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支考古队在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的首府阿巴坎，发现了一处大型宫殿遗址，从中出土了不少瓦当，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瓦当上竟然都刻着汉字，赫然写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字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负责人吉谢列夫教授当即判断，这些瓦当具有典型的汉代特征，并且从瓦当上的铭文来看，这处遗址与汉代宫廷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之后，经过先后3次的勘探和发掘，整个遗址原本面貌被还原出来：该遗址呈长方形，为四层重檐式建筑，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墙垣为木骨泥墙，厚2米；中心位置处有一座12*12米的大殿，坐北朝南，共7扇殿门，其中两扇附近出土有铜铺首，风格与山东出土的汉代陶屋模型上的兽首街环非常接近；大殿四周围绕着19间房屋，房屋下还铺设有暖气通渠。
除了汉式瓦当和铺首以外，考古学家还从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红色珊瑚珠、绿玉小瓶、环刀、青铜带扣和陶器残片，陶片上的纹饰带有匈奴风格，综合出土资料，考古学家判定，这里应为汉代同期的建筑遗址。令人疑惑的是，在当时，阿巴坎地区属于匈奴的活动区域，与长安城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为何在这里会出现如此一座宫殿呢？
难不成这是匈奴单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给自己修建的汉式宫殿？事实上，对于这一可能，国内外学者都在第一时间排除了。西汉时，这片地区是匈奴治下的丁零人居住地，无论丁零人还是匈奴人，都长期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建立固定居所的习惯，退一步讲，即使匈奴人真的深受汉文化影响，修建汉式宫殿，也不会建在这里，因为匈奴王庭（位于今乌兰巴托一带）与此地相距甚远，仅直线距离就有1300多公里，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建皇宫？而在匈奴王庭所在地，至今也未发现任何汉式建筑遗址。
那么，除了匈奴单于，还有谁会费这么大劲跑到西伯利亚建皇宫呢？难道是汉朝人？该遗址的发现者吉谢列夫提到了一个人，是谁呢？李陵，就是投降匈奴、族人被汉武帝诛杀，还害得司马迁遭受宫刑的那位。据史料记载，李陵及其部下投靠匈奴后，被匈奴单于迁到了丁零人的居住区生活，后来，这里还出现了一批“黑瞳者”，推测应该是李陵等人的后裔，据此，吉谢列夫认为，李陵因适应不了游牧生活，再加上思念家乡，所以建造了这座宫殿。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不少漏洞。首先，作为一名降将，无论李陵如何备受器重，匈奴人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陵就算真的无法适应游牧生活、无比思念家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建造汉式宫殿，甚至还用上了“天子千秋万岁”等祝福汉朝皇帝的瓦当，这不是打匈奴单于的脸，嫌自己命太长吗？所以，“李陵宫”的说法不靠谱，同理，其他汉朝降将也不太可能。
第二种猜测来自郭沫若，他曾提出“和亲公主建筑”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当年某位汉朝公主下嫁时，匈奴人为了慰藉她的乡愁，特意建造的宫殿，以示对她的厚待和重视。这种猜测乍一看有几分道理，但从史料来看，并不太现实，因为汉家公主在匈奴的地位并不高，匈奴人很难对其珍而重之。更何况，就算这座宫殿真的是为汉朝公主而建，又怎么会建在如此偏远的地方？
那么还会有谁，能在匈奴的势力范围里修建这么一座宫殿呢？历史学家周连宽提出了一个人选——须卜居次云，她的母亲，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昭君，其父是王昭君二嫁的复株累单于。为什么会是她呢？主要理由有五：
第一，出土瓦当上所写的是“常乐未央”而非“长乐未央”，这恰好与王莽篡位后，改“长乐宫”为“常乐宫”，改“长安”为“常安”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这座宫殿应该是西汉末年所建，而王昭君的子女，正好生活在这一时期。第二，建造者必定熟悉或崇尚汉文化；
第三，想在匈奴单于的眼皮底下建造带有恭维汉朝天子字样的宫殿，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建造者不会遭到猜忌、匈奴对汉朝俯首称臣；第四，建造者的势力范围在这一带；第五，建造者与汉朝有着亲切关系。据《汉书·王莽传》记载，须卜居次云曾入宫服侍过太后一段时间，与汉朝统治阶层有着密切往来，而她的丈夫，匈奴的辅佐之臣、右骨都侯须卜当的驻地就在丁零人的居住区。
须卜当和妻子须卜居次云一样，都主张与汉朝修好、亲附中原，夫妻两拥立起来的乌累若鞮单于，还被王莽赐予了“孝单于”的封号，故而，他们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可能建造这座宫殿的人选。可惜，好景不长，乌累若鞮单于在位没几年就死了，新单于刚愎自用、难以驾驭，于是，王莽想出一个损招——把须卜居次云一家哄骗到长安，强封须卜当为“单于”，匈奴人一怒之下挥兵南下，须卜当一家也因此无法回到治地，在长安郁郁而终，或许，这就是那座遥远的汉式宫殿走向荒芜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