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寶信：1939年出生于沈陽，1962年原鞍山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畢業，同年進入鞍鋼煉鐵廠。1964年支援“大三線”建設，重點參與釩钛磁鐵礦冶煉攻關及生産實踐。1981年12月，從攀鋼調回鞍鋼，擔任原鞍鋼鋼鐵研究所黨委書記，後任鞍鋼技術中心工會主席，1999年退休。
1964年 投身“大三線”建設
寶信與工作組成員在天安門前合影。
1964年，我們國家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這是大陸經濟史上一次極大規模的工業遷移過程。
那時，我大學畢業後在鞍鋼工作了兩年，從煉鐵廠的見習技術員到技術員，再到八高爐的副工長，這段日子令人難忘。
1964年12月7日，我與煉鐵廠十餘名具有大學文憑的同僚，接到調令調入鞍山鋼鐵研究院（後遷入四川省西昌市，改名為西南鋼鐵研究院）。随後12月17日又通知我迅速到承德鋼廠報道。一連串的變故，讓我措手不及。雖然那個時候隐隐約約知道國家已經開始 “大三線”的布局，但是，為什麼讓我們去承德，這跟“大三線”建設有關系嗎？我卻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到了承德才知道我們的工作的确與“大三線”有緊密的關系，之是以選擇承鋼作為試驗場地，是因為承鋼有釩精礦和钛精礦，用這兩種精礦按一定比例可以調配出攀枝花礦的成分來，承鋼是冶金部唯一能選擇的試驗基地。
當時，我和徐洪飛、殷沛然、胡慶昌三位煉鐵廠工長，被配置設定到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工作組（實際上是科研攻關組）高爐組，主要負責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的高爐操作。
後來，時任冶金部副部長徐馳主持召開了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工作組成立大會。并在會上宣布工作組組長為周傳典（冶金部總工程師，後任冶金部副部長)、黨支部書記為陸旸（東北工學院教授）、技術負責人為杜鶴桂（東北工學院教授）、李殷泰（東北工學院教授）、高爐組組長為葉緒恕（包鋼煉鐵廠廠長）、資料組組長為莊鎮惡（西南鋼鐵研究院煉鋼室主任），黨支部副書記為沈海平（西南鋼鐵研究院領隊）、秘書為麥際全（西南鋼鐵研究院院辦主任）。另外任命燒結組組長為張明鑒（西南鋼鐵研究院燒結室主任）、新技術組組長為李永鎮（東北工學院教授）、副組長為王文忠（東北工學院教授）、設計組組長為章天華（重慶鋼鐵設計院進階設計師）。工作組其他成員還有：東北工學院兩名研究所學生和十餘名留校任教的教師；西南鋼鐵研究院煉鐵、燒結、化檢驗的科技人員以及重慶大學裴鶴年教授和應屆畢業生；北京鋼鐵設計總院和重慶鋼鐵設計院的設計師；鞍鋼煉鐵廠爐前技師、儀表工、配管工；邯鄲煉鐵廠高爐工長和爐前技師……總計108人（即後來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一百單八将）。
我清楚地記得周傳典組長第一次在工作組大會上這樣說：“大陸四川攀西地區蘊藏着豐富的釩钛磁鐵礦，工業儲量達80億噸以上，與鐵共生的釩钛資源儲量，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用高爐方法冶煉渣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達27%-30%，是近百年來從未解決的難題。我們工作組就是要通過工業試驗，創造出一整套高爐冶煉釩钛礦的新工藝、新技術，為‘大三線’建設作貢獻。”他還介紹說，毛主席曾經說過，“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攀枝花搞不好，我睡不好覺。” 聽了周傳典組長的介紹，我才知道自己将要參加的是“大三線”建設，想到在《國内外釩钛礦文集》中看到的：國内外煉鐵界學者一緻認為渣中的二氧化钛16%是高爐冶煉不可逾越的鴻溝。我頓時明白“大三線”建設對于當時中國的重要性，這次試驗關系到攀鋼的命運，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1965年 五年試驗工作的起點
