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民国时期风雨动荡，曾一袭洗刷过多少路冻死骨的文人，也曾一举推选出多少风骨挺拔的名家。
沈从文，曾一度作为中国文坛史上德高望重的京派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界可以说是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这曾是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对自己现状的表述。
笔力细腻，古朴婉约，当下人普遍评价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往往都生动有趣，且还极富诗的意境美。
为此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且普遍受到了当世人的热切追捧。
不过凡事往往具有两面性，沈从文在受人追捧的同时，自然也会不甚受到诋毁。
丁玲
比如在文学史上，就曾有过这样一位女作家的存在。
她不仅曾公开地评价沈从文的作品是拙劣无知，而且还直接地语言攻击沈从文的为人是胆小市侩。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与沈从文曾是几十年来关系无间的密友，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也丝毫不影响她之后与其敌对了几十年。
其实已经说到了这，想必有所耳闻的人此刻也并不难想到：
她就是丁玲，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革命女作家，一位大半生都在和沈从文恩怨纠缠的女性。
民国忧愁雨纷纷，现实中这对往日挚友，昔日敌对，直至驾鹤西去都是互不相谅。
而有关他们的故事，也自是惊扰了文坛的梅花，每每寒风吹来，便会飘出阵阵芳香而惊扰起人们心中的涟漪，并在动荡中娓娓讲述而来。
“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这些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1980年，年已七旬的丁玲在为纪念亡夫胡也频而撰写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字字铿锵地抨击沈从文的一部作品以及他本人。
文章中她不仅直接怒斥其小说内容是连篇累牍，胡编乱造，更是用刁钻的言论指责沈从文本人浅薄无知，自以为是。
文章一经发布，引得了文坛不小的轰动，大家都在对这对多年好友的翻脸感到猝不及防，一时间各路猜测更是众说纷纭。
尤其是沈从文，在偶然间看到昔日密友对自己进行如此的诋毁后，除了直击心头的茫然和吃惊，更多的是一阵被“暗捅刀子”的恶寒。
他一方面感到无比的委屈，要知道当初这一切本是自己的好心好意，如今非但不落好还讨了个被原主羞辱的结果。
一方面又感到疑惑，因为实在是想不通自己究竟是哪里触到了丁玲要命的逆鳞，以致于激得她不惜翻脸也要辱骂自己。
对此，沈从文至始终都不能想开，至终也无法看开。
虽说后来的他始终没有对丁玲进行答复，但是在和好友徐迟来往的信件中，也曾捎带地说出了自己当初对丁玲做法的感受：
“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两人决裂的突然，没有激烈的争吵，没相互间的对峙，有的只是无休止的冷战以及笔锋排挤的刻薄。
此时恐怕任谁都无法想象，如今如此敌视对方的两人，几十年前不仅是闹出过绯色新闻的绯友，更是曾一起出生入死过的患难之交。
胡也频和丁玲
民国初期，政党运动接连爆发，以工人为主体的各大组织在蠢蠢欲动间还时不时地撕扯着时局不安分的元素。
动荡间惊扰了北京窗外的梅花，也激起了丁玲的那份跃跃欲试。
果真如也频介绍那般，此刻站在他身边的男子五官清秀，儒雅俊逸。
对此，丁玲本是在擦桌子的手突然一怔，随即反应过后便大方地原地笑着微微点了点头道：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丁玲，也频的女朋友。”
长相倒是不出众，圆脸长眉，眼睛倒是大而有神，身材虽偏胖但是极有气质。
只见男子微微打量着眼前的笑意如花的丁玲，便稍微转身看了眼身旁的好友，淡笑着点头回礼道：
“你好，在下沈从文，时常听闻也频提及你。”
说罢便礼貌性地用手拍了拍胡也频的肩膀，略微僵硬的手指微动以掩饰生人初见时难免的尴尬。
不过后来由于胡也频从中作调，再加上两人又都是投机的青年作者，所以这份尴尬便很快就在一片畅谈甚欢的情景中烟消云散。
那时丁玲是年芳二十，而沈从文则是二十有二，两人的命运也伴随着这场相识牢牢地纠缠到了一起。
不得不说三人的缘分还是比较投机。
因为当时胡、丁两人的字体以及行文方式都和沈从文难分伯仲，以至于后来刊物和读者都会误以为两人的笔名是沈从文另外创建的。
尤其是丁玲和沈从文的字体，竟能相像到让鲁迅都难以分清。
想当初鲁迅在收到丁玲写的求助信时还误以为是沈从文在冒充女性玩弄他，后来甚至因此和沈从文产生了误会。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三人才能相处得如此投机，并在后续的关系中越来越亲密。
