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電視劇改編，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擅自篡改的現象。但隻有對秉義的妻子冬梅及嶽母金月姬的刻畫，卻非常忠實于梁曉聲的原著及他的理念。
《人世間》裡的最不成功的改編，是對秉昆打傷并緻死駱士賓的動因的抽取。在原著小說裡，駱士賓咄咄逼人地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奪回楠楠，讓秉昆如臨大敵。秉昆的動手是出于維護家庭的完整，而作出的絕地反擊。
而電視劇卻将秉昆與駱士賓的沖突，改在了楠楠去世之後，秉昆與駱士賓兩個人均面臨着楠楠去世帶來的不同動機的傷痛，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利益沖突點，兩個人也不應該再有什麼相遇的機緣，但就是因為駱士賓的一句禍從口出的污辱性言語，使得秉昆怒不可遏，激化成暴力更新，導緻了傷人事件的發生。小說原著裡的繃緊了發條的争搶楠楠的劍拔弩張的動機，在電視劇裡變成了言語不遜才引發的沖突，避重就輕，大題小做，這樣改編的目的，看不出電視劇的用意何在。
這可以說是電視劇裡最失敗的改編。
但電視劇裡對冬梅的母親金月姬的刻畫，可以說是相當成功，也可以說是形象地演繹了梁曉聲在小說裡強烈地表達的主題意旨。
原小說裡，梁曉聲提出了“階層”現象的嚴峻對立，具體表現在身為高幹之家的郝家與身為底層勞工之家的周家，兩家的兒女輩，雖然因為婚姻的關系，發生了關聯，但上一代人，卻沒有任何的交集。郝家人與周家人，始終沒有見過面。
這是小說裡每每提及的一個憾事。
在電視劇54集中，冬梅因為自己處處順着秉義，失去了自己原先的崗位，而爆發出了不滿，脫口而出提出了離婚，而秉義無心與冬梅理論這明顯的是一種口頭上的威脅，再次提出了他心中的一觸即發的疼，那就是過去在聲勢顯赫的郝家，自己始終是“渺小無能卑微”，一句話，底層出身的秉義，深切地感受到了在進階階層面前，自己所受到的強大的壓力。
在這之前，電視劇作了充分的鋪墊，将小說原著裡非常醒目的階層隔絕，改編成了1981年郝省長健在人世、準備前往周家拜年看望的一段戲，在這場戲分裡，還添加了一段“兩筒茶葉”引發的波瀾與糾葛，将小說裡的理念上闡述的主題，轉化為可見可感的戲劇性沖突，突出地表現了客觀存在的“階層”差異。
這種“階層差異”，也是小說裡在秉義去世之後，冬梅很快改嫁的原因，而冬梅改嫁的對象，是一個“紅二代”，實際上意味着冬梅回歸了她所隸屬的“階層”。正如小說裡周蓉分析的那樣，冬梅與秉義之間的愛情，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機緣，不然的話，這兩個階層是不可能産生橫向關聯的。
是以，冬梅與秉義的愛情，隻是梁曉聲在《人世間》裡制造的“紅樓一夢”，夢醒了，冬梅還是要回歸到她所屬的階層。
這一理念，在《人世間》的小說原著裡白紙黑字地寫着，而在梁曉聲就《人世間》的訪談中，也不加遮掩地陳述着。
梁曉聲在談及秉昆的家庭與冬梅的家庭差距時，這樣談到：秉昆本身也沒有踏入哥哥嫂子那個家，他隻在院外見哥哥。那個環境對他的戳傷感太強了。他哥去世之後，他嫂子又回到原來的階層裡。他倆在街上遇到時，他不能再叫她“嫂子”，隻能叫“姐”，彼此淡淡幾句話就過去，再沒來往了。
實際上，這就是梁曉聲經常提及的“階層固化”問題。他毫不諱言他的這種強烈的感觸：“在小說裡我當然是有意識要觸及到這一點。也就是那個時代才能産生周家的大哥和人家副省長的女兒的那種婚姻——也許今天也能産生，但那除非是影視上的‘小鮮肉’。特殊的‘文革’時期才提供了那種可能性。”
秉義的身上，有着梁曉聲本人的影子。從個性趨向來看，秉義并不希望當官，而是想搞學術研究，這正是梁曉聲這樣的寫作者的理想定位，但梁曉聲作為一個話語的發言者，在言語上具有巨大的話語權，這一點上，他又具有了一種類似于秉義身上的權力加盟。是以，秉義的所作作為，都有着梁曉聲的個人願望的一種轉嫁與期冀。
