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这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后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网上热传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搜索中文图书世界，只有两个短篇小说被翻译为了中文。
难民，还是移民？
学者，还是作家？
非洲裔，还是阿拉伯裔？
这篇文章带你深入了解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其人、其作及其背后的复杂文化背景。
一、谁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所以，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到底是谁？
他是坦桑尼亚作家，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父亲是也门哈德拉毛地区人。严格意义上讲，在他出生时，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尚未成立。很多人认为古尔纳只是一个桑给巴尔人，不能当作坦桑尼亚人看待。所以，当坦桑尼亚政府第一时间发表致辞，说：“你的胜利属于坦桑尼亚和非洲”时，很多桑给巴尔人说坦桑尼亚政府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桑给巴尔1963年12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和平解放，随后经历了数场革命，阿比德·卡鲁米总统的政权导致了对阿拉伯裔公民的压迫和迫害，发生了屠杀。古尔纳作为受害的少数民族，在60年代末期完成学业后被迫离开家庭，逃离当时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直到1984年，他才有可能回到桑给巴尔，在父亲去世前不久见到了他的父亲。1976年古尔纳从伦敦大学获得教育学士学位，此后做过中学教师。1980-1982年，古尔纳回到非洲，执教于尼日利亚的拜尔大学，同期攻读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获得学位，1985年进入肯特大学任教。古尔纳在英国文坛非常活跃，他研究文学，也创作文学，学术涉猎面很广，退休之前一直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主讲“殖民与后殖民话语”课程，关注索因卡、恩古吉、奈保尔和萨尔曼·拉什迪等作家。他主编的两套非洲文学论文集影响很大，此外还是英国著名文学刊物《旅行者》的副主编。
古尔纳从1987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体裁是小说和短故事，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他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都是因为进入了某个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支离破碎，反映了殖民主义及流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身份危机。这和他的成长背景与桑给巴尔岛代表的斯瓦希里文化有直接关系。
二、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写过什么？
古尔纳的作品对于东非地区从前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转型描写非常细腻，对处于变动之中的不同族群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刻画，也成为了认识东非的一个绝佳窗口。他善于刻画角色关系，展示不同角色在丧失民族国家归属感或者面对家庭内部不稳定的关系等方面如何跨越障碍建立彼此联结。
《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
古尔纳的第一部小说是《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主人公哈桑·奥马尔和家人住在一个贫穷的海港村庄，身边充斥着暴力和绝望的恶性循环：父亲酗酒暴虐，姐姐为了逃避生活而轻率淫荡，哥哥不学无术浑浑噩噩最终死于非命，母亲则听天由命麻木不仁。最终，哈桑离家前往肯尼亚内罗毕投靠自己的叔叔。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其中既有残酷，也有希望和救赎，这是他摆脱过去生活和无法自拔的自我仇恨的方法。哈桑的成人仪式有着一层隐藏含义：主人公的抱负和困境反映出第三世界的非洲为摆脱殖民桎梏和贫穷落后的独立斗争。
《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
第二部小说《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讲述了穆斯林学生达乌德从坦桑尼亚来到心目中的“圣地”——英国后，却经历了光头党和其他人的种族主义虐待，失望地发现自己必须面对一种以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不得不在对非洲的回忆中寻求安慰。
《多蒂》（Dottie, 1990）
第三部小说《多蒂》（Dottie, 1990）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多蒂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她为自己的名字编织了温暖而充满爱意的故事，却对名字的来历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家族史也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她的祖先在英国安家时所遭受的苦难。17岁时，她就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一心只想让家人团聚。然而，当轻浮的妹妹索菲离开，而无知的弟弟哈德逊被卷入了犯罪，多蒂被迫开始替自己的未来考虑。伴随着支离破碎的记忆，她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一条道路。