攀鋼廠區原貌。
1965年，承德鋼鐵公司煉鐵廠已經下馬了，勞工已被遣散，隻有幾名技術人員在看守，100立方米的高爐隻剩下空殼挺立在雜草叢中，無法再使用了。為了試驗，冶金部從全國各地調來相關的主體和輔助裝置，我們更是争分奪秒地進行安裝，調試各項參數，并逐一進行試運轉。2月初，高爐終于“舊貌換新顔”，順利開爐了。中旬，便正式轉入釩钛礦試驗階段了。
當時，我擔任高爐副工長，還記得爐渣含有二氧化钛20%的爐料下達到爐缸時的情景：風口慢慢挂渣，風壓緩緩上升，入爐風量漸漸減少。打開渣口時，放不出渣。打開鐵口時，鐵水出現斷流。這時候周傳典組長就指揮大家全力燒開鐵口。聽了他的指令，爐前技師一個接一個往上沖，一瓶瓶氧氣被用光了，一根根鋼管被燒完了，淌出來的卻隻有少量渣鐵混合物，而積存的爐内渣鐵還是出不來……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沒有一點進展。
那個時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難道試驗就這樣宣告失敗了？工作組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過一番研究後，周傳典組長給大家鼓勁說：“鐵口就是突破口，堅持就是勝利，再繼續燒鐵口。”
很快，大家又重新投入到了戰鬥，一個多小時後，突然鐵口被燒開了，渣鐵從鐵口噴射而出……從那以後，風口挂的渣子不見了，風壓直線下降，入爐風量猛升，爐況逐漸開始順行。這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們想慶祝勝利的時候，卻發現爐況時好時壞，渣鐵一爐暢流，一爐又黏稠，反複不定。爐前工們時不時就要與黏渣打交道，累得筋疲力盡，而高爐工長們雖然精心操作，爐況還是不穩定。那些教授、專家們更是全力找資料、看資料，大家都一心想着如何能讓高爐穩定下來。
白天大家在試驗現場，晚上就聚在一起開學術研讨會。擺現象、查原因，人人都在為攻關獻計獻策。在研讨中，高爐工長們反映了一個異常的現象：黏渣出現時大多是風口幹淨的時候，沒有湧渣挂渣。而稀渣都出現在風口嚴重挂渣之後。是不是爐渣由黏變稀，會與風口吹風有關？
同一時刻，東北工學院做的渣鐵樣化驗和岩相分析報告，也正一份接一份送到工作組。看着那一組組資料，教授和專家們從中又發現了一個現象：黏渣中含有大量的氮化钛、碳化钛和低價氧化物。而在稀渣中，它們的含量甚微。
這兩個怪現象引起了工作組上司的高度重視，通過多次的研究，最終得出結論：一是爐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和低價钛氧化物，熔點高達3000攝氏度以上，它們以幾微米的固體顆粒形态懸浮彌散在爐渣之中，使爐渣黏度顯著增大，不易流動。二是爐渣堆積到風口區附近，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被風中的氧氧化為高價二氧化钛，而二氧化钛在爐渣裡是以易流動的液體形态存在的。這就說明，渣中的氮化钛、碳化钛是使爐渣變稠的“罪魁禍首”。隻要能減少或者盡可能消除氮化钛、碳化钛就是冶煉釩钛磁選礦的關鍵了。
有了這個重大發現，大家都十分高興。周傳典組長果斷決定采取兩大措施：一是要求工長必須嚴格把爐溫控制在較低水準，減少爐内生成氮化钛、碳化钛的可能性；二是要求噴吹組人員立即行動起來，向高爐内試吹精礦粉、氧氣，使渣中已經生成的氮化钛、碳化钛盡可能再氧化成高價的二氧化钛。正是因為這兩項措施，改變了高爐冶煉釩钛礦的被動局面，使其走上正軌。
沒過多久，李富春副總理、賀龍元帥以及冶金部的上司到承德鋼廠視察時，充分肯定了模拟試驗取得的重大突破和豐碩成果。周傳典組長向國務院、冶金部黨組遞交的報告中也寫道：承德高爐冶金釩钛礦模拟試驗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渣中二氧化钛含量30%時，爐況順行，渣鐵暢流、生鐵合格。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可以起步了。
