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杨树达与许维遹先生的抄袭案》中说：
许维遹先生在《吕氏春秋集释》中，征引了“吴先生检斋曰”（吴承仕，大杨先生一岁），“刘先生叔雅曰”（刘文典，小杨先生四岁），到了杨先生，就只是光秃秃直呼其名的一个“杨树达曰”，也算是忍气吞声下的一个小小的抗议吧。
许先生的做法，也许当时的清华同事就会感到奇怪，同在一校，这一位是“刘先生叔雅曰”，那一位为什么不是“杨先生遇夫曰”？不称字，不叫先生，连基本的礼数都不讲，自然是不合常轨的。然而在许先生，这或许就是“我手写我口”，叫不上来就写不下去。
世上的事，有些确实是万万不能做的。所谓“报应”，说起来似乎很有迷信色彩，有时候却也真是很切实，无可逃遁。比如“审查”别人的书稿时在里面抄，就算瞒过了所有人，那被抄的人总瞒不过吧？别人心里的鄙夷不屑，那又如何逃得过？
除了礼貌问题，这事还有些另外的牵涉。许先生被“审查”的书稿还没出版，杨先生还在要求他删改，可杨先生抄出的文章就已经在流布，那往复讨论、切磋琢磨自然是谈不上了，许先生哪还会有那个心情？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吕氏春秋集释》征引的各家校释中，就数“杨树达曰”最莫名其妙。许先生只原文照录，对，或者不对，都懒得说。
《吕氏春秋集释》中的“杨树达曰”，我在《杨树达先生与“四大名著”》中说过，主要来自《经籍籑诂》。这部书中的书证那么丰富，查来是很可以显摆一下“学问”的，杨先生之所以能弄晕某些大名鼎鼎的人，这是一个关键的窍门。
可是书证不是从书中去一本本读来，而主要依赖于查，是肯定会走火入魔的。即使撇开抄袭不论，一个人喜欢成堆地引用自己不熟悉上下文的书证，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顾不上那些书证是否能说明问题、是否用得着，东扯西拉，言不及义。这在杨先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他享有盛名的《汉书窥管》，其实也是东扯西拉的代表作（另文再谈）。
就杨先生“审查”《吕氏春秋集释》而言，他通过查《经籍籑诂》给许先生作了一些补充，其实根本就没必要，别人已经说清楚了，为何要补充得那么冗赘？
看起来仿佛有点“见解”的，杨先生提供了三条，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句读的（杨先生的《古书句读释例》，那也算得是“奇书”），暂且不谈，下面只谈两条。
《吕氏春秋·本生》：“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高诱注：“招，埻的也。”
高诱释“招”为“埻的”，“埻的”即“准的”，现在俗称靶子。原文的意思是说：很多人拿着弓箭，一起射一个靶子，不会射不中。高注很对，原文也很明白。
下面看许先生《集释》引录的“杨树达曰”：
《诗·小雅·宾之初筵篇》“发彼有的”毛传：“的，质也。”此“招”字即“的”字，召声、勺声古音同在豪部也。高以“埻的”训“招”，殆已不知招、的为一字矣。段氏《说文注·土部》“埻”字下谓招、的同字，引《战国策》“以其类为招”、《春秋后语》作“以其颈为招”、《文选·咏怀诗》注引作“以其颈为的”为证，知段君小学过于高诱矣。（《吕氏春秋集释》上册页15）
杨先生引录的《诗·小雅·宾之初筵篇》“发彼有的”毛传：“的，质也。”是《经籍籑诂》（下册页2178）“的”字下的第一条。后面要证明的是“招”、“的”“为一字”，杨先生先弄出个“的，质也”想说明什么？《诗经》很熟吗？
奇怪的是，“招”可训“的”，这两个字怎么就成了一个字？这是哪来的道理？可是杨先生说是段玉裁说的。
杨先生所谓“召声、勺声古音同在豪部”，所据的是《说文》段玉裁注，两字古音俱在段氏所编《六书音均表》的“二部”，杨先生不过换了一个说法。然而古音在同部的字太多了，怎可做两个字是一个字的证据？
