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无论是从学术命题的价值来看，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均或多或少地与文献层面的激烈争议相关联，而且集中地表现在名著研究之中。
《小说旧闻钞》
不过，对于白话小说文献的研究，却始终没有被按照“学”的角度来做系统梳理——鲁迅、孔另境、朱一玄等前辈更多地从资料层面处理这些内容，常以“小说史料”[1]命其书名，文献研究“辨章学术”之旨趣并未充分发明；而提及“小说文献”的一些著作[2]，多数仍将其看作是“专科文献学”之一种，虽有侧重论证和细致考辨，但从事系统性建构的研究，尤其是细致研判白话小说文献特殊性的内容还不算多[3]。宏观而言，这为白话小说研究者带来多方面的限制：
其一，由于通论性、理论性的著作不多，白话小说研究者的文献学意识相对薄弱（这是较之古典诗文研究者而言），这就影响到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深度。
白话小说研究中的不少争论，虽然是讨论文献问题，但却没有采用文献学应有的论证逻辑，其结论甚至具有非常强的误导性——某些亟需展开深度文献研究的议题，反而令文献学者闻之避席，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这些具误导性的论证，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学评判，有一些甚至进入文学史[4]、乃至影响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5]，其流弊亟需扭转，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去芜取精。
其二，白话小说文献实际兼具两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白话小说文献研究，应被看作是“文学文献”的一个分支，如目录、版本、校勘等“普通文献学”[6]的研究方法，对研治白话小说当然具备有效性（只是某些从业者的这方面基础相对薄弱，故方法“特殊”）。
《中国小说史料》
另一方面，白话小说文献的成书过程、作者研究、版本研究等问题，又彰显出诸多复杂性、独特性，不能简单套用一般性的文献研究方法，需要根据现存文献的实际情况，加以针对性的调整、开新。对于“独特性”的一面，虽有前贤筚路蓝缕，但毕竟问题复杂，头绪繁多，还有待于规律性的总结。
其三，在这样的背景下，白话小说文献研究者之间，常常缺乏共同的讨论基础，于是，学术争议很容易导致治丝益棼——不同小说的研究者多采取不一样的论证策略和考据标准，持不同学术意见者亦多以“假设”“猜测”混淆“研究”，真正能够系统梳理材料，平心衡定各家说法得失的研究目前看还是少数，更未见到能够总体性认识这些问题的史著。
如果我们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作为现代意义上白话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则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不论站在何种立场上评价，现代学术体制的“整理国故”和“文学研究的考据化”[7]，与白话小说文献研究的关系颇为密切，可以说，白话小说研究者曾引领过一时的文献研究风气。
胡适《红楼梦考证》
但，即使是从考据学这一特定层面回溯百年学术史，依然能够发现很多亟需解决的流弊——由于在根本方法上存在一些弊端，以往积累的考据成果并非全部可靠。在新的学术环境下，当有必要重建白话小说研究的基础，进一步厘清白话小说文献研究的“通性”与“个性”。
这，就需要系统梳理“小说文献学”这一研究领域的逻辑起点，尝试建构白话小说文献研究规范，避免既往那些“事倍功半”的无谓争议。若然，或许能够推动白话小说文献的系统梳理、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撰著出更精密的白话小说史。
限于篇幅，本文仅反思白话小说“作者”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绝不是白话小说唯一的重要争议话题，但该问题却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尤其是与诗文作者研究相比），且与白话小说的成书过程、版本校勘等核心问题密切勾连。
在把握作者问题的时候，对于白话小说文献的诸多领域，都必须要有所认知。故，本文称之为“白话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基源问题”。
一、什么是作者？
相比起诗文往往为文人独立创作[8]，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常常有较大争议，且多为长期不易推进的学术公案。
首先的争议就是：什么是“作者”？白话小说是否都有“作者”可考？
一部作品，假如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完成，那么其“作者”身份当然无可争议。但是，古代白话小说，尤其是那些“世代累积型”的小说，从初具雏形到完全写定，常常经过多人之手（包括有名可考者和无名可考者），时间跨度亦较长，文本沿革也多存“断环”，研究难度极大。
这就需要首先界定，这种情况下的白话小说，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作者”？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确定“作者”？研究者需要充分认识白话小说作者的复杂性，并尝试寻找一种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作品的标署体例，以使小说史的书写更具学理深度和说服力。
