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电视剧改编，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擅自篡改的现象。但只有对秉义的妻子冬梅及岳母金月姬的刻画，却非常忠实于梁晓声的原著及他的理念。
《人世间》里的最不成功的改编，是对秉昆打伤并致死骆士宾的动因的抽取。在原著小说里，骆士宾咄咄逼人地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夺回楠楠，让秉昆如临大敌。秉昆的动手是出于维护家庭的完整，而作出的绝地反击。
而电视剧却将秉昆与骆士宾的冲突，改在了楠楠去世之后，秉昆与骆士宾两个人均面临着楠楠去世带来的不同动机的伤痛，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点，两个人也不应该再有什么相遇的机缘，但就是因为骆士宾的一句祸从口出的污辱性言语，使得秉昆怒不可遏，激化成暴力升级，导致了伤人事件的发生。小说原著里的绷紧了发条的争抢楠楠的剑拔弩张的动机，在电视剧里变成了言语不逊才引发的冲突，避重就轻，大题小做，这样改编的目的，看不出电视剧的用意何在。
这可以说是电视剧里最失败的改编。
但电视剧里对冬梅的母亲金月姬的刻画，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也可以说是形象地演绎了梁晓声在小说里强烈地表达的主题意旨。
原小说里，梁晓声提出了“阶层”现象的严峻对立，具体表现在身为高干之家的郝家与身为底层工人之家的周家，两家的儿女辈，虽然因为婚姻的关系，发生了关联，但上一代人，却没有任何的交集。郝家人与周家人，始终没有见过面。
这是小说里每每提及的一个憾事。
在电视剧54集中，冬梅因为自己处处顺着秉义，失去了自己原先的岗位，而爆发出了不满，脱口而出提出了离婚，而秉义无心与冬梅理论这明显的是一种口头上的威胁，再次提出了他心中的一触即发的疼，那就是过去在声势显赫的郝家，自己始终是“渺小无能卑微”，一句话，底层出身的秉义，深切地感受到了在高级阶层面前，自己所受到的强大的压力。
在这之前，电视剧作了充分的铺垫，将小说原著里非常醒目的阶层隔绝，改编成了1981年郝省长健在人世、准备前往周家拜年看望的一段戏，在这场戏分里，还添加了一段“两筒茶叶”引发的波澜与纠葛，将小说里的理念上阐述的主题，转化为可见可感的戏剧性冲突，突出地表现了客观存在的“阶层”差异。
这种“阶层差异”，也是小说里在秉义去世之后，冬梅很快改嫁的原因，而冬梅改嫁的对象，是一个“红二代”，实际上意味着冬梅回归了她所隶属的“阶层”。正如小说里周蓉分析的那样，冬梅与秉义之间的爱情，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不然的话，这两个阶层是不可能产生横向关联的。
所以，冬梅与秉义的爱情，只是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制造的“红楼一梦”，梦醒了，冬梅还是要回归到她所属的阶层。
这一理念，在《人世间》的小说原著里白纸黑字地写着，而在梁晓声就《人世间》的访谈中，也不加遮掩地陈述着。
梁晓声在谈及秉昆的家庭与冬梅的家庭差距时，这样谈到：秉昆本身也没有踏入哥哥嫂子那个家，他只在院外见哥哥。那个环境对他的戳伤感太强了。他哥去世之后，他嫂子又回到原来的阶层里。他俩在街上遇到时，他不能再叫她“嫂子”，只能叫“姐”，彼此淡淡几句话就过去，再没来往了。
实际上，这就是梁晓声经常提及的“阶层固化”问题。他毫不讳言他的这种强烈的感触：“在小说里我当然是有意识要触及到这一点。也就是那个时代才能产生周家的大哥和人家副省长的女儿的那种婚姻——也许今天也能产生，但那除非是影视上的‘小鲜肉’。特殊的‘文革’时期才提供了那种可能性。”
秉义的身上，有着梁晓声本人的影子。从个性趋向来看，秉义并不希望当官，而是想搞学术研究，这正是梁晓声这样的写作者的理想定位，但梁晓声作为一个话语的发言者，在言语上具有巨大的话语权，这一点上，他又具有了一种类似于秉义身上的权力加盟。所以，秉义的所作作为，都有着梁晓声的个人愿望的一种转嫁与期冀。
现实生活中，梁晓声有一个平民的妻子，并没有冬梅这样的高干子女对他青眼有加，而实际上，梁晓声虽然在小说里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对他的自我化身的形象投怀送抱，但是现实中的残酷现实是，并没有多少女性对当初的穷困潦倒的梁晓声乐意接受。
因此，冬梅对秉义的那种没有歧视、没有抱怨、没有悔恨的爱情，只能是梁晓声在构造他的爱情情节时的“南柯一梦”，很多浪漫的情节，只能存在于小说与影视中，而现实中，却可想而不可遇。
这就是梁晓声的小说里交织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与雨果式的浪漫主义的原因。