“招”和“的”（《说文·日部》：“旳，明也。”段注：“旳者，白之明也，故俗字作‘的’。”）分明是两个字，段玉裁在“埻”字下的注解中列举《春秋后语》的异文，无非是为“招”可训“旳”（杨先生引作“的”，不妨）提供一条例证，两个字部首不同，段玉裁也分别有注（参看许惟贤整理本《说文解字注》页1196、1043、532，凤凰出版社，2007年），怎么可能会认作是一个字？——校勘学意义上的“异文”是什么意思，杨先生好像始终都没弄清。
杨先生破例表扬段玉裁一回，其实不过是赖着段氏跟他一起犯常识性的错误，这给许维遹先生读了，不会觉得好笑吗？
下面可以顺便举一个杨先生鄙薄段氏的例子。在前回谈过的《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一文中，杨先生举了一个“肪”字为例：
又如（《说文》）四篇下《肉部》肪字，许（慎）泛训肥也，不切言之。……今按《文选注》引服虔《通俗文》云：“脂在腰曰肪。”按腰在身旁，故名其脂曰肪，此犹室在旁则名房耳。必如此说，始为精谛，而许氏但作泛词，不为切训。向无服子慎之遗文，则此字语根尘埋千古矣。此又一事也。（杨先生自注：《段注》引服语而断之云：“此假在人者以名物也。”征引其文，而不知服意在明声训，所谓交臂失之也。以段君之精诣，而不免粗疏如此，令人骇诧不已。）（《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页43）
所谓“服子慎之遗文”，杨先生是在《经籍籑诂》中查来的（见《经籍籑诂》上册页645，又见《说文通训定声》页926），查完了他来对照《说文》段注，发现了一个“骇诧”的机会。
“服子慎之遗文”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杨先生想强调的是，单有“服子慎之遗文”也不行，“以段君之精诣”不就没弄懂吗？那么解除“此字语根尘埋千古”之危险的，当然就是杨先生。
然而这种危险，其实根本不存在。“肪”字从“方”得声，如果要举例，方、房古字相通的例子可以举二十个，而方、旁古字相通的例子可以举三十个，从《经籍籑诂》和《说文通训定声》上抄来便是。
那么段氏的“粗疏”又是怎么变来的呢？
《说文·肉部》：“肪，肥也。”段注原文是：
肥，亦当作“脂”。王逸《正部论》说玉符曰：“白如豬肪。”《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此假在人者以名物也。（《说文解字注》页300）
段氏先引的是“王（逸）语”，其后才是“服（虔）语”。王逸描述玉符“白如豬肪”（用现在的话说是，玉符白得像猪的板油），为解释“白如豬肪”的“肪”字，再引服虔《通俗文》“脂在腰曰肪”（人腰上的脂叫作肪），后面“此假在人者以名物也”，是说王逸借人身上的东西（肪）指称猪身上的东西（物）。明明白白的几句话，哪有什么“交臂失之”和“粗疏”？
如王念孙序《说文解字注》所言，段氏“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他注《说文》自有体例，其书既附有《六书音均表》，又逐字注明了古韵韵部，还有什么“明声训”的作业一定要按杨先生的要求做？
杨先生在段氏一节简单明白的注文里读出了“粗疏”，于是“骇诧不已”，原因是这样凑成的：一、段注在通俗性上有问题；二、杨先生在阅读能力上有问题。
抄袭，加误会，再加“大言”，杨先生据以批评别人“小学”的，其实就只是这些东西。
下面看另一条“杨树达曰”。
《吕氏春秋·圜道》：“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
许维遹《集释》：精，日月之光明也。○孙锵鸣曰：精疑谓星。《说文》：“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故星以精言。○杨树达曰：孙说是也。《说文》七篇上云：“晶，精光也。从三日。”又曐字从晶，省作星。实则晶乃星之初字，象形字也，曐则加声符生字耳。此称星为精，正与《说文》晶训“精光”，“万物之精，上为列星”说合。（《吕氏春秋集释》上册页79）
这一条倒比较简单，杨先生同意许先生所引的孙锵鸣说，然后作了一些补充。
