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1937年-2022年1月21日），女，辽宁抚顺人，当代著名作家。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国作协第四、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无字》，小说、散文、随笔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张洁文集》（4卷）、《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10多部，游记文学集《域外游记》《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凭借《祖母绿》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无字》《沉重的翅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
张洁在《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颁奖现场
张洁与铁凝、梁晓声在颁奖现场
张洁为“第十届十月文学奖”获奖作者颁奖
《十月》刊发张洁作品目录
长篇小说
沉重的翅膀…………1981年第4、5期
四只等着喂食的狗………《十月·长篇小说》2009年第6期
短篇小说
我不是个好孩子…………1980年第1期
未了录…………1980年第5期
散 文
始信万籁俱缘生…………1994年第3期
回到起点…………2006年第5期
纪实文学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994年第1期
代表作
沉重的翅膀（选读）
张 洁
在《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一文中，张洁说了这样的话：“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在这样的道德观引领下，张洁创作了《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初稿脱稿于1981年4月16日，最初发表在1981年第4、5期的《十月》杂志，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因为这部作品在《十月》连载后，引起不同的反响和争议，所以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又作了重要修改。
1985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沉重的翅膀》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选题计划“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列为第二十四部。
原载1981年第4期
张 洁
谨将此书献给
那些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
一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的轻快的节奏。
也许是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象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朗的天空。这一刹那，她竟觉得自己好象恢复了学生时代那么贪吃的胃口，一口气可以吃得下五两干饭。这种难以寻觅的旧时情怀，引起她的一种渴望，使她起意要干一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学生时代的恶作剧才好。
唉，当然不能胡闹，她毕竟是一个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人了。况且，即使在自己的家里，她也不能太过地放肆，因为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那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即使她是这样地注意检点自己，在别人的眼睛里，她也将是一个行为荒诞，哪怕每天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却会因为心不在焉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弄得人家怀恨在心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天知道！她不过是一个最简单的人，简单得象一个只有第一信号系统的低级动物一样。而人们的认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陶冶，越是复杂的现象、越是谎言，倒越是显得正常，容易让人相信，容易让人理解。而越是简单的、越是真话，反倒显得不正常、不容易让人相信，不容易让人理解了。白白地活了四十几年，却还没有学会生活！冷静的时候，她好象也很明白自己的欠缺，等到激动起来，却仍然是浑然一片。
于是，她勉强着把自己这种快乐的冲动，压进一个中年的、中华民族的妇女所应该具有的风度的模式里去。也许因为她的压力还不很足，那冲动“嗞”的一下又冒出来了一点，她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中午吃什么？”
莫征立刻在厨房里用法文接了上来：“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自小在那个有教养的家庭里所受到的训练。
有教养的家庭？！——可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象她自己一样。
是的，莫征曾经有过一个温暖的、有教养的家庭。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物质文明呢？要是都停留在洪荒时代，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那么，一切大概都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里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长得非常可爱，很象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象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妈妈：“我可以吃饭了吗？”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的时候，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当时，叶知秋绝没有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
问题还不只是他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残酷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本应该是他所有的，却增添了许多不应当强加于他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死于非命之后，他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象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当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来之后，他甚至也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等于来了一次捲逃。这也许是一条野狗才会有的惨痛的经验，因为无数次的事实证明，每一只向它伸过去的手，几乎都是痛打它的手，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有一只想要抚慰它的手。从来没吃过糖的人，怎么能够想象“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理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这痛苦象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这个孩子联在了一起。
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她这一生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她象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女人的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再没有比丑陋这件事更使她伤心的了。真的，那真是一种不幸。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每一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的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非常古板，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每一根都象放射线似的向四外支楞着，远远看去，活象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象伐木人用斧子砍倒一棵老树后的树桩——是砍倒而不是用锯锯倒的。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的。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灵来说，再没有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他的力量了，它甚至超过原子弹、氢弹。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何况叶知秋给莫征的，决不只是一点点温暖，而是真正的、象母亲一样的爱。这两个被许多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们视为不可理喻的人，充分地享受着那些或许是正常的家庭享受不到的天伦之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象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摆着一个小小的盛果酱的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向，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象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看着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以及他带着一种看不出来的、又猜不透含义的微笑，象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有意地用勺子在炒锅边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只是淡淡的。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_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了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不，生存能力！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不过她也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样毫不相干的联想。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却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他当然比她强得多！可是他为什么这样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到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挠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她知道，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就是叶知秋心血来潮地，在他们家里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他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仿佛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了，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象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上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刮破。但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那么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人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而这效果完全不同的眉毛和眼睛，给他造就了一个不能不引人注意的面孔。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因为开榫已经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一听见这声音，叶知秋总是不放心。她已经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出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的。而莫征总是不以为然地，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其实，他倒并不是懒，在他来说，摔一跤又算得什么了不起的、值得担心的呢？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地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虽然是不动声色的，莫征也还是感觉到了。唉，太过于操心了。