現實生活中，梁曉聲有一個平民的妻子，并沒有冬梅這樣的高幹子女對他青眼有加，而實際上，梁曉聲雖然在小說裡寫出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對他的自我化身的形象投懷送抱，但是現實中的殘酷現實是，并沒有多少女性對當初的窮困潦倒的梁曉聲樂意接受。
是以，冬梅對秉義的那種沒有歧視、沒有抱怨、沒有悔恨的愛情，隻能是梁曉聲在構造他的愛情情節時的“南柯一夢”，很多浪漫的情節，隻能存在于小說與影視中，而現實中，卻可想而不可遇。
這就是梁曉聲的小說裡交織着巴爾紮克的現實主義與雨果式的浪漫主義的原因。
在電視劇中，回避了秉義去世後冬梅立即改嫁的“階層夢醒時分”的薄情寡義的設定，而是增加了一段冬梅對秉義的抱怨，随口說出了“離婚”的威懾，實際上也是暗示了秉義與冬梅之間愛情并沒有什麼堅不可摧的基礎，而事實上，梁曉聲在小說中的本意，也是竭力要強化這種超越“階層”現實的愛情戲份的不可靠與夢幻性質。
電視劇把梁曉聲在小說裡揭示的階層固化的毫不浪漫的殘酷本質，以一種柔化的波動場景，予以了呈現。
為此，電視劇還設計了多個小說裡沒有提及的情節，來表現這種“階層”沖突的戲份。
在電視劇裡，郝省長試圖打破這種階層壁壘，從這一點上來看，郝省長要比金月姬更接近于一個正面的沒有歧義的符合主流意識形态的形象，但是金月姬的沖突性思考，卻更接底氣，更接近要害，更吻合社會的真實思潮。
是以，文藝作品往往是塑造一個正面的可能不存在的人物，但卻可以通過這個物，把負面的社會思潮給折射出來。
郝省長在電視劇中改變了原小說裡早已去世的設定，就是意圖通過他身上的力圖打破階層壁壘的形象，而重塑社會的一種嶄新的人際關系。
但郝省長這樣的人物，隻能是“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改編者不得不回到梁曉聲的原著的軌道，在匆匆地表現了郝省長兩集之後，就把這個人物給處理成“人逝曲終政息”了。
金月姬在她臨終前夕，再次把秉昆判刑的問題，提到了一個最重要的遺囑地位。
看起來，一個省級幹部、且與周家一直隔斷的金月姬為什麼突然之間，在臨終前，如此奇怪地關心起她從沒有見過面的秉昆來了？
小說裡是這樣解釋的：“現在自己也快死了，她忽然很想盡一點兒親戚的能力，證明自己還是有人情味兒的。”
這個“人情味”，一直是周家那個階層用以支撐下去、抱團取暖的動力。
而相對而言，金月姬所屬的高幹層面，一直對這個“人情味”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小說裡也寫道了，金月姬在臨終的時候，說及她為什麼不與周家這樣的底層群眾密切來往的原因，就是：“怕親家經常因為這樣那樣的煩人事求到自己，她從沒登過親家的門。”
這實際上，反映出權力的“公正無私”與親情的“利益輸出”之間的巨大的沖突與沖突。
權力的無私要求，強調的是執政為民，而不是謀私于人。
而親情的要求，就是互相的互助，一旦遇到困難，便是找熟人，拉關系。
我們注意一下，《人世間》裡，春燕涉案，唯一求助的人，就是龔局長，但是龔局長冠冕堂皇地予以了拒絕。
不能不說龔局長做的有錯，從他的公職崗位來說，他應該不徇私情。
但是，龔局長卻在暗箱裡與那些利益往來的個人暗通款曲，存在着利益輸送，龔局輸送的是政務消息，比如何時出警，讓涉案人及早規避，而相應的是，龔局成為獲利者賄賂名冊上的一員。
春燕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反戈一擊，利用賄賂賬目，要挾了人模狗樣、表面上不徇私情的龔局長。
秉義無論是在小說中還是電視劇裡，也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給家族帶來好處。
小說裡寫道，當秉昆想求秉義為趕超的妹妹，也就是電視劇裡的孫小甯安排一個工作的時候，秉義斷然拒絕。
之後，秉義在碰到秉昆求助的時候，都是給予了拒絕。
這是秉義對自己嚴格要求的結果，他犧牲了親情，維護了權力的公正無私的原則。
可以說，秉義是《人世間》裡的一個理想的化身，梁曉聲隻能這樣寫，從權力的角度，秉義無可挑剔，但是從親情的角度來審視，他顯然又是不近人情，面目可憎。
但是，梁曉聲在原著裡用以說明的是，秉義這樣的公正無私的作為，才是一種超越親情的“小愛”之上的“大愛”。
