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條例司的設立，标志王安石與君臣遇合之道、勢合一的外在化（下）
而李常雖亦為安石所薦，然明言“不欲青苗收息”（《宋史·李常傳》），這與王安石理财緩解中央财政之弊的目的，有很大出入。
以上所列四位持異議或保留意見的條例司檢詳文字官，有三人為王安石本人薦引，這一情況說明：在變法的過程中，“異論”總體是受到尊重和容許。
若說蘇轍是神宗“有意”放入變革的集體，以存“異論”，那麼王安石薦引的人中，有一半也對安石治理之術心存“異論”，且安石所推舉對象，實際多為故舊，他們皆自求去，非安石所迫，這就表明王安石最開始也不以這些人的異論為非。
事實上，在設立三司條例司時，陳升之、王安石即有尊重異論的表示，據載，陳、王曾聯名發表聲明，稱：“除弊興利，非合衆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
乞诏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諸色人聽于本司陳述。”這則聲明表明，熙甯革新運動實質在其機構設計的構成人員方面，就内在包含着異論的可能。
王安石對“合衆智”以求“天下之理”的認可，暗示在改革初期他對異論的尊重。在這裡，“三司判官”與“諸路監司及内外官”之有理财之能者，“具事狀聞奏”且“聽于本司”，在職權架構上，條例司完成了理财權的整合，三司條例司雖侵奪了三司之财權，但構成這一機構的人事部分，則包含着“異論”。
就異論而言，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實踐中，政治行為主體之間的“異論”本來屢見不鮮。但在宋代，異論卻成為趙宋皇室約制朝臣的“祖宗之法”。
鄧小南教授指出，在宋代，笃信“祖宗之法”不僅是一種政治實踐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思想文化模式，它作為一種規範，往往見于宋代君臣的觀念之中，對于現實政治發生着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變法逐漸推進時，逐漸表現出負作用。
是以，王安石在變法前期盡力尊重這一家法，企圖在“異”中求“同”，故對三司條例司内的屬官，能夠使之以才。
但“異論”一旦成為新法推行的掣肘之力，王安石就從尊重“異論相攪”的家法，一變為“人無異論”的政治要求。
甚至在這個轉折中，他多次以“避位”不出，逼迫神宗表态支援。君臣之間的“道—勢”融合，在異論這一家法中出現了裂縫。就“異論”而言，本就是維護皇帝所擁有的“勢”，如果“異論”一旦消失，臣下就會構成威脅皇權的力量。
是以，神宗不得不優先考慮“勢”的穩固。而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又不得脫離君之“勢”的支援，而“勢”的分離其因就在“異論”的掣肘，是以在新法推行下去以後，他表現出由統“異”而趨“同”的“人無異論”的執政風格與自然過渡。
三、“異論相攪”到“人無異論”的形成
那麼，這種由“異論相攪”而至“人無異論”的轉變，是怎麼形成的呢？事實上，改革開始推動之時，即遭受各方的異議。
這種不同意見，不僅見之于改與不改表現出的“因循故事”還是“祖宗不足法”，也見于如何改、依照什麼方式改的多方面之彼此糾纏。
熙甯二年十一月，迩英閣經筵講席就針對是否應該變法展開争論，其代表分别是司馬光和呂惠卿。然而這場觀念之争，并非直接自讨論新法開始，而是展現于文化行為中，此在前文已有引用，故簡言之：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鑒》，講讀内容為西漢早期曆史中著名典故“蕭規曹随”，其借古喻今之意明顯，故而引發神宗“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的追問與反诘。
這次講席内容和皇帝的追問，可以了解為以司馬光為“宗主”的“異論”向變法的一次試探。故呂惠卿借講說《尚書·鹹有一德》之機，列舉儒經所載多個變法案例來針對司馬光之異論。
呂惠卿指出“蕭規曹随”并非因循苟且，向司馬光等“異論”發起挑戰，他指出：“願陛下深察（司馬）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問，使議論歸一。”
顯然，此時變法派已經意識到“異論”對變法推進的負作用，是以表達“使議論歸一”的要求。但如果說此時尚且還存在着政治上的理性，隻是表現為各派之“道”的較量，力圖以研議經術義理将異論歸為一統，那麼，變法愈至後期，就變為以自己所據之“勢”，抗壓别家之“道”的激烈方式實作“異見”的統一。
總結
在王安石新法推進過程中，異見凸顯的負面影響迫使變法成員對“異論”改變态度。在變法的初期，制止三司條例司的設立除了保證權力的鞏固，還有防止異議的作用。
熙甯三年五月，神宗決意廢罷三司條例司時與王安石交涉，就點明變法派防範“異論”這一目的。
顯然在熙甯二年至三年，變法派在面對“異論相攪”的祖訓時是尊重、防範多于排抵。但及至三司條例司在熙甯三年被廢止，其權重并入中書，變法派對異論的态度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