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信：1939年出生于沈阳，1962年原鞍山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毕业，同年进入鞍钢炼铁厂。1964年支援“大三线”建设，重点参与钒钛磁铁矿冶炼攻关及生产实践。1981年12月，从攀钢调回鞍钢，担任原鞍钢钢铁研究所党委书记，后任鞍钢技术中心工会主席，1999年退休。
1964年 投身“大三线”建设
宝信与工作组成员在天安门前合影。
1964年，我们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这是大陆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那时，我大学毕业后在鞍钢工作了两年，从炼铁厂的见习技术员到技术员，再到八高炉的副工长，这段日子令人难忘。
1964年12月7日，我与炼铁厂十余名具有大学文凭的同事，接到调令调入鞍山钢铁研究院（后迁入四川省西昌市，改名为西南钢铁研究院）。随后12月17日又通知我迅速到承德钢厂报道。一连串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虽然那个时候隐隐约约知道国家已经开始 “大三线”的布局，但是，为什么让我们去承德，这跟“大三线”建设有关系吗？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后来，到了承德才知道我们的工作的确与“大三线”有紧密的关系，之所以选择承钢作为试验场地，是因为承钢有钒精矿和钛精矿，用这两种精矿按一定比例可以调配出攀枝花矿的成分来，承钢是冶金部唯一能选择的试验基地。
当时，我和徐洪飞、殷沛然、胡庆昌三位炼铁厂工长，被分配到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工作组（实际上是科研攻关组）高炉组，主要负责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高炉操作。
后来，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主持召开了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工作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宣布工作组组长为周传典（冶金部总工程师，后任冶金部副部长)、党支部书记为陆旸（东北工学院教授）、技术负责人为杜鹤桂（东北工学院教授）、李殷泰（东北工学院教授）、高炉组组长为叶绪恕（包钢炼铁厂厂长）、资料组组长为庄镇恶（西南钢铁研究院炼钢室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为沈海平（西南钢铁研究院领队）、秘书为麦际全（西南钢铁研究院院办主任）。另外任命烧结组组长为张明鉴（西南钢铁研究院烧结室主任）、新技术组组长为李永镇（东北工学院教授）、副组长为王文忠（东北工学院教授）、设计组组长为章天华（重庆钢铁设计院高级设计师）。工作组其他成员还有：东北工学院两名研究生和十余名留校任教的教师；西南钢铁研究院炼铁、烧结、化检验的科技人员以及重庆大学裴鹤年教授和应届毕业生；北京钢铁设计总院和重庆钢铁设计院的设计师；鞍钢炼铁厂炉前技师、仪表工、配管工；邯郸炼铁厂高炉工长和炉前技师……总计108人（即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百单八将）。
我清楚地记得周传典组长第一次在工作组大会上这样说：“大陆四川攀西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钒钛磁铁矿，工业储量达80亿吨以上，与铁共生的钒钛资源储量，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用高炉方法冶炼渣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达27%-30%，是近百年来从未解决的难题。我们工作组就是要通过工业试验，创造出一整套高炉冶炼钒钛矿的新工艺、新技术，为‘大三线’建设作贡献。”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曾经说过，“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搞不好，我睡不好觉。” 听了周传典组长的介绍，我才知道自己将要参加的是“大三线”建设，想到在《国内外钒钛矿文集》中看到的：国内外炼铁界学者一致认为渣中的二氧化钛16%是高炉冶炼不可逾越的鸿沟。我顿时明白“大三线”建设对于当时中国的重要性，这次试验关系到攀钢的命运，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965年 五年试验工作的起点
攀钢厂区原貌。
1965年，承德钢铁公司炼铁厂已经下马了，工人已被遣散，只有几名技术人员在看守，100立方米的高炉只剩下空壳挺立在杂草丛中，无法再使用了。为了试验，冶金部从全国各地调来相关的主体和辅助设备，我们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安装，调试各项参数，并逐一进行试运转。2月初，高炉终于“旧貌换新颜”，顺利开炉了。中旬，便正式转入钒钛矿试验阶段了。
当时，我担任高炉副工长，还记得炉渣含有二氧化钛20%的炉料下达到炉缸时的情景：风口慢慢挂渣，风压缓缓上升，入炉风量渐渐减少。打开渣口时，放不出渣。打开铁口时，铁水出现断流。这时候周传典组长就指挥大家全力烧开铁口。听了他的命令，炉前技师一个接一个往上冲，一瓶瓶氧气被用光了，一根根钢管被烧完了，淌出来的却只有少量渣铁混合物，而积存的炉内渣铁还是出不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一点进展。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难道试验就这样宣告失败了？工作组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过一番研究后，周传典组长给大家鼓劲说：“铁口就是突破口，坚持就是胜利，再继续烧铁口。”