现在来说后面的事。
上面第一条“杨树达曰”，可能会成为杨先生的“佚文”，因为他的《读吕氏春秋札记》中没有收。可是录在许先生的书里，他也没法删。
两个字可以相训就会成为一个字吗？这只要稍想一下就会觉得不对劲，用不着学“训诂学”。
“学”可训“习”，“兴”可训“起”，这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我们去问一个中学生，“学”和“习”是一个字吗？“兴”和“起”是一个字吗？我相信答案是“两个字”，或者“神经病”。
杨先生这篇“佚文”现在就留在《吕氏春秋集释》里了，可以传之久远。
上面第二条“杨树达曰”，杨先生说得不错，问题在于它的来路。
“晶”是“星”字的初文，不止一个人（如徐灏、朱骏声、王筠等）说过，孙诒让（《名原》卷二“古章原象”条）说得尤其清楚（原文不便打出，参看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第二册页1665，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可杨先生注明了出处吗？
这一条印在许先生的书里，杨先生还有什么资格批评许先生“用余撰《左传军实解》之说而不言出自余”？——这证据留在《吕氏春秋集释》里，也是杨先生没法删的。也许是顾忌到孙诒让的读者太多，后来杨先生做了一点补救，在1937年1月21日写了一篇《释晶》，承认了孙诒让已经言之在先，而且“孙说至确”（《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册页57）。
孙诒让等人的书许先生是读过的，那两个字不是一个字，许先生更不会不知道，然而他就任由“杨树达”去“曰”。
杨先生到晚年还“治”过《吕氏春秋集释》，做出来的札记，依然故我。下面举一条说起来最简单的。
《精通篇》“隐志相及”树达按：
“隐志”文不可通，“隐”当读为“意”，“隐志”即“意志”也。……（《读吕氏春秋札记》，《积微居读书记》页214）
假定（只是假定）杨先生说的“隐”当读为“意”是正确的，那“隐志”怎么是“文不可通”呢？须是原文有误才能说“文不可通”，你都自认读通了，怎么还说“文不可通”？
比如《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文》：“ ，不说也。”“说”都当读为“悦”，倘说《论语》、《说文》因此就“文不可通”了，我相信杨伯峻先生也不会同意的。
连一些“小学”基本的术语都用不好，却来“审查”《吕氏春秋集释》这样博洽的著作，那当然就只能让许先生哭笑不得、自认倒霉。
现在我们不妨来替许先生想一想，他是该跟“杨先生遇夫”敷衍呢，还是该还他一个“杨树达曰”？
不用说，许先生已经作了选择。
当然，耿介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先生1932年受聘于清华的时候是教员（当时的职称是：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到1937年杨树达教授离开清华时，他依然是教员。——到1939年升为专任讲师，那已经是在西南联大了。
比较一下，郭绍虞、赵万里先生从教员到讲师，用了两年，浦江清先生从教员到专任讲师，只用了一年。许先生差距不小嘛。
你一个搞训诂学的“教员”，不跟号称“第一人”的“杨先生遇夫”教授敷衍，却在那里“杨树达曰”，分明是两个字也不提点一下，那是肯定会“疏于训诂，所说多误”的。——这是杨先生又还了一报。
所以在清华中文系，许维遹先生也留下了一个记录，就是担任“教员”年数最长的记录。这个记录里有许先生的失意，同时也有许先生的光荣。
那么从长久来看呢，我相信一定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可以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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