由于胡，丁两人是情侣关系，所以沈从文在对两人的相处上，总是会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只不过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两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1928年，丁玲凭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火速蹿红，同年她在上海遇到了冯雪峰，一个令她春心萌动的男人。
为此，丁、胡二人爆发了空前的感情危机，为了挽回丁玲，胡也频甚至还曾向冯雪峰拳脚相向。
当时的沈从文也恰好在上海，当他听闻这场三角恋后，当即第一时间在好友两人间做调。
对于冯雪峰，沈从文自是看不上的，要知道他不仅长得丑，而且还穷。
可就是这么一个面相毫无长处的人，经常引得丁玲魂不守舍，让胡也频暴躁，令沈从文无奈。
所幸后来丁玲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自己告白的原因，犹豫再三还是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之后两人的关系也是火速升温，不久便开始了同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沈从文和丁、胡二人是同住一个公寓，也可以说是同居关系。
为此，就有小报添油加醋地炒作三人是“三角恋爱”，并且还是“大被同眠”。
绯闻越说越离谱，莫名其妙被扣上“第三者”帽子的沈从文也很不以为然。
他并不急着去解释什么，毕竟绯闻的来源就是因为三人关系太好，过多的赘述反而会适得其反。
胡也频 和丁玲
1929年，胡也频父亲投资胡也频创办红黑出版社，投资1000元，月息三分。
当时三人就共同在红黑社工作，他们一边期望着能有自己的事业，一边却又因为经营能力不足，经常会在出版方面犯难，分歧也是日益显露。
因为丁、胡二人做事比较讲究实际，凡事亲力亲为。
而沈从文则比较懂得洁身自好，他会尽可能地使自己避免一切麻烦。
所以在月刊《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就对一篇有关童工惨状的文章是否要发行而争执不下。
丁玲和胡也频认为这虽是新人之作，但是直揭社会黑暗现况，很有发行的必要。
而沈从文则认为这无疑会自惹麻烦，便坚决不同意。
为此，由于双方皆是坚决不让步，再加上资金链等一系列问题，红黑出版社也不久后就迎来了散伙。
不过当时的丁玲对沈从文就已有不满，她曾公开评价过他的为人：
“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尤其是后来，她在规劝沈从文加入“左联”时，沈从文因为考虑到与鲁迅、茅盾两位名家之间有矛盾，再次为避免麻烦而拒绝了。
从这里看，两人追随的派别在此刻就已然发生了分歧。
不过沈从文虽说之前因太过洁身自好的性格而惹得丁玲不快，但在两人的友谊中，也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及时地仗义。
1931年1月，胡也频在参加会议时不幸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政府抓捕。
得知消息的沈从文，当即就第一时间给胡适，徐志摩等人写信，想让他们找蔡元培帮忙。
而当时的丁玲刚生完孩子不久，得知丈夫被抓心里焦虑万分，所幸沈从文及时赶来，几经波折找徐志摩出面借了1000元，后更是陪同自己不远万里去南京找陈立夫。
然而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同年2月，胡也频因“左联”被国民政府秘密枪杀于龙华，据说在他死前穿的还是沈从文曾经送给他的海虎绒长袍。
丁玲和母亲
而丁玲自是悲痛欲绝，她颤抖地抱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孩子，早已泪眼斑驳的双眼朦胧中感受到的只有绝望，以及身旁始终陪同在自己身边的沈从文。
同年3月份，失去挚友的沈从文为保护丁玲，便同她假扮夫妻，将孩子送回了老家。
期间由于路程较长，他耽误了回校给学生上课的时间，被武汉大学开除丢了工作。
至此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虽说是怕惹麻烦，但是当挚友患难时，不管是对胡也频，还是丁玲，其及时挺身而出的这股仗义也不得不说是值得赞赏。
但放到现实中，由于变数的突袭往往都是事与愿违的，所以有时候的太过仗义也容易变质发酵成黑暗的东西。
1933年5月，丁玲由于被汉奸冯达背叛，在租界被秘密逮捕。
这一次，刚在上海稳定下来不久的沈从文顿时就急得红了眼眶。
他气丁玲的糊涂，明明上一次在看到冯达这个人时，他就觉得极为不靠谱，可丁玲在面对他的百般劝诫时就是不为所动，如今才会在这个“小白脸”身上栽了个大跟头。
可气归气，此刻他更加担忧的是丁玲会凶多吉少，万一再重新上演胡也频的悲剧，那他沈从文要如何同黄泉下的密友交代。
想到这，沈从文顿时就攥紧了拳头，在尝试极力积压住心中的焦虑后，冷静下来了他果断地拿起了桌上的笔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
没有犹豫，这次的他又一次打破了自己不惹麻烦的底线，冒着和“左联”党结的风险，只为解救丁玲，解救那个他守护了很多年的在世密友。
