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梅芳、吴慧《三思麈谈：“南来北往”科学文化相问集》序
□ 江晓原 ■ 刘兵
□ 刘兵兄，19年前（2002年），我和你开始“南腔北调”对谈专栏，持续至今，从未间断或脱期，我们做事之有恒心，亦可腆颜稍自夸耀矣。数年后，你指导的博士章梅芳，和我指导的博士吴慧，“见贤思齐”，开始在《科学时报》（今《中国科学报》）上写对谈专栏“南来北往”，也持续多年。
我们的对谈专栏，曾多次集结成书，计有《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南腔北调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要科学不要主义：“南腔北调”百期精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最新也是最完整的集结则是三卷本《新南腔北调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现在章梅芳和吴慧的对谈也集结成书了，对我们两人来说，当然是特别高兴的事情。
你是喜欢谈论“性别”的，章梅芳在这方面也浸淫多年，发表过许多论述，说不定就要“雏凤清于老凤声”了。现在这本《三思麈谈：“南来北往”科学文化相问集》，由两位女博士相问而成，一定有人乐意或不乐意读者注意到两位作者的性别吧？
■ 看到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开始了她们独立的对谈，并将出版，这当然是很令人开心的事，表明除了对科学文化的关注后继有人之外，在形式上，这种对谈形式的延续本身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
你上来就谈到了“性别”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两位接续了对谈形式的博士都是女性，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性别问题有所关心甚至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对于性别研究这个我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来说，这当然也是很令人开心的事，但毕竟这些对谈涉及的主题不仅仅有关性别，还有科学文化研究的其他方面，而且也同样是很有趣的谈话。至于别人乐意或者不乐意注意到两位作者的性别，我觉得反而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了。
在我们同样以对谈形式为她们这本集子写序的时候，我倒是想听听你对她们的对谈在议题、内容和风格方面的看法。我们的对谈，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还是相对传统的，而她们的对谈，显然与我们长期一直坚持的对谈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这也许与对谈者的性别有关，但肯定不限于此，而是与新一代的学人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新特点有关，也与近些年来学界内外所关注问题的诸多变化有关。你说呢？
□ 我猜想这本对谈集的两位作者也不会太在意读者注意到她们的性别，因为本书的第一辑就是“女性话题”——两位作者自己都不讳言。
这第一辑8次对谈的设置，应该和章梅芳有比较大的关系吧？她可不可以说是你的“性别科学史”的衣钵传人？这方面的论述，至少在国内科学史界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相当有价值。她们的有些对谈，也可以视为性别科学史的通俗解说。
第二辑“书桌边上”，11次对话，其中有对国内科学文化圈子里一些热门话题的呼应或回应。比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谈论了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记得这书我们在“南腔北调”中也谈过。又比如“慢下来，慢得下来吗？”，就比较励志了，两位女博士在喝一碗“浓浓的鸡汤”，讲论自己和朋友们如何辛勤工作，根本慢不下来。吴慧还说“老心脏感受到了理解和安慰”，当真是霜气横秋。
第三辑“科普科幻”，9次对谈，涉及了一些科幻影视作品。比如《第九区》《阿凡达》《弗兰肯斯坦》等等。也涉及一些科普书籍，这或许和吴慧从事的出版工作有关。
最后一辑是“时闻我见”，11次对谈。是两位作者对范围更为广阔的话题的见解。这些话题十分多样，小的如中医西医之争，大到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从话题来看，我们的两位学生似乎比我们要大胆——她们敢于谈很大的题目。19年来我们始终将我们的话题局限在“科学文化”这个范围，这当然和我们的对谈专栏在“科学文化”版面上有关。
我忽然发现，如果说我们两人对谈“南腔北调”和她们两人对谈“南来北往”是某种“同构”的话，那么我们在一张范围广阔的报纸（《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上谈论范围较小的话题，而她们在一张范围较小的报纸（中国科学院的机关报）上谈论范围广阔的话题，是不是形成了某个有趣的“互文”？