如果秉義整天就是為着自己家族謀取着“利益輸送”，那麼，這個人物，又與大家恨之入骨的腐敗堕落者有何不同？
秉義堅守了自己的“大愛”理想，卻在親情的次元上，做的很不到位，受到了秉昆的斥責與怒罵，甚至差一點兄弟反目，拳腳相加。
但是，秉義最終，還是用自己的“大愛”，改善了社會民生，秉昆作為社會的一員，也因應着時代的大潮，獲得了改革開放的那一份紅利。
在電視劇中，我們可以看到，秉義與秉昆走在破舊泥濘的小巷裡，考察着這一塊貧民區的角角落落，這一段情節，也是梁曉聲原著裡加以對比式描寫的一個重要段落。
電視劇顯然忠實地還原了梁曉聲的理想化情境，那就是秉昆的“小愛”與秉義的“大愛”終于并駕齊驅，有了一個共同的前行的方向與路徑。
而秉義的這種“大愛”，則繼承了金月姬的啟發與精神傳承。
是以，金月姬這個人物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
如果沒有這個人物，就難以了解秉義的“大愛”的源泉在哪裡。
金月姬在《人世間》小說裡，有一個困惑，就是搞不清楚，階層的打破是利還是弊。
因為一個顯然的事實是，這種“階層”的落差，會造成的一個副作用，就是以權謀私。
金月姬作為一名老幹部，她顯然厭惡這種“階層之間”的利益輸送。
在電視劇中，我們看到，秉義曾經為妹妹的同學蔡曉光的事情，求助于金月姬，受到了金月姬的一頓數落，之後秉義認識到，自己不應該開口，因為他開口了，不過是想利用權力的高次元能量，向自己的低次元親戚輸送利益而已。
可以說，金月姬接受的一套正宗、正統、親曆的理念，都必須要求她拒絕以權謀私，阻斷“利益輸送”。
這也是金月姬反對冬梅婚姻的原因。正是蔡曉光求助的那件事，使她看到了“階層的落差”為不同階層的“利益輸送”提供了可能，是以，之後她開始反對冬梅與秉義的不同階層的密切接觸，也就是說，她重新反思了高層與低層之間的結緣問題。
一直到她臨終前，她還念念不忘這種權力的無私性與親情的逐利性之間的巨大沖突。
而為了解決這一個沖突，金月姬傾向于人情的一邊，實際上，就是抛棄了權力的公正性，而向親情的利益，作了一個小小的輸送。
那就是讓秉昆減刑。
按小說的說法，秉昆由此減刑三年，而電視劇可能考慮到這種權力的幹預會産生不好的反響，僅僅改成了節後釋放移至節前釋放。而且陸毅扮演的書記，還強調要按程式辦事。
可見，從理論上講，權力的公正性，确實不能有絲毫的挑戰與更改。電視劇在如此表現時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确實可以看出，梁曉聲在《人世間》裡提出的這個權力與親情的水火不容，切中了社會的肯綮，描寫了現實中國的尖銳問題，隻不過梁曉聲是以一種溫文爾雅的暗示的方式或者叫反話正說的方式，予以呈現出來的。
正是這些梁曉聲在《人世間》裡深刻探讨的部分，轉化為金月姬這個人物形象，也就是有了金月姬在她臨終前，網開一面，終于挑戰了一下權力的公正性的不容侵犯的尊嚴，小小地放了一下水，滋潤了一下親情的闆塊，這也就是金月姬為秉昆說情的這一個情節的背後動機所在與動因背景。
而冬梅這一個形象，是激發金月姬思考的一個由頭與源頭。在金月姬在世的時候，她一直站位于周家，但當母親去世之後，她與秉義的由于階級落差形成的差異，讓她如同電視劇所說的那樣“失去了自我”，進而産生了對秉義的啧有煩言。
電視劇這樣的改編，不過是把梁曉聲小說原著裡的那一種理念，轉化為更為明晰的人物心理軌迹。
其實在小說裡并沒有提到冬梅揚言離婚的事，但是小說裡梁曉聲設定的冬梅改嫁的事實，還是說明了冬梅的愛情是建立在一個并不牢靠與堅固的基礎之上的，其實這個“基礎”，更是梁曉聲一廂情願的夢，一個作家用文字營造的浪漫主義的夢，但現實是嚴峻與殘酷的，是以梁曉聲必須回到現實主義的範疇裡，重新估量冬梅的感情定位。
在秉義離開後，必須把冬梅送回她的階層，就像《紅樓夢》裡的人物在完成他們在人世間的使命之後，還要回歸到另一個時空裡的近乎是平行空間裡的“離恨天”一樣。
這背後的根深蒂固的動因，就是梁曉聲一直在申說的階層固化、階層隔絕現象。冬梅提出離婚，不過是她的一次預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