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照进现实，
便是最真实的、鲜血淋漓的苦难。
最近，一部电影被很多人反复提起。
这部电影叫《盲山》，一部少有的、真切地讲述女性苦难的电影。
虽然已经是15年前的老片了，但直到今日，依然值得所有人反复观摩。
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稀缺，二是典型。
稀缺，在于哪怕过去了15年，同题材的影片始终寥寥无几。
而典型，在于影片里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界，有些时候几乎如出一辙。
导演李杨当年解释片名时，曾说：“眼睛死亡了跟眼睛瞎了还不一样……衍生开去，就是对良知视而不见，对外部残忍视而不见。”
说到底，《盲山》所讲述的，就是一个“睁眼瞎”的故事。
图｜电影：《盲山》
“盲山”
在《盲山》的故事里，女主角白雪梅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姑娘，还没找到工作，家里却欠了不少债，正是极度焦虑的时候。
正好此时，白雪梅遇到了“好人”胡姐，和“医药公司”的吴经理。
胡姐劝她一起去农村收草药：“跑一趟，少说也能赚个五六百块钱，运气好的话能赚个七八百……”
白雪梅心动了，想着很快就能把家里的债还上。于是，她便跟着胡姐进山“采药”去了。
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进山之后，一杯水下肚，白雪梅就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白雪梅的钱包和身份证都不见了。
她从一名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被拐卖到山区的妇女。
7000块钱，这是40岁的村民黄德贵，买下白雪梅的价格。
第二天，黄家人就欢天喜地地操办起了婚礼。
屋里，白雪梅被堵着嘴，绑在床上；而屋外，觥筹交错，一片喜庆。
黄德贵还对来喝“喜酒”的村民说：
“谁不干了这杯酒，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子孙子都打光棍。谁不喝，下辈子都打光棍……”
白雪梅当然不依，她先是恳求黄德贵一家放过自己，不成；
又去找村干部投诉，却只换来了一句“这是你们的家事”；
还多次写信寄给父母，可邮差转头就把信交给了黄德贵……
惨遭凌辱之后，白雪梅选择了死亡，那是她唯一能维护自己尊严的方式。
可她还是被救了回来，“婆婆”还找了村里其他被拐来的媳妇，来劝说白雪梅“接受现实”。
她们告诉白雪梅：“逃不出去的，习惯这样的生活，有孩子就好了。”
或许是因为死过了一次，白雪梅不再自杀了，但她也没就此认命，依然在寻找逃脱的机会。
曾经有两次，白雪梅几乎就要成功逃出了深山。
但第一次，因为没有三块钱车费被拒载，她被抓了回去。
第二次，她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交易，赚了四十块钱。
她已经登上了长途汽车，却又被黄德贵的一句“上来看一下老婆”，再度抓了回去。
白雪梅几乎已经绝望了，而且她还怀孕了。
她只好稍微安稳了一段时间，一边教村里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念书，一边满怀担忧——万一生了个女儿，多半是要被丢到河里淹死的；或者像她一样被卖掉，重复自己悲惨的人生。
幸运的是，她生了个儿子。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她教过的一个孩子给了她希望——那个孩子愿意帮她寄信。
最终，那个孩子寄出的信，带来了白雪梅的父亲和警察。
白雪梅，好像就要获救了。
但也只是好像。
“结局”
《盲山》有两个结局。
在公映版的结局里，白雪梅最终在警察的帮助下，逃出了山村，回到了家里。
而原版的结局，则要黑暗、残忍得多。
白父没能带走白雪梅，警察也没能起到多大效果，热心的村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山村的“安宁”。
黄德贵甚至因不愿放人，而动手殴打白父。
白雪梅彻底绝望了，那一刻她才明白，阻止她获救的，是那大山里的每一个村民。
她面对的不是一个“盲”的个体，而是一个 “盲”的社会。
于是，她举起了手中的菜刀，狠狠地砍向了黄德贵……
电影，到此结束。
李杨导演不想轻易给出结论，而是给观众留下了自由想象的空间。以艺术角度而言，这应该叫“留白”。
可当电影照进现实，那便再与艺术无关。
而是最真实的、鲜血淋漓的苦难。
白雪梅砍下去的那一刀固然解气，但那又如何呢？她的人生终究是回不去了。
而影片之外，又有多少个白雪梅，多少个黄德贵，多少座走不出的大山呢？
要知道，《盲山》是李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被拐妇女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
在《盲山》中，真正让人打从骨子里发冷的，是那大山里对她的存在看得“理所当然”的每一个村民。
比如有人教黄德贵，如何控制被拐的白雪梅：“等她有了娃就跑不了啦。”
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娶不上媳妇，想要传宗接代，那就掏钱买老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简单无比，恐怖至极。
在他们看来，女性就是一件商品，生育就是她们的价值。
哪怕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有人说过：“打击拐卖现象会导致村落消失。”
而罗翔以一句法国谚语回应：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
如果一个村落，需要依靠拐卖妇女才能得以存续，那它早就该消失了。
15年后的今天，《盲山》在网上引发热议之后，李杨发了一条朋友圈：
若论中国最被低估的导演，李杨一定榜上有名。
若要论最具人文关怀的导演，李杨也绝对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的代表作《盲井》，揭露的是黑煤矿之恶；《盲山》，关注的是妇女拐卖；《盲道》，则聚焦于流浪乞讨儿童……李杨瞄准的，都是中国底层百姓，最粗粝的苦难。
