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胡适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就是他的学生陈之藩先生去世10周年的纪念日。陈之藩（1925-2012），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人，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
他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创系的系主任 。他从事电机工程学研究，同时深具人文素养，其散文作品入选两岸三地的中学国文课本。
1962年，37岁的陈之藩在海外听闻胡适先生去世的消息，含泪写下追念的文字：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今天，我们转载《东方早报》十年前的报道，作为对陈先生的怀念。
延伸阅读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先生逝世60周年
陈之藩先生
文 | 石剑峰、田波澜
来源 |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上海学者陈子善最早将陈之藩作品介绍到大陆，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剑河倒影》。陈子善说：
他（陈之藩）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浑然天成，他比较讲究怎么把白话文写得漂亮。他的文字很干净，就算是抒情也是很含蓄，非常节制，但一看就被打动。所以他的文章被选入课本是非常好的。他的写作，受到的最大影响还是来自于胡适，但后期的散文有很多哲学理念。
对于陈之藩的文字，林道群也说道：
他的文字非常精简不花哨，他的文章，你要是删掉一个字，他都可能知道。对这种诗意的散文，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把中国古诗的传统放到了散文里面，所以他虽然写的是散文，但他在意每个字，每个字似乎不能多不能少。我个人认为，《散步》与《思与花开》是陈先生最好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与他早期写作很不同，而《在春风里》的文章深受胡适的影响。
陈子善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陈之藩的《剑河倒影》和其他散文集记录了他自己历年思潮的起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灵魂在历史湍流的翻腾中所溅起的浪花。陈之藩在他作品中所研究、所思量的，无论涉及宏观的宇宙世界，还是微观的人间琐事，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一个海外自然科学家的人文修养，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识见。传统的根基与哲学的思辨相结合，科学的知识与隽永的文采相交融，使陈之藩的散文呈现出夺目的异彩。时光在流，世事在变，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而陈之藩散文的魅力却仍然那么新鲜和强烈，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学现象。
在陈子善的印象里，陈之藩平时讲话不多，“但要是跟他在一个层次上聊天，那要打足精神，稍不留意就会跟不上，因为他知识面太宽了。聊起科学界的故事，信手拈来，他最崇拜的就是爱因斯坦。”
香港著名作家董桥曾经写过一篇忆述参加陈之藩《在春风里》研讨会的文章，作为陈之藩多年的好友，他的这番话也值得人们在斯人已逝的时刻重温细读：
值得羡慕的其实是陈之藩教授的博学。寻常书信随手写得出一个又一个的逸闻、故事，陈教授不到文学院讲几堂课是文学院的损失，是文学院学生的憾事。并不要他开一门课，要他在讲堂上跟学生聊天就够了。他是真正的Man of Letters，在古老的东方，在古老的西方，这样的鸿儒是最受尊敬和喜爱的人，电子时代里不多了。都说陈教授的文章如行云，如流水，我也这样称赞他，他好像不以为意。后来有一次他看到我的文章里引了两句诗：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来信说这14个字可以弃掉两个字，变成“书似青山乱叠，灯如红豆相思”。他说因为“最”字不能连用两个，红豆是“最”呢，还是灯是“最”？既然下句弃了“最”字，上句也要改为六个字，弃掉“常”字。他说给这副对联吃了泻药，果然可以消暑！
陈之藩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提及他在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种战争与革命中的苦难并没有凝结成为他内心的戾气，反而让他有了一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与超脱。
抗战时期，除了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西安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就分成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陈之藩当时在西北工学院，校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
抗战开始时，陈之藩从北京出发，坐京浦路到安徽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走了十天过了几个地方，又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陈之藩与他的同学趴在用来运动物的火车里，火车没有窗户，身边到处是鸡屎牛粪，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过了通关，经过华山，就到了西安。抗战胜利后，各校开始复校，陈之藩就又开始沿着原路返回。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大三，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求知若渴的陈之藩与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人有着不寻常的交往。
陈之藩曾在一次受访中谈及著名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非常有意思。他住在中老胡同，是北大的宿舍。我到中老胡同去看他，大概是看完胡适的第二天。他们都是同事，整天聊天。你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说话，国语都很差。他算是很努力的了，因为他吃教国文这行饭的，还是有些我不懂，但是大致懂……我在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学校分配我到台湾去，那时找事很难的，我在北平自个也找不到事。你看沈从文很奇怪，他就给我找到事了，那时我已去台湾了，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的信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回忆起这段往事，陈之藩对梁实秋充满了感恩之情：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
随后陈之藩的命运再次因为胡适而发生了转折。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到了美国，他就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陈之藩给胡适打电话，胡适刚起床，家里只有茶叶蛋，陈之藩就在胡适家吃了一个茶叶蛋。两年半之后的暑假，陈之藩几乎天天去见胡适。宾夕法尼亚大学还给了陈之藩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块。虽然只有9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200块钱。这个时候的陈之藩应聂华苓之约在《自由中国》刊载了成名作《旅美小简》，将他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大学的观察融入到那些隽永的短文中去。
