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前，三八妇女节还以“女神节”“女生节”的面目沉默在消费主义的汪洋之中，好在这些词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妇女节慢慢开始回归初心：肯定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做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
这样的转变，与我们眼下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网络上不断涌现的关于女性的社会处境的讨论，使得女性权益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长期被忽视的一些女性的现实困境，提醒人们真正的性别平等仍然遥远，现实中仍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如今人们比从前更清晰地意识到，性别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对世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性别身份在出生之后便伴随终身，女性在“成为一个女孩”的期待下成长，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性别的烙印。波伏娃说，“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女人”背后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责任与命运。
与上几代人相比，今天的大多数女性有了教育和参与工作的机会，但也还有许多配套的或者全新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和解决。在一个庆祝妇女成就的节日里，我们需要纪念那些争取妇女权益的先辈，并看见这一代人的使命——既已站在母亲的肩膀上，便要为我们的女儿开疆拓土。
星星之火
“三八”国际妇女节，诞生于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提出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1914年的3月8日，欧洲多国妇女进行了反战游行，三年后的同一天，俄国妇女举行罢工，四日后，沙皇退位。
克拉拉·蔡特金提出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图源：视觉中国
当时的中国也没有落后于时代浪潮，在民主革命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妇女解放运动。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是在1924年的广州，那时大多数人对这个新节日闻所未闻，但妇女节的精神却迅速扩展来开。来年的3月8日，各地妇女在北平聚集，抗议段祺瑞政府将女性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第三年，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都举行了大规模妇女节活动。
“只有革命才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当时的妇女解放与革命救亡紧密相连，众多妇女运动的诉求集中在参政议政上，南京妇女于1931年妇女节的请愿，间接诞生了民国国民议会第一位妇女代表。
共产党人将更多目光投放在工人妇女群体上，1923年，向警予在《前锋》创刊号中写道：“女权及参政运动把多数的劳工妇女除外了，劳工妇女界的大部分，又为妇女界最受痛苦的部分”。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包括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职业平等、女性应有遗产继承权、保护母性等条例，如今看来仍然针针见血，皆是维护妇女权益的关键。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全球多个国家在教育领域基本消除了男女差距，中国在高等教育入学率这个指标上更是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教育上能够实现性别平等，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是最早进行变革的领域。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国内开办女子学堂，清末，维新派将平权思想引入中国，梁启超在多篇文章里提到了倡导女学的理念。
这时候，女性本身构成了推动性别平等最重要的实践力量。1905年，满族女子惠兴吞食鸦片自杀，以死谏换取清政府为女校提供经费。在女性群体的努力下，民国后女校数量与上学女子人数大幅增加，1919年小学女学生数量达到21万人，相比1912年翻了一倍。
在教育、参政之外，当时的妇女运动还涉及反对包办婚姻、身体解放等各个领域。1927年3月8日，妓女金雅玉在武汉带领一群妇女走上街头，用赤裸真实的女性身体宣扬她们对解放的渴望。这样充满生命力的性别平等运动，贯穿了中国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
向前一跃
与妇女相关的法律与政策体现国家在保护妇女权益上的意志，妇女解放运动的激情终究会消散在历史中，只有以明文的方式确定下来，它们的成果才得以延续。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确立了无过错离婚原则，即一方配偶无需证明另一方的过错就可获取离婚判决的原则，具体体现在条文中的“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离婚自由颠覆了传统婚姻当中的规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原则，即便是人人认为开放的美国，也是在六十年代末期才在法律中确定下来。
建国之后，中国女性在家庭、政治与经济上的地位得以提高。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托儿、入学、就业等私人领域，取代了父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过，这难以彻底改变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当公权力渐渐从私人领域退出，家庭中的女性处境，获得的关注也随之减少了。
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具体的、女性化的妇女形象渐渐突破了原本“男女都一样的”女性劳动者面目。也是从这时起，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著作，如《第二性》被翻译后引入国内，一批本土女性主义者也孕育而生，女性拐卖等现象开始作为学术问题得到研究。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极少数人的专业领域之内，距离普通人的性别认知还很遥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联合国会议。开幕式上，中国向世界承诺，男女平等是大陆的基本国策。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图源：视觉中国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当年大会的重要主题，巧合的是，国内孙晓梅等人也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家庭暴力问题。新千年来临前，家庭暴力在中国仍是一个尚未普及的概念，妇联曾在调查问卷中将有关行为形容为“妻子挨打”，而孙晓梅在北京调查了六十位家暴受害者后发现，不仅是丈夫，许多妻子都认为挨打是一件正常的事。
然而，家庭暴力在全球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在各地调研期间，孙晓梅见证了许多妇女被丈夫伤害的案例。21世纪出头，她曾将调研报告出版成书，但家暴问题在社会上始终缺乏关注。
2008年，孙晓梅当选人大代表后，先后九次提交反家暴法立法提案，获得首次提案的机会，距离她开始调研已有十五年之久。但真正实现国家立法的路程同样漫漫，考虑到《婚姻法》中已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为反家暴专门立法的必要性一直受到怀疑。
在妇联、社会公益组织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三年后，反家暴法正式出台，它首次设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使得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亦受到法律干预。
2015年7月29日，国务院通过反家暴法草案。图源：人民视觉
孙晓梅的例子表明了让更多女性往上走的重要性，反家暴法出台是推进性别平等事业的当下一隅，还有更多尚未成功的人正在为之奋斗。
现实的世界
截至2015年，全球共有143个国家将男女平等写进法律，但法律并不是现实，真正的现实在不断提醒我们，仍有无数女性正在因为性别而遭受歧视与剥削。
从世界范围来看，21世纪以来的女性生存状况不容乐观。2020年，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梳理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的情况，发现性别暴力、女性劳工参与度问题依旧令人担忧。性别平等事业，并没有像上世纪的人们预期那样得到快速发展。
历史的车轮并非永远笔直向前滚动，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使得女性再度承担更多的无偿劳动，家庭暴力激增，性别薪酬差距进一步加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的性别平等进程倒退了36年。
中国女性数量约占全球女性数量的五分之一，因此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叛逆者》剧照
另一个横亘在眼前的问题是妇女生育，在人人追求个体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生育率降低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三孩时代，女性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家庭与事业间找到平衡？人口学家罗恩 · 列思泰赫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TFR（总和生育率）能否回到2，关键的变量是从一场不完全的性别革命到一场彻底的性别革命”，即从让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到让男性进入私人空间。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的例子表明，男女平等，才是生育率的真正解药。
从过往历史能够看到，妇女运动通常是为弱者奔走呼号的过程——让那些从未获得某些权利的群体也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包括做什么的权利与不做什么的权利。正如有人所说，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节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共同庆祝的节日。
性别平等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但能确定的是，我们正走在这条道路上。
在这条路上，祝福每一位妇女都能自由地成为自己。
女人，你可以的。
参考资料：
孑然：《中国女权运动史》
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联合国妇女署.《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
澎湃新闻.从《婚姻法》条款变迁看离婚自由
新京报. 《孙晓梅：反家暴法背后的女人》
三联生活周刊.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晚婚少子”化？》
作者 | 宝珠
编辑 | 苏米
排版 | 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