然后，他仿佛是不经心地问道：“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象你的法文发音一样的地道。”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系的回忆呢？莫征决不愿意去回想它。可为什么只要有一点点光亮，它立刻就会象影子一样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其实，这烦恼也是多余的。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象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了肚子里去。适才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好象安定下来。接着，用自己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是翻倒了凳子。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嚓嚓地响着的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人物的生活。”
叶知秋停下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怎么啦？”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的面前，她觉得自己有时倒象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不知道为什么，在别人的哭声里，我咽不下饭去……”
“您简直象个基督教徒。”
她发气了：“莫征！”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象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那种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沉重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这些天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的报道……是的，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她病前就要急着写完的那篇报道，开始寻找她已经写好的那份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
她依次拉开一个又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一样的混乱：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有好几个），药瓶子（空的或是装着药的）……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这种耐心的人，所以每当她急急地在这里面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这些东西，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虽然都不是什么亲朋故旧寄来的，但她依然舍不得丢掉。它们好象是她的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又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命运的不公平待遇的人的那种由衷的同情，对一切丑恶的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种事情是那样地遍及每个角落，在她采访过的那些平凡的工人、基层干部中间，她简直就象个可以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分外的事情哟！那些事情，照例地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每她象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象她也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不过，他们并没有认为她是个不可信托的人。难呐！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降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象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色彩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她知道她用不着说什么提纲不提纲的，那对找到或找不到是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的。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是不大以为然，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的。
“什么纸？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莫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真正地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准备写的一篇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报道提纲，怎么是废纸！”
“我怎么知道什么提纲不提纲。”语调里竟没有一点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莫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倒不是他已经觉悟到自己撕掉了一篇提纲，而是因为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面孔和语调里那种懊丧的情绪。便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改悔：“其实，有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扯淡的事！有人看吗？又有人信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看你脑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越来越多了。”叶知秋拍桌子了。
莫征不再说话。他不愿意惹叶知秋生气。于是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地、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往往让步的，却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荫。因为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着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也还因为他有一种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优越感。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他们那一代全是这个样子吗？差不多！唉，他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争论，也常使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还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大半凡是有了年纪的人，都是老朽的。
自从五六年大学毕业以后，她已经在新闻战线工作了二十多年。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一点、深一点。她早就对许多发生过的事物有她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但是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你不管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伪，可不能愚弄了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她勇敢，而恰恰是因为她幸好不是搞理论的。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那是整整一个懦弱的时代。
她接触过不少战斗在工业第一线上的基层的同志。那都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那些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输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干着。她因此而觉得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是值得她忠诚地献出一切的工作。可是，听听莫征在说什么？扯淡！
现在，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哆嗦，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连她的眼镜也好象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梁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这下莫征不吃了，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她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了脸上那种淡漠的冷冷的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会以为那些个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其实，根据我的经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有什么意思。我也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有人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许多年来，这些流汗出力的、脚踏实地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样的报道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工业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老是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老百姓还拥护你吗？所以，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您想过没有？！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装饰品！”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的、已经脏得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那动作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那不过是在发泄着他极力压抑着的情绪。
莫征的话，象在她那憋足了气的心口上安了一个减压阀，使里面的压力渐渐地降了下来。他说的话，虽然带着孩子气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错误、失败。如果不是这么来回折腾，老百姓的生活总会稍好一些吧？但总之，不论如何比解放以前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呀！你不是社会主义吗？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光这么比，这么知足，我看人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再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前进了一大块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里的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大概也有点气昏了头，站起身来，拾掇起桌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好象忽然来了一阵风，刮走了他脸上的那层乌云，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自有一种揪人肺腑的力量。他是很少流露温情这种东西的。他觉得他是男人，而温情，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实际上，他比谁都需要这个，因为他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往往都是戒备和提防。他曾经是个贼，谁知道他真的不偷了，还是假的？温情对于他，象奢侈品对贫困的人一样，只有不自量力的傻瓜才去巴望它！情感的分配，虽然不象物质的分配那样，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转移或是靠强力去争夺，但是有些人更多一些忧虑和愁苦，有些人更多一些欢乐、温情和满足，它是可以随着权力、等级、金钱……派生的东西。莫征明白，他只有固执地抵御那对温情的渴望，才可以使他免于被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诱惑所伤害。
但是，青春啊，青春，不管你是怎样地冷静，怎样地想在一天之内成熟起来，你仍然充满那许多的真诚，那许多的忘我，那许多的激情，那许多的渴望！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那么一个对妻子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当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人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象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而小刘呢，又曾经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也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可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头上又怎么那么快地就添上了许多皱纹啊！