在电视剧中，回避了秉义去世后冬梅立即改嫁的“阶层梦醒时分”的薄情寡义的设定，而是增加了一段冬梅对秉义的抱怨，随口说出了“离婚”的威慑，实际上也是暗示了秉义与冬梅之间爱情并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基础，而事实上，梁晓声在小说中的本意，也是竭力要强化这种超越“阶层”现实的爱情戏份的不可靠与梦幻性质。
电视剧把梁晓声在小说里揭示的阶层固化的毫不浪漫的残酷本质，以一种柔化的波动场景，予以了呈现。
为此，电视剧还设计了多个小说里没有提及的情节，来表现这种“阶层”冲突的戏份。
在电视剧里，郝省长试图打破这种阶层壁垒，从这一点上来看，郝省长要比金月姬更接近于一个正面的没有歧义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但是金月姬的矛盾性思考，却更接底气，更接近要害，更吻合社会的真实思潮。
所以，文艺作品往往是塑造一个正面的可能不存在的人物，但却可以通过这个物，把负面的社会思潮给折射出来。
郝省长在电视剧中改变了原小说里早已去世的设定，就是意图通过他身上的力图打破阶层壁垒的形象，而重塑社会的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
但郝省长这样的人物，只能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改编者不得不回到梁晓声的原著的轨道，在匆匆地表现了郝省长两集之后，就把这个人物给处理成“人逝曲终政息”了。
金月姬在她临终前夕，再次把秉昆判刑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遗嘱地位。
看起来，一个省级干部、且与周家一直隔断的金月姬为什么突然之间，在临终前，如此奇怪地关心起她从没有见过面的秉昆来了？
小说里是这样解释的：“现在自己也快死了，她忽然很想尽一点儿亲戚的能力，证明自己还是有人情味儿的。”
这个“人情味”，一直是周家那个阶层用以支撑下去、抱团取暖的动力。
而相对而言，金月姬所属的高干层面，一直对这个“人情味”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小说里也写道了，金月姬在临终的时候，说及她为什么不与周家这样的底层民众密切来往的原因，就是：“怕亲家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烦人事求到自己，她从没登过亲家的门。”
这实际上，反映出权力的“公正无私”与亲情的“利益输出”之间的巨大的矛盾与冲突。
权力的无私要求，强调的是执政为民，而不是谋私于人。
而亲情的要求，就是相互的互助，一旦遇到困难，便是找熟人，拉关系。
我们注意一下，《人世间》里，春燕涉案，唯一求助的人，就是龚局长，但是龚局长冠冕堂皇地予以了拒绝。
不能不说龚局长做的有错，从他的公职岗位来说，他应该不徇私情。
但是，龚局长却在暗箱里与那些利益往来的个人暗通款曲，存在着利益输送，龚局输送的是政务消息，比如何时出警，让涉案人及早规避，而相应的是，龚局成为获利者贿赂名册上的一员。
春燕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反戈一击，利用贿赂账目，要挟了人模狗样、表面上不徇私情的龚局长。
秉义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电视剧里，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家族带来好处。
小说里写道，当秉昆想求秉义为赶超的妹妹，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孙小宁安排一个工作的时候，秉义断然拒绝。
之后，秉义在碰到秉昆求助的时候，都是给予了拒绝。
这是秉义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结果，他牺牲了亲情，维护了权力的公正无私的原则。
可以说，秉义是《人世间》里的一个理想的化身，梁晓声只能这样写，从权力的角度，秉义无可挑剔，但是从亲情的角度来审视，他显然又是不近人情，面目可憎。
但是，梁晓声在原著里用以说明的是，秉义这样的公正无私的作为，才是一种超越亲情的“小爱”之上的“大爱”。
如果秉义整天就是为着自己家族谋取着“利益输送”，那么，这个人物，又与大家恨之入骨的腐败堕落者有何不同？
秉义坚守了自己的“大爱”理想，却在亲情的维度上，做的很不到位，受到了秉昆的斥责与怒骂，甚至差一点兄弟反目，拳脚相加。
但是，秉义最终，还是用自己的“大爱”，改善了社会民生，秉昆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因应着时代的大潮，获得了改革开放的那一份红利。
