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标语是很意味深长的，以前大家更多认为是象普通人家门上的春联一样，不过是一个装饰，但是疫情以来的最近两年，大家开始感受到这两句话的深刻内涵了，引发网友的再学习、再认识。昨天冬奥闭幕式上用烟花打出“同一个世界，天下一家”时，又让我想到了天安门大标语的后半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天安门标语完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其核心是“人民”，前后半句都有人民，前半句是中国人民，后半句是世界人民。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白，但其内涵非常古奥，难点就在“人民”一词。“人民”一词实为中国文化之核心，与中国文化一样，历久而弥新，但是现代人却只知其之弥新的一面，却不知其历久的一面。
说人民一词弥新，因她是新中国之基石，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之核心，因此，毛主席为新中国起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简称“人民之国”。
为何当前中国的抗疫模式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是自然免疫的、与病毒共存的，实质就是对病毒放任自流、任其肆虐的，而中国则是以人民健康和生命为本的，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疫情，后来被归纳为“动态清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文化是人民文化，中国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中国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的最基础的一条就是人民生命至上。
说人民一词历久，因为她和中国文明一样古老，也可以说中国文明就是“人民文明”。到后来，以人民为本、为贵的思想被设计成制度，被记录进典籍。《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说“民是所欲，天必从之”。董仲舒说“不与民争业，乃太古之道”。
说中国文明是人民文明，其更深的根源是，人民不仅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承载，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人民的代代相传，而亘古不绝，历久弥新。
人民是中国文化的活载体。中国有个成语是“文以载道”，其实把中国文化研究透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人以载道”、“人民载道”。是“人民”，而非“四书五经”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承载者。
撼四书五经易，但撼人民难。学术易变，而人民耿介如石。
读懂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人民、义理、心性（性善）、仁政，乃四位一体，四者等价，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侧面不同。人民是从主体上说，义理是从价值标准上说，心性是从思考功能、人的本质上说，仁政是从秩序的治理上说。
中国文明是人民文明，也是义理文明、心性文明、仁政式文明，中国是人民之国，也是义理之国、心性（性善）之国、仁政之国。
儒家，作为一个学派，之所以成为历史主流，根源就在于，其思想观点抓住了中国文化之内核，以民为本、讲义理、说人心性善、倡仁政。
因此，人民是中国所特有的概念，只有中国的人才是人民，中国之外有人，而无“人民”。因为，义理、心性和仁政也都是中国文明所特有的概念，义理、心性、仁政是人民的等价物，也是人民的基石。
人民的本质在人心、人性，即在心性，有人民概念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心”、“性”概念，然后将心性作为人之本质，能从心性的维度去看人和分析研究问题。
心是中国文化所独有概念，也是一个高度抽象概念。抽象到什么程度，抽象到它打到人类文明中的最高级别的抽象，是人类文明中最抽象的概念，心之外的任何概念，都是相对来说是具体的，是“物”。这就是心物之辨的核心内核之一。
心抽象，而物具体。何谓物，心之外的一切都是物。树木山石是物，意见、思想也是物。意见、思想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属于抽象范畴，但是在心物之辨的框架中却属具象范畴，属于物的范畴。
为何说，心达到最高级别的抽象。因此心不是对具体的实体的物的抽象，而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我们的先人们观察到思考活动是人的本质活动，于是就对思考活动进行总结、抽象，虚拟出一个器官来发出、主导思考活动，并命其名曰：心。
概而言之，心就是人的虚拟的思考器官，或者说就是指人的思考功能本身。心与脑的区别在于，心是软件，脑是硬件。中国的古人只关注思考之软件，而不关注思考之硬件。思考功能是汉字“心”的本义、第一义，“心脏”是第一义、引申义。
因此，心就是思考功能本身，物就是思考、认知的结果。作为思考功能本身，心是“虚”的，作为思考人结果，物则是固化、固定的，并因这种固化而变“实”。
用佛教的话说，心是不着相的，物则是着相的。佛教也追求不着相，但是并没有真正做到。就象现代西方文明追求自由，并未真做到一样。
只有中国的“心”的概念真正做到了不着相，只有心性层面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独立和真自由。不妨称之为“心性自由”，或简称“心自由”。西方的自由，都是基于物的，是有所待的“物自由”。
人民的概念，其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统一”、“团结”，而这种统一和团结的实现，是基于心性的，是心性层面的统一和团结。也唯有超越物的高度抽象的心性层面，才能实现如此的统一和团结。
西方因为缺失心性概念，没有达到心性层面的抽象，于是就将某些具象的物作为人之本质，然后对人进行区分、分化、分裂。譬如，以宗教为标准、以种族肤色为标准、以文化文明为标准、以资产为标准、以职业为标准，等等。因此，西方文明无法实现中国式的绝对的统一和团结，一定是分化的、分裂的，也因为不存在“人民”概念。
孟子说，“心之同然，谓之义，谓之理”。这个“心之同然”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人心能够达成共识，第二层含义是，人心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人心存在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结构，而且这种基本属性和结果是“善”的，即“性善”。进一步，孟子将人心结构描述为“心之四端”，即四个组成部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因为，人性相同，所以会形成共识，即形成“义理”。所以，基于人心和义理，可以实现统一。这就是后人所概括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就是义理的天下，就是人民基于义理的大统一，成为“天下一家”。
中国的秩序就是建立在人心和义理之上， 孔孟称之为“仁政”。事实上，唯有基于人心和义理的秩序才是真秩序，真正的和谐、和平的秩序。以此为标准，真正的秩序只有中国有，为中国之外所无。这是理解历史上和现在西方一直混乱的法门。
毛主席以人民为中心，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将新中国命名为人民之国，显然继承了中国文化之内核。
中国人是人，中国之外的人也是人。中国人有人心、讲义理，世界的人也必然有人心、讲义理。推己及人，世界人民也希望和需要“大团结”。
中国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服务的内核是义理，即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以维护义理秩序，捍卫仁政，实现人民的团结。如果考虑到人民的本质，考虑到心性，这个人民必然是“天下”的、世界的。因此，中国的国家就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也必然为世界人民服务。
通过为世界人民提供义理服务，而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实现“同一个世界，天下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