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除夕，他夜宿天山

作者 ｜ 伍小东

90年前的除夕夜，有这样的一位科学家，为了采集高原植物标本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天山度过了1932年的除夕，春节期间继续着自己的考察工作。

他就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刘慎谔，与生物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学领域并称为“南胡北刘”。

他的一生跨越欧亚大陆，在高原屋脊留下科学考察的足迹，在森林沙漠留下生产建设的智慧。

刘慎谔的学术人生为我们呈现出近代科学工作者所秉持的科学报国的时代主题。

留法十年 成为研究法国植被的第一个中国人

1897年，刘慎谔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目睹和经历清末民初社会的凋敝和动荡之后，幼年的他在心中立下了科学报国的雄心壮志。

1918年，21岁的刘慎谔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

从1920年起开始了长达10年的法国留学生涯。

他先后在朗西大学农学院、蒙彼利埃农业专科学校、克莱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从事植物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勤奋学习、刻苦研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甚至有一次因为忘记下班时间被锁在标本室，他笑言“这回可以痛快地看个够了”。

十年间，刘慎谔带着面包和植物标本夹几乎走遍了法国的名山大川。

特别是对法国中南部的高斯山地区植被分布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采集植物标本25000余号，解决了“地中海植被怎样向中央山区过渡、高斯山有哪些植物群落、这些植物群落有哪些区系特征和生态特征”等问题，1929年以《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位论文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法国学生也没有他那样了解法国的高低等植物”，这是导师勒诺瓦尔对刘慎谔这项工作的赞誉。

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格里纽说：“过去是欧洲人到中国去考察，研究中国的自然史。现在是中国人开始研究欧洲的科学问题了，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转变。刘慎谔先生就是第一个研究西欧植被，具体说是法国植被的中国人。”

1972年中国科学代表团参观一个法国植物学研究机构，这句话再次被提到，足以看出法国学界对刘慎谔研究工作的高度认可。

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团结留学生推动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

1924年，他加入在法国朗西成立的“新中国农会”并担任植物病理组干事。

1925年，在里昂大学与留学生发起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并担任学会总书记。

1929年，刘慎谔与林榕、刘厚等共同编辑《中国植物文献汇编》，广泛收集整理国外关于中国植物研究的著作、论文和杂志，以供中国同仁参阅。

夜宿天山 获得大陆最早的一批高原植被科学资料

1929年，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的邀请下，刘慎谔怀着“祖国需要我”的理想信念，带着法国所得的植物标本和书籍资料，以及10年间形成的先进科学理念回到了祖国。

面对国内植物学研究一穷二白的现实，在缺乏中国本土研究材料的情况下，1931年，他参加了中法科学家组成的“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对高原地区的植被情况进行考察和采集。

考察团解散后，他又孤身一人四次深入天山。

为了不影响考察进度，他在海拔4000米的天山度过了1932年的除夕和春节。

此次考察共采集高原植物标本4500余号，这是大陆这一地区最早的一批珍贵的科学资料，为中国植物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开展考察，其潜藏的困难与危险可想而知。

有一次，刘慎谔遇到了几个土匪，看到他满脸胡茬、杂乱的头发以及破破烂烂的衣服，随身物品只有旧报纸和花草树木标本，土匪败兴而归，他也幸免于难。

此次科学考察后，刘慎谔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赞誉“具有唐僧西天取经的精神”。

从1931年5月到1933年初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除了托人送回两箱标本之外，家人和同事几乎没有刘慎谔的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得到他从印度发来索要旅费的电报，大家才放下心。

为了推动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刘慎谔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山进行考察的科学精神为当代科学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辗转四地 推动中国植物学事业快速发展

1929年，刘慎谔回国后即参与创办了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并执掌近20年。

同时还在北平万牲园创建了中国植物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植物园，用于配合研究所的实验和研究工作。

在此后辗转多地的岁月中，他又相继在陕西武功、云南昆明和东北等地创建植物园。

他走到哪里，植物学研究的种子就散布到哪里。

1936年，刘慎谔带领植物学研究所西迁并成立了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

在秦岭山脉、秦巴盆地、关中平原等地采集了大量的西北植物标本。

1941年，刘慎谔再次赴昆明筹办植物学研究所昆明办事处，随之开展了西南地区的植物调查工作。

1950年，他应邀前往东北农学院工作，开展了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等地的标本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

自此以后，刘慎谔便扎根于此，直至生命结束。

这种横跨欧亚大陆以及中国全域的大范围宏观考察，让刘慎谔目睹了植物区系丰富多彩的变化，也成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根基。

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一生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刘慎谔在大陆开创了“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两门新兴的植物学分支学科。

这是刘慎谔一生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学术成就的最高代表，推动中国植物学事业迈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以动态地植物学为理论支撑的“森林采伐更新理论的研究”和共同协作的“西北沙漠地区修筑铁路设计施工”两项成果获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是国家和社会对刘慎谔学术人生的最大认可和肯定。

护林治沙 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文章不但要写在纸面上，而且要写在地面上”是刘慎谔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坚持的信条，进而使其学术思想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他将研究成果应用到解决森林采伐和治沙防风等实际问题中，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刘慎谔主张小兴安岭林区“红松林必须实行择伐和天然更新”的采伐方式，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试验以证实自己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切实改变林区重采轻造的错误做法”的中央批示，留住了小兴安岭红松林宝贵的森林资源。

1953年，刘慎谔在东北西部的辽宁省章古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治沙定位试验站。

1956年修建包兰铁路时，他作为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面对宁夏沙坡头路段无边无际的流动沙丘，以及风沙大、降水少的现状，在研究当地植被生长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草、灌、乔相结合的治沙措施，制服了急速流动的沙丘，确保了铁路按时竣工，被中国科学院原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李鸣冈誉为“大陆治沙研究工作的创始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