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而我作為其中的一名參與者，因為在高爐修複、加工噴吹原料、清理“黏渣”“大洩渣”的奮戰中表現優異，先後榮立三次二等功。
承德試驗勝利結束後，工作組全體人員在北京天安門金水橋前集體留影，然後，休假一個月，再轉戰大西南。
1965年10月下旬，我和徐洪飛、殷沛然、胡慶昌三人在北京會合，趕往四川省西昌市，按時向冶金部工作組和西南鋼鐵研究院報到。最初兩個月，我們與研究院職工整天合泥、打坯，建造家屬泥土住宅，還要不時地去410廠參加試驗籌備工作。
1966年初，工作組在西昌410廠進行了第二次釩钛磁選礦工業試驗。這次使用的是太和礦、白馬礦産的攀枝花磁鐵礦的“原礦”。之是以選擇原礦進行系統試驗，就是為攀鋼建設選礦廠、燒結廠、煉鐵廠提供設計、生産等依據。試驗是在28立方米高爐上進行的，我也正式擔任了高爐值班工長，獨當一面地負責當班高爐冶煉操作。那段時間，每天我早來晚走，當班時勤看風口、細觀儀表、檢視渣流渣色、鐵花狀況，還得進行分析判斷。正是因為我的認真負責，在5個月的試驗期間沒有出現操作失誤和意外，確定爐況穩定順行、生鐵合格，為試驗成功創造了條件。
可以說，西昌試驗的成功，為攀鋼的建設和生産積累了寶貴的冶煉經驗和特殊的技術訣竅。
還有一件事讓我特别難忘。一天我正值白班，有一位身穿便服、腳穿布鞋的老人來到爐前平台，觀看出渣出鐵的情況。他跟我們這幫小夥子說：“年輕人，好好幹啊。”事後，我才知道他竟然是彭德懷元帥，（當時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我暗下決心，一定得好好工作，決不能辜負老一輩革命家的厚望。
1967年，冶金部科技司組織我們工作組的相關人員在首鋼624立方米高爐上進行了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新的工業試驗，取得成功，再次驗證了這種特殊技術不僅在小高爐生産中有效，在大中型高爐也同樣适用。
1969年，冶金部科技司又開展了最後一次試驗，交給了中國科學院化學冶金研究所承辦且取得預期效果。由于我是工作組中唯一參加最後這次試驗的人，是以讓我起草了《高爐使用高硫焦冶煉釩钛磁鐵礦的試驗報告》，為五年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試驗畫上了一個句号。
1970年 與攀鋼共命運的開始
劉寶信（中）離開攀鋼時與同僚們合影。
1970年7月1日，攀鋼1号高爐建成投産。當時的高爐工長都是從鞍鋼抽調去的，雖然他們經驗都十分豐富，但是，冶煉攀鋼所用特殊的鐵礦，出現了渣鐵出不來，爐況異常的情況。雖然想盡了辦法，但是效果卻不明顯。為此，攀鋼向西南鋼鐵研究院請求援助。
當時，吳溪淳是西南鋼鐵研究院科研辦公室主任，他帶隊組建了支援攀鋼攻關隊，我也是其中一員。到了攀鋼後，攀鋼煉鐵廠決定由我們西南院的同志擔任高爐工長，攀鋼高爐工長當助手。開始工作後，我們采取的是低爐溫、大風量、增加出鐵次數等措施，僅三天高爐就達到了正常的冶煉狀态，攻關任務圓滿完成。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攀鋼，沒想到1972年就被調到了攀鋼煉鐵廠。
入廠後，我被配置設定到三号高爐，擔任甲班值班工長。由于各種原因，3高爐總處于“小風”狀态。加之各班工長操作思想不統一，爐況經常出現大幅度波動。我當時結合自身經驗向爐長建議并制定了“釩钛磁鐵礦冶煉技術操作規程”。因為有了統一的标準，很快爐況就穩定順行了，甚至很長一段時間經濟技術名額超過了一号和二号高爐。