这个留学阶段的陈之藩最享受的就是与胡适海阔天空地闲聊。在这种日常生活漫无目标的闲谈中，西南联大的往事是他们经常谈及的，后来陈之藩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闲聊主题和对象时说：
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他的意思是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从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也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陈子善说：“他（陈之藩）的人生思想还是胡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系统下的，他对胡适也非常尊敬。”
1957年陈之藩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赴田纳西州孟菲斯基督教兄弟大学任教授，上课非常风趣，常常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到孟菲斯后，陈之藩又再动笔，此时的文章即是《在春风里》。其中包括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后，陈之藩含泪以信的形式连写的9篇纪念文章。1962年秋天，陈之藩曾应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及台湾大学理学院的聘请回去讲学。1964年返美后，他在阿拉巴马州的Brown Engineering Inc.任高级工程师，从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案。1966年，陈之藩到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大学任教。当年12月，他回到台北，中兴大学孟瑶教授邀请他到该校讲演。中兴大学的学生都慕名挤进讲堂。陈之藩以“知识与智慧”为题，汗流满面地讲了1小时，学生围着不散，只好又讲了1小时，可见当时他已文名远播。
1969年，陈之藩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剑河倒影》大多即是在刚到剑桥时写的，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1970年，陈之藩获选为英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197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又重返休斯敦大学任教。他还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
1977年，陈之藩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Visiting Scientist），研究人工智能。同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继高锟教授任电子系系主任，并开办博士班，培养电子工业方面的专门人才。此时的文章即是《一星如月》。1985年，陈之藩任美国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1988年，他在波士顿中风。进行脑部手术后，1993年至2003年，陈之藩回台担任成功大学客座教授达10年。之后陈之藩再赴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但自2008年6月二度中风后，陈之藩就鲜少公开露面，由忘年恋童元方照料。
以译笔见长的童元方是陈之藩在年届古稀的时候结婚的妻子，童元方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除了知名译作《爱因斯坦的梦》、《情书：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也著作中文《一样花开：哈佛十年散记》、《水流花静：科学与诗的对话》。
两人的婚礼可谓是前世结下的姻缘。早在少女时代，童元方似乎就与以散文成名的陈之藩结下了缘分。童元方发表在《万象》的散文《我们都是看你的文章长大的》记述了从读者与作者的心神交汇走到人生伴侣的历程：
也许是我自己正在叛逆的年龄，朝夕面对升学的压力，缠绵病榻的父亲，含辛茹苦的母亲，看陈先生的文章成为一种仪式，可以净化心灵；又因为陈先生炼字造句，没有模棱之词，不作非分之语，每一下笔，皆有其自身的力量。我终于攒下钱，买了这两本小书（指《在春风里》和《旅美小简》）。少年的感情真是激烈！自己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反应甚大，简直可以说是愤世嫉俗。我一边看陈先生的散文，一边把自己的激昂言辞与感触写在两本小书的空白处。好像眉批，但也可以看作见了好诗，居然应和起来。
陈之藩晚年最关切的基本议题，童元方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她在文章中说：
陈先生近年特别关心法治的真义，想知道当年美国制宪的种种，所以常拿起那些开国元勋的讲辞来念，甚至于背。那几天学期刚结束，我改完了全部的卷子，我们回到了台北。他正在读富兰克林81岁时，在费城所开的制宪会议上向各州代表所讲的话，希望大家抛弃偏见，在宪法上签字。他看完了很激动，吵着说自己对18世纪的英文没有把握，非要我立时译出来给他看不可。我累了一个学期想休息，何况他大可自己译，也就吵着说我对18世纪的英文也不太有把握，实在不想坐到桌前去。结果看着他的眼神，心中不忍，只好勉为其难地拿起笔来。他悄悄出去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拿着在地下街星巴克买给我的咖啡。
而这种种细节，也透露出这对当代散文创作领域的“绝代双骄”的恩爱生活。
事实上，陈之藩在港台地区的影响远比在大陆大，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其作品被收入到国文课本中，一代代台湾人都说，是读着陈之藩的文章长大的。
对于陈之藩作品最早的出版，林道群向早报记者介绍：
陈先生是在1949年之前因工作原因去的台湾，不是1949年后去的台湾。1950年代，他去美国念书然后工作，在其间写了一些文章寄到台湾发表。但是书的出版都是别人帮他收集整理的，并非是他本人整理的，早期的出版也是很零散的。
《在春风里》和《旅美小简》在1960年代台湾的影响很大，当时港台关系紧密，所以在台湾影响很大的书同样会在香港受到欢迎。不过，陈先生作品在港台那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很早就被收入到台湾的国文课本中，他的文章是中学生必读篇目，因为这个原因，一代代人都会去找他的书来看。不过这些年，他的作品在港台已经不那么热了。
1990年代末，陈先生跟太太童元方回到香港，那时他有个想法，就是把他的书恢复成原貌出版，而不是各种选集。所以，牛津后来按照他的意愿和想法出了9本单行本，其中后面两本《散步》与《思与花开》是陈先生来香港定居才写的。林道群说：“陈先生还有一本书叫《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大家对这本书其实有些误会，这里面的信其实是我们从胡适书信集里面找到，然后编成的，因为陈先生自己都忘了给胡适先生写了多少信。这虽然是很薄的一本书，但却是陈先生最早的写作。”
陈子善最推崇的是陈之藩晚年的两部作品，很多人也常常把他称为科学家身份的文学家，但陈子善认为，“他的后半生很显然对写作更有兴趣，但在写作中，科学家身份还是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