很快，大家又重新投入到了战斗，一个多小时后，突然铁口被烧开了，渣铁从铁口喷射而出……从那以后，风口挂的渣子不见了，风压直线下降，入炉风量猛升，炉况逐渐开始顺行。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们想庆祝胜利的时候，却发现炉况时好时坏，渣铁一炉畅流，一炉又黏稠，反复不定。炉前工们时不时就要与黏渣打交道，累得筋疲力尽，而高炉工长们虽然精心操作，炉况还是不稳定。那些教授、专家们更是全力找资料、看数据，大家都一心想着如何能让高炉稳定下来。
白天大家在试验现场，晚上就聚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摆现象、查原因，人人都在为攻关献计献策。在研讨中，高炉工长们反映了一个异常的现象：黏渣出现时大多是风口干净的时候，没有涌渣挂渣。而稀渣都出现在风口严重挂渣之后。是不是炉渣由黏变稀，会与风口吹风有关？
同一时刻，东北工学院做的渣铁样化验和岩相分析报告，也正一份接一份送到工作组。看着那一组组数据，教授和专家们从中又发现了一个现象：黏渣中含有大量的氮化钛、碳化钛和低价氧化物。而在稀渣中，它们的含量甚微。
这两个怪现象引起了工作组领导的高度重视，通过多次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一是炉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和低价钛氧化物，熔点高达3000摄氏度以上，它们以几微米的固体颗粒形态悬浮弥散在炉渣之中，使炉渣黏度显著增大，不易流动。二是炉渣堆积到风口区附近，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被风中的氧氧化为高价二氧化钛，而二氧化钛在炉渣里是以易流动的液体形态存在的。这就说明，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是使炉渣变稠的“罪魁祸首”。只要能减少或者尽可能消除氮化钛、碳化钛就是冶炼钒钛磁选矿的关键了。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大家都十分高兴。周传典组长果断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要求工长必须严格把炉温控制在较低水平，减少炉内生成氮化钛、碳化钛的可能性；二是要求喷吹组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向高炉内试吹精矿粉、氧气，使渣中已经生成的氮化钛、碳化钛尽可能再氧化成高价的二氧化钛。正是因为这两项措施，改变了高炉冶炼钒钛矿的被动局面，使其走上正轨。
没过多久，李富春副总理、贺龙元帅以及冶金部的领导到承德钢厂视察时，充分肯定了模拟试验取得的重大突破和丰硕成果。周传典组长向国务院、冶金部党组递交的报告中也写道：承德高炉冶金钒钛矿模拟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渣中二氧化钛含量30%时，炉况顺行，渣铁畅流、生铁合格。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可以起步了。
这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因为在高炉修复、加工喷吹原料、清理“黏渣”“大泄渣”的奋战中表现优异，先后荣立三次二等功。
承德试验胜利结束后，工作组全体人员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集体留影，然后，休假一个月，再转战大西南。
1965年10月下旬，我和徐洪飞、殷沛然、胡庆昌三人在北京会合，赶往四川省西昌市，按时向冶金部工作组和西南钢铁研究院报到。最初两个月，我们与研究院职工整天合泥、打坯，建造家属泥土住宅，还要不时地去410厂参加试验筹备工作。
1966年初，工作组在西昌410厂进行了第二次钒钛磁选矿工业试验。这次使用的是太和矿、白马矿产的攀枝花磁铁矿的“原矿”。之所以选择原矿进行系统试验，就是为攀钢建设选矿厂、烧结厂、炼铁厂提供设计、生产等依据。试验是在28立方米高炉上进行的，我也正式担任了高炉值班工长，独当一面地负责当班高炉冶炼操作。那段时间，每天我早来晚走，当班时勤看风口、细观仪表、查看渣流渣色、铁花状况，还得进行分析判断。正是因为我的认真负责，在5个月的试验期间没有出现操作失误和意外，确保炉况稳定顺行、生铁合格，为试验成功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西昌试验的成功，为攀钢的建设和生产积累了宝贵的冶炼经验和特殊的技术诀窍。
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忘。一天我正值白班，有一位身穿便服、脚穿布鞋的老人来到炉前平台，观看出渣出铁的情况。他跟我们这帮小伙子说：“年轻人，好好干啊。”事后，我才知道他竟然是彭德怀元帅，（当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我暗下决心，一定得好好工作，决不能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厚望。
1967年，冶金部科技司组织我们工作组的相关人员在首钢624立方米高炉上进行了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新的工业试验，取得成功，再次验证了这种特殊技术不仅在小高炉生产中有效，在大中型高炉也同样适用。
1969年，冶金部科技司又开展了最后一次试验，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化学冶金研究所承办且取得预期效果。由于我是工作组中唯一参加最后这次试验的人，因此让我起草了《高炉使用高硫焦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报告》，为五年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试验画上了一个句号。
1970年 与攀钢共命运的开始
刘宝信（中）离开攀钢时与同事们合影。
1970年7月1日，攀钢1号高炉建成投产。当时的高炉工长都是从鞍钢抽调去的，虽然他们经验都十分丰富，但是，冶炼攀钢所用特殊的铁矿，出现了渣铁出不来，炉况异常的情况。虽然想尽了办法，但是效果却不明显。为此，攀钢向西南钢铁研究院请求援助。