另一边由于丁玲在当时文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包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在内38位文学名家，皆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开展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救援行动。
可不久后，喜讯还未传来，天津《大公报》就传来了丁玲在6月15日被枪杀的消息。
这则新闻对当时本就心急如焚的沈从文来说，可谓是狠狠地当头一棒。
几经波折，没想悲剧还是重新上演，眼睁睁地看着往日挚友一位一位都与自己阴阳相隔，沈从文感到的只有悲痛欲绝。
只见他瘫坐在书桌旁，呆呆地望着窗边的树叶被风吹得飒飒作响，不由地开始回忆起了昔日丁玲的点点滴滴，便用文字作为线索进行着跟进记录。
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中《记丁玲》这本篇幅长达10万余字的长文就这样被沈从文写完了。
很快，丁玲的事迹就随着小说的发行被广为流传，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丁沈两人的关系踏上了决裂的不归路。
是的，丁玲并没有死。
由于外界浩浩荡荡的救援行动给予了国民政府不小的压力，他们最终不得已释放了她。
而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的丁玲在抬头望向天空时总觉得阳光有些刺眼，此时的她在心中也下定了决心要投向延安。
而对于丁沈二人的关系，终于在彼此间作为生死之交后，也迎来了难得的平静期。
这期间他们依旧是知己，是密友，是彼此生命中都比较重要的人。
当然前提是，丁玲没有看到那本《丁玲记》。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在拜访丁玲时给她看了港版的《丁玲记》及其续集。
而丁玲没看还好，在看后的反应竟只有勃然大怒。
她当场就气抖了手，然后更是用笔在这个书中好多空白处狠狠地画上了红批。
据陈陈漱渝先生统计，丁玲在阅读中所写的眉批、旁注曾一度多达127条。
而内容要么是反驳之词，句句不离“胡说”，要么就直接对沈从文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情绪激动下还骂过他是有着“低级趣味”的“混蛋”。
“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这就曾是丁玲红批中的一句话，她不喜沈从文总是用“趣味”的眼光去看“严肃的东西”，而这个“严肃的东西”就很值得考究。
在沈从文所撰写的《丁玲记》中，丁玲留下的偏离红批大多是在写她的私生活那部分。
比如“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比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有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比如“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风度的青年……学生模样的人物。”
语言间赤裸裸地表达丁玲对爱情的急不可耐，以及幻想多情。
所以可以说这几处是她最怒不可遏的部分。
她厌恶沈从文用如此迎合市井的文笔，将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硬生生地写成如此令她不堪的样子。
要知道当时的丁玲，虽说曾受到过五四时期“自由”和“民主”的洗礼，但旧式家庭的出身还是让她无法摆脱传统女性的定位。
再加上政治心极强，也就再次抬高她那“要命”的自尊心。
为此沈从文的这股“有趣”，在她眼中很显然就是所谓的“不正经”和“侮辱”。
后来气上心头的她，甚至还不惜概括沈从文的“有趣”可怜可笑：
“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
然而另一边的沈从文，自是不懂得丁玲突然翻脸不认人的缘由。
在思来想去，他也只得到了是因为没把丁玲举的太高的缘故。
“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
不过或许是也彼此间太过了解，丁玲不由分说的攻击也是句句直中沈从文要害，一时间竟也伤透了他的心。
为此，沈从文在后来的《沈从文文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
眼看着几十年的患难之交，就已于一夕间分崩离析，支零破碎。
丁玲镇守在女性自尊自爱的那一头，所以沈从文从男性的角度自是不能理解其要命追求的气节。
而丁玲呢，死守得要命的自尊心，用冲动和偏激激走了那个谈笑儒雅的青年。
那个一度为自己挺身而出的挚友。
那个始终陪伴自己左右的“重要的人”。
民国憾事雨纷纷，垂暮之年，俩老人至逝世都互不相见。
据说，丁玲在后来冷战期间曾邀请过沈从文去家里吃饭，但是被当时气上心头的沈从文回绝了。
可如果当初沈从文去了呢？
两人见面会和好吧。
谁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