《中国小说史料学研究散论》
在以往的作者考据，或小说史书写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何为“作者”，并没有找到固定标准。以对几部名著作者的通常认知为例，略检当代整理本的不同标署方式，就可以看出，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作者认定标准。
第一种，把（可能的）初稿整理者标署为作者。
如《三国演义》，不论何种版本，基本都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为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尽量恢复了毛本的原貌”[9]，实际上是以毛伦、毛宗岗父子的删订作为文字标准，但依然持“罗贯中著”的标注方式，在封面署名中根本不提及毛氏父子的贡献。类似的，部分以金批为底本的《水浒传》整理本，也不会在署名层面上考量金圣叹对《水浒传》正文的修改。
第二种，把最后的写定者标署为作者。
如《红楼梦》后四十回，长期将程伟元、高鹗看作是续书作者，对于程伟元、高鹗所谈到的“竭力搜罗……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10]一类说法，学者往往不加深思、辨析，认为既然后四十回在程、高手中完成，那么就将二人判定为后四十回的续作者。
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序
第三种，把某个典型“定本”的完善、写定者标署为作者。
如《西游记》，其前有元末明初的“全真化”版本[11]，其后有“证道书”版本，但学界一般认为作者是明中后期的吴承恩。黄永年、黄寿成点校整理的《西游证道书》，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四大名著”本中，径自署名《西游记》。虽然对“吴承恩”持模糊处理的方式，但前言指出“吴承恩的名字是学者们考订出来的，只是证据还不够确凿”[12]。至于能否用明“百回本”之“作者”、书名概括清初改编的《西游证道书》，则不在讨论之列。
第四种，仅标署最大贡献者为作者。
脂砚斋评本的《红楼梦》，评语构成比较复杂，按照流行观点，“《红楼梦》各脂本中汇录了如此众多而复杂的评语，这些评语仅署名的就有十人之多，而其中可归入脂评的至少有五人”[13]。但如对评语加以署名，一般只署脂砚斋一人，而很少有学者在署名层面上关注今存脂本上的评语出自多人之手[14]。这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作者”，但思维方式却是相通的，可为参证。
第五种，尽量标署各个环节的贡献者为作者。
相对而言，这种署名方式较少。比较典型的例证是，《水浒传》明代开始，就有施耐庵作、罗贯中作、施耐庵罗贯中合作三说。“人文本”前言以为“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施耐庵作”[15]，但在封面署名则写“施耐庵、罗贯中著”，可能就是出于尽量求全的考虑。最新出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无名氏续”说[16]，则是尝试把可能做出贡献，但毫无文献依据的“无名英雄”纳入作者研究的视野，较之前者走的更远。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水浒传》
以上几种，属相对常见的白话小说作者标注方式。除此之外若再细分，当然情况更加复杂。
在现有的文献条件下，上述几部小说的“作者”还难以得出定论，各种标署既面临文献困境，也自有理据。此处不打算逐一评判各观点之是非，而是希望提出，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
如果站在小说史和文献研究的高度看，造成标署体例极度混乱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什么是作者”的一系列问题——在哪个/哪些关键环节作出贡献，才能够被称为“作者”？“作者”必须有某些确定信息，还是可以成为“无名氏”？如果某一关键环节的贡献者无法考知，是否可用其他环节的贡献者在署名时代替？“作者”之名既定之后，是否可以由此统摄一切流传版本，并遮蔽其他“不太重要”的整理、删订者？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这些问题，在以往讨论中几乎没有得到太多正视，更罕有宏观思辨。不客气地说，这显示出相当一批小说文献的研究者，既没有用小说史的总体视角思考问题，也没有关注到古典文献研究的一些常见理念和方法，仅仅是希望为小说冠上某个作者“名字”，以便于一般的传播、称引。
于是，《金瓶梅》的提名“作者”竟然达到七八十位，《红楼梦》的提名“作者”正以加速度追赶，已经超过二十位。而“作者”“施耐庵”的故事也已编成多种小说、电影、电视。
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切分“作者”研究中的不同层面，在此基础上才能继续深化认识，并进行有学术意义的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作为社会一般文学知识来说，在通常情况下，不妨沿用以往公认的署名方式，将作者姓名看作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而不必过度纠结文献学争议。
