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标志王安石与君臣遇合之道、势合一的外在化（下）
而李常虽亦为安石所荐，然明言“不欲青苗收息”（《宋史·李常传》），这与王安石理财缓解中央财政之弊的目的，有很大出入。
以上所列四位持异议或保留意见的条例司检详文字官，有三人为王安石本人荐引，这一情况说明：在变法的过程中，“异论”总体是受到尊重和容许。
若说苏辙是神宗“有意”放入变革的集体，以存“异论”，那么王安石荐引的人中，有一半也对安石治理之术心存“异论”，且安石所推举对象，实际多为故旧，他们皆自求去，非安石所迫，这就表明王安石最开始也不以这些人的异论为非。
事实上，在设立三司条例司时，陈升之、王安石即有尊重异论的表示，据载，陈、王曾联名发表声明，称：“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
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这则声明表明，熙宁革新运动实质在其机构设计的构成人员方面，就内在包含着异论的可能。
王安石对“合众智”以求“天下之理”的认可，暗示在改革初期他对异论的尊重。在这里，“三司判官”与“诸路监司及内外官”之有理财之能者，“具事状闻奏”且“听于本司”，在职权架构上，条例司完成了理财权的整合，三司条例司虽侵夺了三司之财权，但构成这一机构的人事部分，则包含着“异论”。
就异论而言，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异论”本来屡见不鲜。但在宋代，异论却成为赵宋皇室约制朝臣的“祖宗之法”。
邓小南教授指出，在宋代，笃信“祖宗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它作为一种规范，往往见于宋代君臣的观念之中，对于现实政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变法逐步推进时，逐渐表现出负作用。
因此，王安石在变法前期尽力尊重这一家法，企图在“异”中求“同”，故对三司条例司内的属官，能够使之以才。
但“异论”一旦成为新法推行的掣肘之力，王安石就从尊重“异论相搅”的家法，一变为“人无异论”的政治要求。
甚至在这个转折中，他多次以“避位”不出，逼迫神宗表态支持。君臣之间的“道—势”融合，在异论这一家法中出现了裂缝。就“异论”而言，本就是维护皇帝所拥有的“势”，如果“异论”一旦消失，臣下就会构成威胁皇权的力量。
因此，神宗不得不优先考虑“势”的稳固。而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又不得脱离君之“势”的支持，而“势”的分离其因就在“异论”的掣肘，所以在新法推行下去以后，他表现出由统“异”而趋“同”的“人无异论”的执政风格与自然过渡。
三、“异论相搅”到“人无异论”的形成
那么，这种由“异论相搅”而至“人无异论”的转变，是怎么形成的呢？事实上，改革开始推动之时，即遭受各方的异议。
这种不同意见，不仅见之于改与不改表现出的“因循故事”还是“祖宗不足法”，也见于如何改、依照什么方式改的多方面之彼此纠缠。
熙宁二年十一月，迩英阁经筵讲席就针对是否应该变法展开争论，其代表分别是司马光和吕惠卿。然而这场观念之争，并非直接自讨论新法开始，而是体现于文化行为中，此在前文已有引用，故简言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讲读内容为西汉早期历史中著名典故“萧规曹随”，其借古喻今之意明显，故而引发神宗“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的追问与反诘。
这次讲席内容和皇帝的追问，可以理解为以司马光为“宗主”的“异论”向变法的一次试探。故吕惠卿借讲说《尚书·咸有一德》之机，列举儒经所载多个变法案例来针对司马光之异论。
吕惠卿指出“萧规曹随”并非因循苟且，向司马光等“异论”发起挑战，他指出：“愿陛下深察（司马）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显然，此时变法派已经意识到“异论”对变法推进的负作用，所以表达“使议论归一”的要求。但如果说此时尚且还存在着政治上的理性，只是表现为各派之“道”的较量，力图以研议经术义理将异论归为一统，那么，变法愈至后期，就变为以自己所据之“势”，抗压别家之“道”的激烈方式实现“异见”的统一。
总结
在王安石新法推进过程中，异见凸显的负面影响迫使变法成员对“异论”改变态度。在变法的初期，制止三司条例司的设立除了保证权力的巩固，还有防止异议的作用。
熙宁三年五月，神宗决意废罢三司条例司时与王安石交涉，就点明变法派防范“异论”这一目的。
显然在熙宁二年至三年，变法派在面对“异论相搅”的祖训时是尊重、防范多于排抵。但及至三司条例司在熙宁三年被废止，其权重并入中书，变法派对异论的态度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