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象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好象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要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好象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微笑着。向站在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睛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年纪不大嘛！怎么会有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觉得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那一定是质地很好的纯毛料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不是一般人常用的象饼干盒子的那一种，而是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夏竹筠的老头子去年到英国考察时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比方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淡淡的、揶揄的口气，学着保定府的口音对人家说：“送给我‘耐’（爱）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提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地做作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就是掉了一张早已失去兴趣的、某种化妆品的使用说明），立刻会使一些别管有多么着急的事在等着办的人，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才会有的缓慢。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就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也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的钱。平时，能拿得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面抽出一张，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象还能捻出来一张似的，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帐的时候，小古看见刘玉英那因为愁苦而显得更加疲倦的面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五点半了，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知道，这是小古的关心。她朝小古笑了笑，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的，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没有忘记清点一下找回的钱数。然后合上钱夹，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的“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一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这时，她听见理发员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才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心里泛起了一丝类似懊恼那样的情绪，倒不是因为她没有对理发员付出的劳累表示感谢（她不是已经付了钱吗！）而觉得有什么对不起那理发员的地方，而是懊恼自己怎么没想起先说声“再见”？显得她好没有教养。想不到，那么一个理发员，倒更懂得规矩。
走出理发馆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烫一回头发，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可是她并不在乎时间，她只发愁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间、做饭有阿姨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唯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身体好、情绪好的时候，她也上上班。心脏不大舒服的时候，也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可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该由白的变成绿的了。”
分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挖苦人。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订了许多的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那些高干的老婆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优裕的生活是一种腐蚀制，它使她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理解、记忆等等的能力发生了退化。她记不住那些书上、杂志上、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的几张大沙发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守着一台20的日本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她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用不着着急起床。她常想的是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太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部长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可不知有没有对象了……想着想着，她会爬起来去敲老头子书房的门。也不知道老头子果真是睡得那么死，还是知道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有意地不睬她。反正，他没有起来给她开门。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间去装扮自己，早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喜欢，这不过是多年来养成的一种要讲究的、而且是能显示自己身份的习惯。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丈夫，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为什么那么多，甚至在家里也不能逃脱，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去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电话当然得由她来接，这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五六年有一次她死命地拉着丈夫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他：“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他确实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好象有谁给她施了定身法。然后，她气得大叫一声：“天呐，我想你该不会突然地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皱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的，浅黄色很配她的肤色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象不怎么合适！”
不过，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是足以使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的。而且他很忠实，从来不对任何女人发生兴趣，就连她，也好象是他房间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曾经懊悔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婆来麻烦自己？也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过的热情全都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象这个家，这两个女儿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不想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象个副部长住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当然，夏竹筠也并不是让部里花钱专门给盖一套，可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她有心脏病，老头子哮喘呐！这事靠老头子是不行的，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象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立刻觉得全身象散了架一样。昨天晚上，整整一夜也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她咽不下去。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就会很快地掉下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可昨天，她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嘛打孩子！”听听吴国栋说了句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象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掂过来、倒过去的盘算好几遍呐！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地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以后，每个月只拿60％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几元钱，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来元钱。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可是，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自然，日子还是过得去的，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只不过要让刘玉英使出好大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是挂面，那怕在理发店里站了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学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所能有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心地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一切作为一个女人天性里那种对于美的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因为有那些钱，还不如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可这一切劳苦，全象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了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刘玉英心里不由地想着：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们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那你还叫男人嘛！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答应，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好象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头一次才认识了他！
这几年来，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象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可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的什么小小的需要了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就是她，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是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
