸如此類貪贓枉法的事件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國家法律和權力機關完全淪為金錢的奴才。
當全社會貪腐成風、國家法律完全淪為金錢的奴才之後，則豈能逃脫敗亡的命運？
《金瓶梅》第30回寫了一段總括性的話語：
“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緻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
北宋末年，天下騷動，王朝搖搖欲墜而終至于覆滅，難道不正是上下貪腐享樂朝野徇私枉法種下的禍根嗎？足見小說作者有感而發，晚明社會頹敗的民風使之焦慮不安。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誕生數十年之後，貪腐奢華将明王朝弄得國庫枯竭，連起碼的國防開支都拿不出來，終于在無可奈何中走向滅亡，作者悲哀的亡國預感得到了可怕的證明。
對于《金瓶梅》，今天的讀者決不可當做一部豔情小說來讀，應将它視為一部生動的晚明社會腐敗史，小人物蔣竹山的悲劇，既是個人悲劇，更是典型的社會悲劇。
對于社會轉型和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而言，《金瓶梅》的曆史啟示意義是沉重而珍貴的：
如果一味強調經濟發展、一味追求金錢利潤，而忽略道德正義的傳承，忽略人文精神的培養，忽略國家法制的建設，那麼，國家振興、經濟繁榮、百姓安康的大好局面注定不會長久。
注 釋：
[1]無名氏《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0頁。
[2]劉曉林《明代社會的一面多棱鏡》，《湖南商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3]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9頁。
[4]廿公《金瓶梅跋》，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7頁。
[5]謝肇浙《金瓶梅跋》，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9頁。
[6]張竹坡《金瓶梅讀法》，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37頁。
[7]黃霖《說金瓶梅》，中華書局，2005年，第141頁。
[8]周玺《垂光集》，《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冊，第272頁。
[9]張翰《松窗夢語》卷七，中華書局，1985年，第139頁。
[10]載湘、蘇石《李瓶兒之追求與幻滅》，《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
[11]張竹坡《金瓶梅回評》，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76頁。
[12]魯褒《錢神論》，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2107頁。
[13]袁行霈主編、黃霖執筆《中國文學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頁。
[14]胡世凱《〈金瓶梅〉中法律制度叢談》，《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6期。
文章作者機關：三峽大學文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刊于《内江師範學院學報》，2017，第3期。轉發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