■ 你说的“互文”，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想法。而你问的章梅芳可不可以说是我的“性别科学史”的衣钵传人，我倒真是不敢直接回答，这倒不是因为她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我有些不敢自诩有什么有价值的衣钵可传。确实，她随我读博士时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性别科学编史学的题目，可以算是我把她带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吧。不过她在毕业后的工作中，虽然我们仍然在这方面有些合作，她自己却是在性别研究方面更加努力地做了更多的工作，也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包括指导学生做相关的研究。目前在性别科学史的研究上，应该说她在国内至少算是研究成果可以排在前列的学者了，而且，她的性别研究也还拓展到了科学史之外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觉得更有意思的，还是她们的对谈与我们的对谈的异同和关系。从你前面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出，她们谈论的内容，至少从话题的角度来说，或是与你突出关注的领域有关，例如科幻，或者是与我突出关注的领域有关，例如性别，当然，更有许多是与你我都比较关心的主题有关，例如一般性的科学文化、科学技术的伦理争议等。自然，也还有一些你我都很少谈及的话题，就像你所说的，她们敢于谈很大的题目，而且谈论的方式和风格也有她们的特色。
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风格，选择其感兴趣的话题来对谈，这当然是好事，否则，要是她们谈论的内容和风格都与我们过于相似，那其新意和价值反而要大打折扣了。说到这里，我倒是有一点反思，我们以“南腔北调”专栏为代表的对谈，虽然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快20年了，但总体上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愿意看我们对谈的读者主要又是什么人呢？章梅芳和吴慧以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和风格来对谈，是不是会更会吸引一些我们对谈的主要读者之外的其他受众，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人呢？
□ 你说得有道理。也许年轻人会更喜欢两位女博士的对谈。
不过说到风格，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比较守旧——我喜欢保持固有的风格，只要这种风格有一部分相对固定的读者喜欢，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从我们每次对谈都会被《中华读书报》的公号推送（他们公号只推送他们纸报上的一小部分文章）这个事实来看，我们对谈专栏这样一部分相对固定的读者确实是存在的。
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名校的哲学教授曾对我说：“你和刘兵的对谈专栏我经常看，不过为什么你们每次都要归结到反科学主义那里去呢？”我当时怎么回答他的，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的是，当时我听了他的问题，心里很高兴，因为这位哲学教授的感觉，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对谈专栏已经有了自己独特风格的证据。我很乐意将这个风格保持下去。
所以，我也非常乐意看到章梅芳和吴慧能够形成她们自己的风格，并且保持下去。
■ 确实，人们现在太讲“创新”了，甚至经常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凡事如果没有“创新”的变化，几乎就被视为保守，但实际上，有时“保守”也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可以发扬的价值。那种只以理念或形式上的创新为目标，反而可能带来许多负面的后果。我们在对谈中能够保持原有的风格，也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坚持，尽管在谈论的内容上，虽然一直以“反科学主义”为基调，但却并不缺少新意，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愿意继续阅读。
当然，讲“保守”的意义，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一成不变。当我们的学生中吴慧和章梅芳以她们的风格进行在形式上似乎与我们的对谈有些相似的谈话时，这其实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我在她们的谈话中，是可以感觉到她们并没有那种为新而新的非刻意追求，而是顺从于自己的内心所想有感而发。这种展现了两位女博士的智慧和才情的更“自然”的谈话，才会带给读者以亲切感和共鸣。更令人高兴的是，与当下众多的言论和观点相比，她们的对谈仍然在基调上继承了“反科学主义”的立场。至少，在我们的理解中，这样有思想、有思考的言论，应该是对学术和社会更有意义的。
世间的事，总是既有传承，也有变化，希望她们的学术和她们的对谈，能以她们的风格和魅力赢得更多的新读者，传播更好的理念和价值观。
2021年8月1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及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三思麈谈：“南来北往”科学文化相问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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