但是，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也许他觉得那句话并不足以表示他的心情；也许他觉得那么一来，这一切更象儿戏；也许他想那么一来，不但不会得到她的原谅和理解，反而会更加激怒了她！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怎样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的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象她真地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象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象她干 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可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她也没想出来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呐，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地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的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丈夫别说打她，就连一句重话都不会说的啊！
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地。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的、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一个个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俩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知道，他将要说到的事情是多么地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也太好心，只要指名要她做活的，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都是多么地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可是那小伙子的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地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并不是都以他们那个点为圆心的。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才象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象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合式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象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地朝小伙子望了一眼。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会儿，是不是应该由他来牵着她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了手，忽然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该由您来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在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对于彼此那种神圣的责任感，纯真的信赖感，却被这个有着一双愁苦的眼睛、一张爬满了皱纹的浮肿的面孔的，也许是没有更多的知识的中年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具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啊！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凡善良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摘下它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小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好象都是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她想，她今天这是怎么啦？怎么什么事都会和吴国栋和她自己联系起来呢？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从前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么？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地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立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他们婚前的这个晚上，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这并不奇特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必将会在他们将要度过的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在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就是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囍”字的乳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馆。
路上的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已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就那么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幸福的背影，又再一次地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忽然，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站了很久了，旧棉帽上、两个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地攥住了手里的那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过来。
三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几乎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来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那种在旧社会的戏园子里经常听见的、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再不，就来一声更损的：“好大的面子！”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子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地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活该！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其实，那人并不象贺家彬想象的那么着急。他不过是做出来一副焦急的样子而已。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可以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脸谱。象贺家彬这种人，其实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机械、电器设备还不是走了冯局长这个后门才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不过，不能为了点小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人事上的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象是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当然，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这是普通常识，填订货卡片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它的配套电动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6000伏，怎么会写成380伏？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摊在桌上的，那张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这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工作，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那个县城里的一个商店里的售货员。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种油滑劲儿，也不一定好得了，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当然，眼下小舅子远远比正儿八经地干工作更为重要。正因为这样，才会闹这样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又不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分钱。
其实，贺家彬也并不真的纳闷儿。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七五年，某位领导人，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瓩的大机组嘛！不过是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的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领导人的警卫员，可以不必经过什么手续直入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领导人物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的好端端的计划（究竟这好端端的计划有多少科学性，也还需要进一步推敲），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给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谁都有挺硬的后台。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才完成算不了什么，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呐！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竹叶青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外头买不着哇！而且价钱还要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自己，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个单身汉，不象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就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地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争取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的、按质按量的拿到手也是关键呐。要想按质按量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该及早提前交货的，也就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象人体上某个重要部位的静脉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从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来说，它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新鲜血液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会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只靠县里自筹资金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呐！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一些；可是，就象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6000伏写成380伏，英文字母Z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这是哪儿和哪儿啊！贺家彬苦笑了。
……（未完）
选自《十月》，1981年第4期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节选）
张洁
选自《十月》，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