当时，吴溪淳是西南钢铁研究院科研办公室主任，他带队组建了支援攀钢攻关队，我也是其中一员。到了攀钢后，攀钢炼铁厂决定由我们西南院的同志担任高炉工长，攀钢高炉工长当助手。开始工作后，我们采取的是低炉温、大风量、增加出铁次数等措施，仅三天高炉就达到了正常的冶炼状态，攻关任务圆满完成。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攀钢，没想到1972年就被调到了攀钢炼铁厂。
入厂后，我被分配到三号高炉，担任甲班值班工长。由于各种原因，3高炉总处于“小风”状态。加之各班工长操作思想不统一，炉况经常出现大幅度波动。我当时结合自身经验向炉长建议并制定了“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操作规程”。因为有了统一的标准，很快炉况就稳定顺行了，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技术指标超过了一号和二号高炉。
当年8月的一个上午，炼铁厂发生了一起火灾。因为一个席棚先着了火，火借风势，不到半个小时就形成了火海，把棚户区职工的财物全烧了。当时，许多职工都跑到火场寻亲找物。炉长给我打电话：“高炉上只有两名炉前工了，你快上岗替班。”就这样，14个人的活就剩我们3个人完成，一干就是56个小时。下来后，仅休息一夜就又正常上班了。那时炉前工都在私下议论：“谁也别招惹他，他叫干啥就能干啥。”听到这样的议论后，我便意识到不应该让工人们怕我，而是真心佩服，于是我便利用出渣铁的间隙，给本班炉前工讲炼铁基本常识和安全操作规程，并且主动帮助他们处理一些事情，慢慢地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77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生产科副科长，统管全厂冶炼操作工作和处理与生产有关的重大事情。当时，针对铸铜渣口烧损多的问题，我提出推广使用铜板焊接渣口和吹风式机械堵渣机；还与生产科另一位副科长苏志忠同志（后担任攀钢副总工程师）设计安装了沟下烧结矿筛分除尘设备；主持并操作处理了一号、二号高炉两起炉缸冻结事故以及三高炉风口烧穿事故等一些大型事件。还每周一次为工长、瓦斯工讲高炉操作技能和钒钛矿冶炼特殊技术，很受大家欢迎，当时的学员中后来很多都成为炼铁厂技术骨干，甚至还有两人先后担任了炼铁厂厂长。
当时，因为我是厂冶炼工程师，又是单身，每逢节假日，厂里都安排我值班。1978年7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攀钢召开了一次紧急电话会议。当时的副经理黎明（后任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说，金沙江上游正在下大暴雨，江边堆放有一万立方米圆木，如果圆木被水冲进江中，沿江而下，就有可能冲毁攀钢“浮船取水”设备，高炉冷却设备也将因断水而被烧坏。说到这儿，他告诫我说：“刘宝信，你要抓紧采取防范措施，如果出了事，我就拿你是问。”我立刻回答：“没问题，要是出了事，你就把我送进‘弯腰树’（监狱名称）。”
我当然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高炉断水必须紧急休风，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烧毁大量冷却器，还可能发生炉顶煤气爆炸的特大事故。为此，会后我立即召集煤气技师和配管工，安装了临时送蒸汽到炉顶的管线，并从运输部调了两辆火车头，让其烧足蒸汽待命，并安排各高炉做好紧急休风的必要准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组织了一次演练。第二天早上6点，从公司传来信息说是警报已经解除，我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攀钢总调度长跟我说：“你胆子可真不小，竟然敢跟经理叫板。”
1978年，为了解决困扰生产发展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我们在高炉料中配加了适当的不含钛的普通矿，优化了炉料结构，高炉利用系统也首次突破了设计水平，正是有了这个创新，为攀钢结束8年亏损创造了重要条件。我也因此被评为攀钢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成为当时的渡口市（后改名为攀枝花市）人大代表。
我在攀钢工作的这些年，有幸参与了很多科研项目，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科学试验获国家发明一等奖（集体）；撰写的《高钛渣冶炼的合理上下部调剂制度》一文，参加了1980年炼铁研讨会的学术交流；撰写的《攀钢高炉长期休风操作技术的新突破》和《富矿粉钒钛磁铁的高炉冶炼》等文章，被收入《高炉冶炼钒钛矿理论与实践》文集中；1999年，攀钢高炉冶炼钒钛矿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是参与者之一。
1998年，刘宝信与妻子在漓江边留影。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开始分批次解决支援三线建设职工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因为徐洪飞和胡庆昌的家属已经到了攀钢，所以只有我和殷沛然回来了， 1981年12月底，我收到了鞍钢的调令。得知能回到熟悉的鞍钢，能与家人团聚，我十分高兴。唯一遗憾的是，也因此离开了从事近二十年的钒钛矿高炉冶炼事业。
如今，我已80岁高龄，离开攀钢已经38年。今年10月份，攀枝花市记者和科委的相关人员先后三次来鞍山采访、看望我，听我介绍当年的一些人和事，做了录音录像，在攀枝花市作了宣传报道。攀钢历史展览馆，陈列着我荣获的国家发明一等奖（集体）获奖证书原件和由我撰写的《我为祖国献青春》一文。
回忆起参加“大三线”建设的这17年，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能为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科研攻关和高炉一线工作贡献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可以说青春无悔。
刘宝信 口述 王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