哪怕拉不来投资，他自掏腰包也要去把作品完成，因为“我不是拿钱计算的，我觉得它有社会意义。”
意义是什么？15年后的今天，每一位被《盲山》掀起心中波澜的观众，都已给出了答案：
历史终成往事，而苦难需要铭记。
“李杨”
1999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李杨，偶然间看到了一则新闻：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奋起反抗而伤人之后，被判了死刑。
这让李杨大受震撼，《盲山》亦是在那时埋下了种子。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李杨走访了很多地方，联系上了20多位被拐卖的妇女和解救她们的警察。
甚至通过朋友和记者，接触了好几个刑满释放的人贩子，获得了许多一线情况。
在那些繁杂的信息里，李杨发现了一个残酷的共同点：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大部分都是因为找工作被骗去的。
她们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向往，一朝出门去，却转身就被卖进了大山，莫名其妙成了别人的妻子。
而欺骗她们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老乡、熟人，甚至亲戚。
更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女性最后也都屈服于那命运，留在了大山里。
一方面是她们有了孩子，母爱使她们选择了隐忍，没有多少母亲舍得抛下孩子，独自远走。
所以她们认了命，母爱使她们伟大，也困住了她们。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环境使然，一个被拐卖过的妇女，哪怕成功脱困回到家乡，她依然要面对无数的“伤害”。
比如他人的议论和眼光，比如长期以来对女性的“贞洁”标准……很难想象，能有多少人承受得住。
而那些性格刚烈、拼死反抗的女性呢？
她们一次次逃跑，又一次次被抓回去，再一次次被毒打、囚禁、强暴……
长此以往，没有谁禁得起如此折磨，很多人最后精神都出了问题，成了“疯女人”。
桩桩件件，都让李杨打从心里感到悲哀。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导演，或者说一名艺术创作者，应该要有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那些悲哀和苦痛，他看见了，便没法假装视而不见。
他说：“我们的社会不仅仅有高楼大厦和阳光灿烂，还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赞美阳光的人多了，直视阴影的人却很少很少。
李杨就想成为直视阴影、剖析黑暗的那一个人。
无论《盲井》、《盲山》，还是《盲道》，不管什么题材，他都始终坚持深入一线，收集真实素材。
因为电影是他的表达工具，而真实，是一切的基础。
多年前在德国留学时，李杨学会了一个道理——“各人自扫门前雪”是没错的。
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如果行人在你家门口的道上摔倒了，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马路归环卫工人管，而人行道归个人管。
看着干干净净的整个人行道，他突然便明白了：每个人首先要顾着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干净的人，这个社会上龌龊的、肮脏的人，也就会少了。
很多事情，他也同样无能为力。
但至少，他不会让自己沦为一个冷漠的看客，甚至残忍的侩子手。
“理想”
李杨是一名有着远大理想的导演。
而理想的路，很多时候都注定是漫长而又颠簸的。
在拍《盲井》的时候，李杨自己投了很多钱，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不少大奖，但在国内却迟迟无法上映。
再加上彼时盗版光碟泛滥，一来一去，李杨反而还亏了不少钱。
再到《盲山》，原版结局太过压抑，为了能够上映，他只好把结尾改成了另一个相对和谐、美好的版本。
但可惜彼时票房也微乎其乎，再加上自己投入的400万，几乎又是一项亏本的买卖。
最后的《盲道》，更让他被一些网友怒斥：“向市场妥协，拍出了烂片！”
因为《盲道》，实在太过温情，以至于不够真实。
而李杨，也承认了自己的妥协：“要让这个电影能跟观众见面，就必须妥协。”
无论评价如何，票房多寡，他终究是把自己想说的话，想传达的思想，一一展露在了大众眼前。
效果如何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但至少，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而在很多时候，沉默，往往也是罪恶的帮凶。
所以李杨在这个时候，发朋友圈说“不追究版权问题”，反而“呼吁大家观看《盲山》”。
你便应该明白，这个62岁的“小导演”，依然是那个满怀理想的追梦人。
图 | 李杨
接下来，李杨还在筹备拍摄一部家暴题材的电影。
他的镜头，依然对准着社会底层的苦难，依然吃力不讨好地聚焦于那些幽深、晦涩的阴暗角落。
这种执着，或许很傻，很难出头。
但我们需要的，也正是这样既傻又执着的人。
毕竟，漠视苦难者的苦难，本身也是一种罪恶。
一个社会的真正强大，从来不是体现在对强者的崇拜和颂扬，而是体现在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
电影《驴得水》里有句台词：“如果过去的事就这么过去了，那么未来只会更糟。”
那些真实的苦痛，哪怕再遥远，也不该被忽略、遗忘，甚至改写。
所以，一个愿意深入底层的人，很难得；一个愿意记录并讲述苦难故事的人，也很难得。
就像作家六神磊磊所说的：“我觉得不是难在要面对罪恶，而是难在要面对过去。”
我们用了很多年，走了很多路，才换来今天的文明社会。
而在那途中，被抛下、被忽略、被遗忘的零星碎片，总要有人一一去捡回来。
李杨如此做了，我便觉得再没有比他更酷的人了。
文章图源于电影《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