从现实背景来看，将小说作者的复杂争议引入到公共领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拿早期文献来举例，先秦子书的时代背景、成书历程等问题素有争议，但向社会大众介绍时，就可以从简提取“最大公约数”，认为其可代表某一特定思想家的观点，如认为《道德经》就代表老子的观点（尽管老子究竟是何人也有争议）；司马迁《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今本中有不少褚少孙等人的续补文字，但在一般性的描述里也可以较少涉及，不必特意署名为“司马迁著、褚少孙续”。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出版物所标署的小说作者也许有“箭垛子”之嫌疑，但却并非没有文献学依据。相较而言，《红楼梦》的“无名氏续”及类似说法，至少从目前来看反而不宜迅速进入大众传播领域。
人民文学出版社珍藏版《红楼梦》
第二，作为文学史的书写，则应当进一步扬弃“作者”这一空泛的概念，以加强白话小说文献研究的精细程度。
文学史、小说史上所谈的一般性小说问题，很多时候指的是系列文本群展示的共同倾向，在这个背景下当然无需特别纠缠“作者”和“版本”的问题。但是，文学史的评价，尤其是较为普遍的艺术分析、主旨阐发，常常是聚焦于某一个版本（且多为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加以论析。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具体版本的文字特殊性。如《水浒》之金本、《三国》之毛本，全书主体部分当然是沿用了既往内容，但那些最具文学性、甚至带有“现代性”的微妙之处，却往往出自明末清初这两位批评家的整理与改写。如果是要描述、研究这些内容，就要考察这一文本对应的具体历史时间和实际影响，并区分其来源于作者/述者/评者/抄者等等，更早的所谓“施耐庵”“罗贯中”不妨暂时搁置。
从署名的角度来说，后世那些重要的修改者当然有资格加入“作”者行列（当然具体署法、体例可以再商榷）。而若对小说名著加以更细化的研究，更重要的似乎是对成书、版本的发展过程加以系统描述，而避免用某一作者姓名概括在百十年间仍在不断变化的文本——这，常常会将研究者引入某些思维误区。从“史”的方面讲，小说史理应深度呈现白话小说生成、修改的复杂层累过程，以研判文本形态之变化[17]，而非用过于简单的符号遮蔽历史本身。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第三，作为专书文献研究，要思考的是作者研究的核心意义究竟何在。作为纯粹的求真研究，作者研究的独立意义无需置疑。
但在此基础上，若想认定一部小说出于、或不出于某位作者之手，对于小说研究的其他领域有何帮助，则需要加以更清晰的思辨与论证。
古代文学研究素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但在白话小说研究中，即使是确定了“作者”的那些小说中，这类关系也往往相当隐微——文言、白话写作本是两套不同的语言逻辑，而作者对白话小说创作亦常常隐言、讳言，给深度研究增添了较多难度，作者身份（往往由文言材料证明）和白话文学创作不易找到坚实的关系[18]。这就导致，作者研究有可能变成一个符号性的研究，而并不能成为直接影响小说其他领域研究的关键依据。
如果“施耐庵”的唯一文学价值是写作了《水浒传》的话，那么《水浒传》署名张耐庵、李耐庵是没有本质影响的。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小说的作者是谁不重要，其在何时成书并产生影响才是重要的事[19]，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作者研究是较有价值的综合性命题，其他则应该看作是一个独立命题。同时：另一隐忧也时而浮现：所谓“综合性”研究实际上采取了某些过于激进的论证方法，有时会导致对其他命题的误导。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继续展开论述。
施耐庵塑像
二、考据作者的基本方法与阐释误区
前节所述，主要是分析“作者”这一问题的理论限制。即使不考虑这些问题，单就具体研究出发，此前学界有关“作者考据”的一些研究方法、考据思路，也有值得系统反思、改良之处。如何将历史人物与某一特定的小说文本建立起联系，需要运用更精密的研究方法。
由于文献资料有限，且古代文人往往讳言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并不能确定“作者”的具体身份。有些小说的作者，虽然能够找到一些线索，甚至出现几位可能性较高的“候选人”，但能够称为“铁证”的依据往往也是不充分的。
就常识来说，记载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献，由于史料性质有别，其证据效力也有高下之差。既往小说作者相关的研究中，学者对文献的真伪，即文物鉴定的层面有比较深入的探索——事实上，这与伪文物的层出不穷实为表里。而对于文献记录内容的准确性（或曰正讹），尤其是作者视野、倾向与具体结论的关系，有自觉反思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且乏理论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学界有关“史料学”的通论性著作，对史料的分类、鉴别的基本方式均有相关论述[20]，但主要仍是归纳“通则”，专门根据小说文献特殊性展开系统分层的，似还有不足。本文试着为小说作者相关的文献史料作初步辨析，更深入的个案研究则有待来日。
其一，利用本人自述。如作者本人在书的某一位置署名，在作品中提及作者姓名，或在其他作品中声明了自己的写作过程，这一般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材料。