當年8月的一個上午，煉鐵廠發生了一起火災。因為一個席棚先着了火，火借風勢，不到半個小時就形成了火海，把棚戶區職工的财物全燒了。當時，許多職工都跑到火場尋親找物。爐長給我打電話：“高爐上隻有兩名爐前工了，你快上崗替班。”就這樣，14個人的活就剩我們3個人完成，一幹就是56個小時。下來後，僅休息一夜就又正常上班了。那時爐前工都在私下議論：“誰也别招惹他，他叫幹啥就能幹啥。”聽到這樣的議論後，我便意識到不應該讓勞工們怕我，而是真心佩服，于是我便利用出渣鐵的間隙，給本班爐前工講煉鐵基本常識和安全操作規程，并且主動幫助他們處理一些事情，慢慢地也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1977年，我被破格晉升為工程師、生産科副科長，統管全廠冶煉操作工作和處理與生産有關的重大事情。當時，針對鑄銅渣口燒損多的問題，我提出推廣使用銅闆焊接渣口和吹風式機械堵渣機；還與生産科另一位副科長蘇志忠同志（後擔任攀鋼副總工程師）設計安裝了溝下燒結礦篩分除塵裝置；主持并操作處理了一号、二号高爐兩起爐缸當機事故以及三高爐風口燒穿事故等一些大型事件。還每周一次為工長、瓦斯工講高爐操作技能和釩钛礦冶煉特殊技術，很受大家歡迎，當時的學員中後來很多都成為煉鐵廠技術骨幹，甚至還有兩人先後擔任了煉鐵廠廠長。
當時，因為我是廠冶煉工程師，又是單身，每逢節假日，廠裡都安排我值班。1978年7月，一個周日的下午，攀鋼召開了一次緊急電話會議。當時的副經理黎明（後任冶金部副部長、寶鋼工程指揮部總指揮）說，金沙江上遊正在下大暴雨，江邊堆放有一萬立方米圓木，如果圓木被水沖進江中，沿江而下，就有可能沖毀攀鋼“浮船取水”裝置，高爐冷卻裝置也将因斷水而被燒壞。說到這兒，他告誡我說：“劉寶信，你要抓緊采取防範措施，如果出了事，我就拿你是問。”我立刻回答：“沒問題，要是出了事，你就把我送進‘彎腰樹’（監獄名稱）。”
我當然清楚這件事的重要性，高爐斷水必須緊急休風，如果處理不當，不僅會燒毀大量冷卻器，還可能發生爐頂瓦斯爆炸的特大事故。為此，會後我立即召集瓦斯技師和配管工，安裝了臨時送蒸汽到爐頂的管線，并從運輸部調了兩輛火車頭，讓其燒足蒸汽待命，并安排各高爐做好緊急休風的必要準備。為了確定萬無一失，我還組織了一次演練。第二天早上6點，從公司傳來資訊說是警報已經解除，我才松了一口氣。事後，攀鋼總排程長跟我說：“你膽子可真不小，竟然敢跟經理叫闆。”
1978年，為了解決困擾生産發展的一系列技術問題，我們在高爐料中配加了适當的不含钛的普通礦，優化了爐料結構，高爐利用系統也首次突破了設計水準，正是有了這個創新，為攀鋼結束8年虧損創造了重要條件。我也是以被評為攀鋼先進工作者，并被推薦成為當時的渡口市（後改名為攀枝花市）人大代表。
我在攀鋼工作的這些年，有幸參與了很多科研項目，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科學試驗獲國家發明一等獎（集體）；撰寫的《高钛渣冶煉的合理上下部調劑制度》一文，參加了1980年煉鐵研讨會的學術交流；撰寫的《攀鋼高爐長期休風操作技術的新突破》和《富礦粉釩钛磁鐵的高爐冶煉》等文章，被收入《高爐冶煉釩钛礦理論與實踐》文集中；1999年，攀鋼高爐冶煉釩钛礦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我也是參與者之一。
1998年，劉寶信與妻子在漓江邊留影。
到上世紀70年代末，國家開始分批次解決支援三線建設職工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因為徐洪飛和胡慶昌的家屬已經到了攀鋼，是以隻有我和殷沛然回來了， 1981年12月底，我收到了鞍鋼的調令。得知能回到熟悉的鞍鋼，能與家人團聚，我十分高興。唯一遺憾的是，也是以離開了從事近二十年的釩钛礦高爐冶煉事業。
如今，我已80歲高齡，離開攀鋼已經38年。今年10月份，攀枝花市記者和科委的相關人員先後三次來鞍山采訪、看望我，聽我介紹當年的一些人和事，做了錄音錄像，在攀枝花市作了宣傳報道。攀鋼曆史展覽館，陳列着我榮獲的國家發明一等獎（集體）獲獎證書原件和由我撰寫的《我為祖國獻青春》一文。
回憶起參加“大三線”建設的這17年，可以說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能為高爐冶煉釩钛磁鐵礦科研攻關和高爐一線工作貢獻力量，我覺得十分有意義，可以說青春無悔。
劉寶信 口述 王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