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1942》的都知道，灾难引起的粮食短缺，给人们带来多大的伤害。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晚清曾经就爆发过一次特大灾荒。这场从1875年就开始，在1877年到1878年达到顶峰的灾荒，波及华北诸省，造成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流民逃荒。时值农历的丁丑年和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灾难既有自然原因，更有人为加剧。
旱灾频仍，政府腐败
19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当清朝上下都在忙碌着洋务运动时，中国的北方却在悄然发生着一场灾难。从光绪元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875年，华北诸省陷入了严重的旱灾。农业社会中，旱涝灾害很正常，但是这场旱灾仿佛没有停下来的脚步。连续的旱灾、迟滞的救灾，让这场自然灾害发酵，终于在1877年和1878年迎来顶峰。
旱灾具体从哪里开始已经无从考究，但是山西和河南的灾情是最严重的。作为传统的粮食大省，又时常面临着黄河决堤的风险，河南在每一次的自然灾害中都难以幸免。如果当时有灾荒统计图，那么最严重的地方是山西、河南，次严重的地方则是晋豫的周边省份——山东、直隶和陕西等地，无法生存的人们只能选择逃荒，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也成为灾区。
一场旱灾何以引起如此大的灾难？自然灾害之外，更多的是人为祸患——归根到底是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首先是普通的农民需要承受太多的赋税，这其中就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 其次是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组织起强有效的救援，传统的施粥之外，更多心思放在防止流民问题上。
即便政府组织起救济，在已经烂透了的基层，又少不了奸商地主的层层盘剥。无以为生的百姓，只能转而向士绅张口，最终换来的就是高利贷缠身，越来越穷的地步。除此之外，鸦片种植的合法化，让本该生产粮食的沃土，成为鸦片生长的温床。地方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封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灾情。
晋豫大饥，饿殍遍野
当西方已经出现工业化，古老的中国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挣扎。看天吃饭的中国人，本来就时常面临“吃不饱饭饿肚子”的情况，遇到了罕见的灾荒，自然是难以应对。从1875年的仲春时节开始，北京和河北一带就出现干旱的情况。从春天到冬季，一整年的雨水都难解旱情，甚至又蔓延到更多地方。
大旱之年，蝗灾四起，从天津到直隶，蝗虫遮天蔽日，一眼望不到头。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把残存的粮食都给吞噬殆尽。到了夏秋季节，主要河流的汛期到来，饱受灾难的土地又面临汛情。大水过后，旱情持续，农业歉收，减产过半，“乏食贫民，所在多有”。水灾只是加剧了灾情，大部分受灾地方仍以旱灾为主。
没有粮食的灾民，又得不到有效救济，他们只能自谋出路。为了活命，有人选择背井离乡，有人却走上打家劫舍的罪恶道路。那些携妻带儿的人们，甚至为了吃一顿饱饭而卖掉妻女。等到情况更糟糕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那些铤而走险的饥民，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把这次灾难称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最难熬的1878年过去，好不容易挨到了雨水增多，旱情缓解，甘肃又发生了里氏八级的大地震。受地震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又是刚刚的旱灾区，大震之后有大疫，瘟疫和地震加剧了丁戊奇荒。其惨状是“末见之凄惨，未闻之悲痛”。
清廷无力，民间救济
面对世纪大灾难，清朝此时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是朝廷确实缺钱，前二十年忙着剿灭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财政空虚、经济困难。另一方面是农业社会的无奈，没有现代化的社会救济，根本无法应对如此惨烈的饥荒。政府无力，民间崛起，靠着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的救援，步履蹒跚的晚清竟然挺了过来。
华北受灾，江南救济，这是丁戊奇荒最特别的地方。为了活命，大批饥民从北方南下，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疗伤之所。历史上，北方只要战乱，南方就会提供生存的空间。西晋的永嘉之乱如此，盛唐的安史之乱亦如此。江南地区的士绅，在丁戊奇荒中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除了在本地救灾，江南的士绅还会来到灾区，大力建造粥棚，进行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其实，设立粥棚除了救助灾民，还有深层次的功效——安抚流民。有饭吃，就减少生乱；没饭吃，那就造反起兵。明朝末年的流民问题，最终导致亡国，李自成起义的殷鉴不远，给清朝敲响了警钟。
经济条件有限的士绅们，也在思考着长久之道。他们幻想着到了冬季给灾民发放钱粮，遣送饥民回乡务农，再一次准备春季的耕种。但是延续数年的灾荒，让吃饱了的流民又成为新的饥民。江南士绅之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无论出发点如何，他们确实进行了卓尔有效的救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是其中之一。
后记
丁戊奇荒，以时间跨度大、受灾范围广、灾民人数多、社会影响大而留名。当我们悲痛于人间惨状的同时，却惊愕地发现，这场特大灾害没有引起全国性，甚至是区域性的群众运动。晚清顺利躲过一劫，近代中国也迎来新的变化。江南士绅们的自发救援、深入灾区的跨界救济，都在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