其二，利用外证记载。如作者的好友、同时或稍晚之人，根据某些材料判定某人写作了某文本，这类材料多被学者高度重视，在作者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三，利用文本细节。如通过小说作品中透露的信息，推断作者可能是/不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从而缩小研究范围。这类材料，“推理”的成分远高于“考辨”，只能理解为旁证，但由于小说作者材料的有限性，往往成为不少学者着力运用的论据。
以上只是非常粗略的分类。理想状态下，几类材料边界相对清晰，大致证据效力可以估测，可以相互呼应、辨析，得出唯一可能性。
如按通常的思维方式，上述三类材料的证据效力一般来说递减，其层次可以判断。但在实际的研究中，所面临的情况会非常复杂，体现出白话小说作者研究的高难度。由于文献有限，学者在面对材料时，往往因过度欣喜而无暇细致甄别。此类结论，未必是错误的；但论证过程一定是有问题的。
比如，“作者自道”看上去是第一手资料，但应该如何运用，学界的认识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
最著名的，《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其中所述“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21]诸语，当然首先应该看作是曹雪芹对个人著作权的自我声明。
但是，如读者将其中内容完全坐实，则会从中引出对《红楼梦》成书过程、作者合作等问题的诸多推论。
至于甲戌本独出的“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名《石头记》”[22]等语，虽然出现在小说正文中，但此特殊异文究竟与曹雪芹原笔是何关系，也必须首先加以考定，才能正确判断这一材料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小说原文、作者自述尚且如此，好友之记录、同时人之传闻，也不能轻易不加辨析地相信——如与曹雪芹卒年相关的几则史料，可指向壬午、癸未、甲申诸说，必有一则或多则是较欠精准的。
天启《淮安府志》
由于小说创作的情况比较特殊，故相关文献记载也常常存在值得推敲之处。最典型的如《西游记》的作者研究，在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淮安府志》等书著录之“西游记”必为小说《西游记》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就直接认定了《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23]。考虑到古代同名异书情况往往出现，“西游记”本身又不是非常特殊、难以偶合的名字，这种论证是尤其需要慎重的。
以小说文本中展现的某些特殊“语言指纹”[24]，为作者研究缩小范围，也存在诸多危险。如，《金瓶梅》的“贾三近”说，就是典型的滥用推论之例，这类现象在白话小说作者研究中实不少见。即使是较为持重的论证，也常常出现将推论与考据混淆的现象。
比如，在一部小说中出现某种方言词，只能证明作者的文学语言与该方言存在相似性，并不能证明作者必与该方言区有直接关系（其他地区的方言可能也有类似词语）、也不能证明作者必为该地之人（可能仅是居住、任职或通过某种方式搜集到相关素材）。立足于上述假定的“缩小范围”很有可能会误入歧途。
考虑到小说版本的复杂性，即使文本中出现了时代较后的名物、制度，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人改窜的可能，在难以明确界分文本的不同层次之前，想要得出“定论”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至于讳言己名[25]、妄托他人[26]之类现象，在白话小说研究中也有出现，这些问题共同构成白话小说作者研究的障碍。
约言之，就现有文献情况来说，相关内容真伪、正讹之交叉比比皆是，一份材料，在物质上看只是一项史料，但其中可能就同时含有多种性质、不同阶段的内容，研究者若对材料不能时刻保持谨慎心态，很容易得出欠严密的结论。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就目前来看，不少小说的作者，存在着、且将继续存在重大争议，很难出现百分之百的铁案，但在做出推论前，至少应按照古典文献学、考据学的基本程序对所据材料加以检核，避免轻率使用，甚至据以定论。
此外，作者考辨还常常会引出一个更值得推敲的问题：
以往研究中，有的学者会采信作者研究的某些特定假设，而对小说诠释提出新的说法，并把此假说看成是文献铁证。此类说法，虽往往形成自洽的循环论证，却只能看作是“假说”。在假说基础上建立的假说，沙上建塔之危险往往不少。而小说文本的虚构性、开放性，也同时允许着多种观点的存在，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假说往往在同一学术语境中并存。
此类论述，对于小说之索隐、探佚及本旨诠释，有时也产生误导作用，有必要系统加以辨析、清理。而从积极的层面来说，这是小说作者研究的延展性所在——若能厘清文献问题，就足以在若干关键之处更新小说史认识。
三、作者研究与白话小说文献学的展望
本文拈出白话小说作者研究中一些长期纠缠的复杂论题，对相关研究中的某些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并认为这些问题已经限制了小说史研究的继续推进。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
但是，这绝不是否定作者研究的学术价值，亦并非否认前贤既往研究的学术史贡献。不论从哪种角度看，作者研究都在白话小说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而现有材料、论证也已经开辟了不少可能的研究路径。