《天堂》（Paradise, 1994）
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 1994）被普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曾入围1994年度的“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战期间的东非。当时东非遭到欧洲殖民列强全面瓜分，英国殖民者驱逐当地土著居民，而德国人则计划修建一条跨越东非大陆的铁路，以便运输殖民掠夺的财富。为了偿还债务，小说的主人公尤素夫在12岁时被父亲卖为契约劳役。年幼的尤素夫被送到富商阿齐兹的店里干活，受尽剥削和奴役。稍长之后，尤素夫跟随阿齐兹的商队到处游弋。在长达八年的商旅生活中，他从乡村来到了海滨城市，目睹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亲身体验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世态炎凉，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他看到的非洲部落争斗不断、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隶贸易猖獗。他认识到了主人和仆人、商人和村民、伊斯兰教和万物有灵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目睹了殖民主义带给非洲人的灾难。这部小说既可以看做成长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从非洲人的视角讲述非洲殖民化历程的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刻写的非洲历史。
《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 1996）
第五部小说《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 1996）描述了一个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的痛苦，这本书也可以视为他的自传。一个无名的非洲大学生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离家乡桑给巴尔岛来到伦敦一所中学教书。娶了一位英国妇女并有了一个女儿。他必须面对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以及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矛盾心理。为了让别人更多了解自己，他不停创作，希望借作品确立自己的身份。在英国他与家乡几乎没有任何联系，20年后，坦桑尼亚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他得到了一个重返故土的机会。然而这次回归却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家乡成了一个外来人。通过这次回乡之旅，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既不属于坦桑尼亚，也不属于英国，只能作为一个“流放者”在英国和坦桑尼亚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
《海边》（By the Sea, 2001）
第六部小说《海边》（By the Sea, 2001）曾入围2001年度的“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讲述了20世纪末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的遭遇。他一抵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就遭遇了来自英国人的歧视和排外，因未能提供寻求避难的理由而遭拘留，机场工作人员利用检查行李的机会偷走了奥马尔装香料的桃花心木盒子，象征性地剥夺了他对故土的记忆。他只能怀揣对故乡的记忆，飘荡在英国这片异乡。
《遗弃》（Desertion, 2005）
第七部小说《遗弃》（Desertion, 2005）曾入围2006年度“英联邦作家奖”，讲述了几代人跨越种族与文化的爱情悲剧。小说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1899年的肯尼亚。英国作家皮尔斯在沙漠中遇险，被穆斯林青年哈桑纳利发现并救起。获救后的皮尔斯登门拜谢，遇到了哈桑纳利的妹妹蕾哈娜，二人坠入爱河，不顾殖民和宗教限制走到了一起。为此，蕾哈娜被逐出家门，与皮尔斯一起流落他乡。后两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桑给巴尔，讲述了阿明与拉希德兄弟二人的故事。哥哥阿明与皮尔斯和蕾哈娜的孙女雅米拉热恋，但因父母的坚决反对而被迫与雅米拉分手，生活在因“遗弃”对方而引发的恐惧与悔恨中。弟弟拉希德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抛弃”了处于动乱中的家乡，在伦敦经历了种族主义带来的疏离，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 2011）