在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秉义与秉昆走在破旧泥泞的小巷里，考察着这一块贫民区的角角落落，这一段情节，也是梁晓声原著里加以对比式描写的一个重要段落。
电视剧显然忠实地还原了梁晓声的理想化情境，那就是秉昆的“小爱”与秉义的“大爱”终于并驾齐驱，有了一个共同的前行的方向与路径。
而秉义的这种“大爱”，则继承了金月姬的启发与精神传承。
所以，金月姬这个人物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就难以理解秉义的“大爱”的源泉在哪里。
金月姬在《人世间》小说里，有一个困惑，就是搞不清楚，阶层的打破是利还是弊。
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这种“阶层”的落差，会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以权谋私。
金月姬作为一名老干部，她显然厌恶这种“阶层之间”的利益输送。
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秉义曾经为妹妹的同学蔡晓光的事情，求助于金月姬，受到了金月姬的一顿数落，之后秉义认识到，自己不应该开口，因为他开口了，不过是想利用权力的高维度能量，向自己的低维度亲戚输送利益而已。
可以说，金月姬接受的一套正宗、正统、亲历的理念，都必须要求她拒绝以权谋私，阻断“利益输送”。
这也是金月姬反对冬梅婚姻的原因。正是蔡晓光求助的那件事，使她看到了“阶层的落差”为不同阶层的“利益输送”提供了可能，所以，之后她开始反对冬梅与秉义的不同阶层的密切接触，也就是说，她重新反思了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结缘问题。
一直到她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这种权力的无私性与亲情的逐利性之间的巨大矛盾。
而为了解决这一个矛盾，金月姬倾向于人情的一边，实际上，就是抛弃了权力的公正性，而向亲情的利益，作了一个小小的输送。
那就是让秉昆减刑。
按小说的说法，秉昆由此减刑三年，而电视剧可能考虑到这种权力的干预会产生不好的反响，仅仅改成了节后释放移至节前释放。而且陆毅扮演的书记，还强调要按程序办事。
可见，从理论上讲，权力的公正性，确实不能有丝毫的挑战与更改。电视剧在如此表现时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确实可以看出，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提出的这个权力与亲情的水火不容，切中了社会的肯綮，描写了现实中国的尖锐问题，只不过梁晓声是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暗示的方式或者叫反话正说的方式，予以呈现出来的。
正是这些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深刻探讨的部分，转化为金月姬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是有了金月姬在她临终前，网开一面，终于挑战了一下权力的公正性的不容侵犯的尊严，小小地放了一下水，滋润了一下亲情的板块，这也就是金月姬为秉昆说情的这一个情节的背后动机所在与动因背景。
而冬梅这一个形象，是激发金月姬思考的一个由头与源头。在金月姬在世的时候，她一直站位于周家，但当母亲去世之后，她与秉义的由于阶级落差形成的差异，让她如同电视剧所说的那样“失去了自我”，从而产生了对秉义的啧有烦言。
电视剧这样的改编，不过是把梁晓声小说原著里的那一种理念，转化为更为明晰的人物心理轨迹。
其实在小说里并没有提到冬梅扬言离婚的事，但是小说里梁晓声设定的冬梅改嫁的事实，还是说明了冬梅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并不牢靠与坚固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这个“基础”，更是梁晓声一厢情愿的梦，一个作家用文字营造的浪漫主义的梦，但现实是严峻与残酷的，所以梁晓声必须回到现实主义的范畴里，重新估量冬梅的感情定位。
在秉义离开后，必须把冬梅送回她的阶层，就像《红楼梦》里的人物在完成他们在人世间的使命之后，还要回归到另一个时空里的近乎是平行空间里的“离恨天”一样。
这背后的根深蒂固的动因，就是梁晓声一直在申说的阶层固化、阶层隔绝现象。冬梅提出离婚，不过是她的一次预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