某一具体观点之对错，只属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真正影响对某位文献研究者的评价。更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从材料、方法出发，关注哪些研究可能成为当下白话小说文献研究的方法基础，并给予更高的学术史评价。
事实上，我们希望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且相当复杂，从业者才应该不断提升方法自觉，推进深度研究。这，也许能够成为推动小说文献学乃至小说史研究范式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认为，系统推进这一问题的理论反思，不能仅停留于个案分析、综述，而是要站在小说史的高度上，结合文献学既有研究方法，加以系统、全面的思辨。如果能够形成一部《白话小说文献方法论》式的著作，相信对于促进这一领域会大有裨益。试约举思路如下：
其一，文献“学”的意识应进一步加强。
从大略来看，白话小说文献研究者，虽然从事的也是文献研究，但是与其他文献研究的关系相对疏离；在个案方面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积累，但学理思考却稍嫌简略。在观察、借鉴既往小说文献学者的一些考辨、推论时，应注意整个论证过程是否合乎传统文献学、考据学的规范。对于一些性质复杂的文本，应参考近年来文献学者对早期抄本的研究思路与理论自觉，以推动更为深入的小说文献研究。
《中国文学文献学》
其二，小说“史”的视野应与文献研究相因应。
如果说，白话小说文献研究存在某种成“学”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至少在领域内部应有相对清楚的文献甄别标准，在充分把握文献复杂性的基础上，应关注那些有可能成为“共识”的研究规律。
比如，在考辨《金瓶梅》作者与阐释文本的同时，应考虑到假如使用这一评价标准，对于《红楼梦》作者研究会产生哪些影响，及在这种视角下的白话小说发展史将会呈现何种面貌。史家著述应有义例，一部受限于文献资料的小说史可以不呈现“定论”，但应在文献著录的基本规范上展现逻辑自洽。
其三，“定论”与“假说”的边界应进一步厘清。
“铁证”有限，自然需要研究者发挥才智，以推论促进学术研究。不过，“推论”终究是一种存在明显局限性的研究。在前文所涉及的几部争议性作品中，各书之“作者”究竟应如何标署，某些阶段的参与者是否能够确定，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
不同意见之间当然有成立概率高下之别，但尤应重视的是不宜把成立概率较高的假说直接目为定论。最典型的如《红楼梦》自叙传说，其能否成立、分寸几何，仍有一定争议空间，不同学者的具体描述也多有差异甚至扞格。但因持论者众，遂在假说之上叠床架屋，导致一般研究者在初窥这一领域时，很难判定哪些论述是基于可靠史料的严谨考辨，哪些只不过是一家之推测。
《中国文学史料学》
其四，学术表述与行文利便的关系也应尽量建立规范。
每位文献研究者，自有其考辨、推论的基本理路，也有对文献性质、研究规范的不同认知。如果读者不深入理解及此，那么就很难在最核心的议题方面理解既往研究。有些用语之表述，就很容易导致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受限于客观条件，研究者很难在每篇论文中都详细阐明这些问题。这也许需要两途并行：只有基于比较严整的研究综述，将相关问题、表述的意味详加梳理并得到一定共识之后，随文论述才较容易采用约定俗成之方式。这，同样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仅作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共襄斯业。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1]鲁迅《小说旧闻钞》（北新书局，1926年）、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朱一玄《中国小说史料学研究散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2]较有名的如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9年）等。
[3]此前学者亦有提及“红学文献学”者（周汝昌：《红学文献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3页。杜志军、张云：《红学文献学论纲》，《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34-38页。赵建忠：《〈红楼梦〉文献研究与红学学科建设》，《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页），但其思路与本文多有不同。
[4]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平、《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等问题，多数研究均系立足于推论，且材料解释有明显争议，但有的文学史著并没有系统呈现这些问题，亦未在描述中清楚区分“定论”与“推测”。
[5]仅以《红楼梦》为例，文学史中对曹雪芹写作过程的描述、对脂砚斋身份的确认与批语评价、对后四十回作者的认定，都或多或少掺杂了误说（或至少是存在明显论证瑕疵的观点）；而能够影响社会大众的谬论如“秦学”等更是数不胜数。
[6]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6页。
[7]详参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裂变中的传承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修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1-327页。
[8]当然，早期抄本文献，尤其是先秦文本的复杂性并不低于白话小说文献。这一点后文也将展开论述，此处只是就后世常见的“作者—作品”对应关系而言。
[9]罗贯中：《三国演义》“修订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10]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2页。
[11]对此问题，笔者已有系列研究（陈洪：《〈西游记〉“全真之缘”新证三则》，《新世纪图书馆》2002年第3期，第3-5页；《〈西游记〉“心猿”考论》，《南开学报》2009年第1期，第19-26页；《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成书的“全真化”环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86-94页；《〈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新证》，《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第172-178页），可以参看。
[12]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13]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页。
[14]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脂批均系脂砚斋一人所批。此类说法多滥觞于周汝昌的“脂畸一人论”（详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九章“脂砚斋批”，中华书局，2016年，第702-718页），但这仅是未得到共识的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整理者标注作者时所持的认识。这里所谈只涉及“体例”问题。
[15]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传》“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页。值得注意的是，该版本的版权页却仅署“施耐庵著”，这也是体例不够周详之处。
[16]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17]以“古书形态学”代替“单线演进论”的研究思路，已先见于《老子》等书之研究（《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即将出版 推动简帛古书研究向“文本形态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12 月17日）。将近代逐渐发现的诸多小说旧抄本，目之为某种特殊的“出土文献”，也有助于开拓研究思路。
[18]譬如，能否由吴承恩的诗文证明/证伪其与《西游记》的关系，学界就素有不同意见。
[19]对此，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的处理更为通达，不局限于小说“成书”，而是从其影响社会“文学思想”这一角度来安置断代。
[20]详见何忠礼《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二编“史料的鉴别与利用”、张可礼《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凤凰出版社，2011年）“方法编”等。
[21]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22]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15-16页。
[23]对于《西游记》作者研究史的简要追溯，可参蔡铁鹰：《不可误读的〈天启淮安府志〉和〈先府宾墓志铭〉——兼谈〈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学理与方法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297-298页。就现有材料来看，只能说明某种可能性较高，而不能认为已出现足以“一锤定音”的结论。
[24]杨琳：《〈金瓶梅词话〉中的三种“语言指纹”》，《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第67-77页。
[25]如成书于清初的陈忱《水浒后传》，故托“古宋遗民”，且明说“以时考之，当去施、罗之世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樵余：《水浒后传论略》，黄霖编：《历代小说话》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23页）。
[26]如逍遥子《后红楼梦》伪称“是书系曹雪芹原稿”，并以“曹太夫人寄曹雪芹先生家书”（逍遥子：《后红楼梦》“前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页），误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