第八部小说《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 2011）聚焦移民经历对移民自己及其后代的影响，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种族中心主义带来的身份危机。主人公阿巴斯是一位工程师，43年前，他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认识了混血妻子马莉亚姆。多年来，阿巴斯对自己到英国前的经历一直守口如瓶。小说开场时，阿巴斯因糖尿病引发中风，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把自己的秘密作为“最后的礼物”以碎片式的回忆方式告诉了家人。作为在英国长大的移民后代，儿子贾马尔因自己的肤色难以被英国社会完全接受，找不到归属感；女儿汉娜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娜，在各方面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英国人，但其白人男友尼克的家人和亲友依然自恃种族优越，对其冷嘲热讽。
《砾心》（Gravel Heart,2017）
第九部小说是《砾心》（Gravel Heart,2017），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末，讲述了萨利姆从桑给巴尔岛搬到英国，反思父母离异的故事。对7岁的萨利姆来说，他冷漠的父亲、他崇拜的叔叔、他珍爱的书籍、政府学校的日常生活和《古兰经》课程支撑他小小宇宙的，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支柱。但在20世纪70年代，桑给巴尔岛刮起变革之风：萨利姆的父亲突然去世，这个岛屿在革命的余波中充斥着暴力和腐败。数年之后，当他来到陌生而充满敌意的伦敦时，才开始理解家族历史的悲剧核心。
《死后》（Afterlife, 2020）
他的第十部小说是去年出版的《死后》（Afterlife, 2020），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初玛吉玛吉起义的背景下，四个主人公生活在被德国占领的东非。2021年4月，这部小说入围了奥威尔政治小说奖。故事主人公伊利亚斯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德国殖民部队从父母身边带走了。多年后，他加入德军与自己的人民打仗，回到村庄时发现父母已经去世，妹妹阿菲亚也被送走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年轻人哈姆萨也回来了。除了身上的衣服，他一无所有，他所追求的只是糊口的工作、安全的生活，以及阿菲亚的爱。命运把这些年轻人绑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恋爱一直笼罩着另一个大陆上战争的阴影和黑暗。
古尔纳的小说主要讲述了非洲移民的故事，深入解析了他们面对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殖民和种族主义余孽时所遭受的痛苦与迷惘，用异化的人物性格映射了当代英国社会的脆弱一面。在古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化叙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恰似他笔下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指代了一种跨国流动现象，它包括多方向的文化迁徙和混杂，以及占有不同文化空间的能力。这种流动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移动，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构成了一种连锁、互动的全球性文化与社会关系。
三、如何更好地理解古尔纳的作品？
理解古尔纳的作品，首先要了解桑给巴尔的历史。
坦桑尼亚地图
先科普一个小知识，坦桑尼亚分为两个部分：大陆地区，即坦噶尼喀；岛部地区，即桑给巴尔，包括温古贾岛/就是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20多个小岛。
东非沿海地区
公元五世纪前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为躲避战乱，开始向包括桑给巴尔在内的东非沿海地带移民。
七世纪末、波斯苏丹王苏莱曼与阿曼苏丹王交战，阿曼人战败。波斯人曾把大批阿曼人驱赶出阿拉伯半岛，包括桑给巴尔、奔巴岛在内的东非沿海成了他们的首选地。
公元975年，波斯设拉子王子哈桑·伊本·阿里为躲避战乱，拖家带口来到东非海岸，用大量的布匹换取了落脚地，还让儿孙们和土著酋长家族联姻以联络感情。经过若干代，阿里家族依靠知识和文化上的优势，逐渐统一了北起拉木岛，南至科摩罗岛的东非沿海诸岛和大陆沿海低地。以基尔瓦作为首都，建立起了桑给帝国，统治绵延五百余年。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是帝国的重要领地。
1503年，包括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在内的东非重要港口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1643年，已经衰落的葡萄牙人被新兴的阿曼苏丹国赶出了阿拉伯半岛。阿曼苏丹战胜葡萄牙人后，建立起了北起摩加迪沙，南至莫桑比克北界长达数千公用的沿海低地和沿海岛屿的海外领地。这里也是阿拉伯人贩卖黑奴不光彩历史的直接见证。
1832年，时任阿曼苏丹赛义德把首都移到了桑给巴尔，一是这里战略位置重要，港湾适合停靠大吨位舰只，并且有数目可观的阿曼守备军常驻于此，二是商业优势明显，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欧洲开往印度洋和远东的商船必经非洲东海岸，桑给巴尔岛有淡水和食品补给。这位苏丹雄才大略，鼓励发展农业，也鼓励阿拉伯人移民桑给巴尔，和英国人关系也不错。等他1856年死后，36个子女成为桑给巴尔分裂的隐患。
1890年以来，英国殖民行政当局仍利用当地部族统治形式。桑当时分成十七个部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食品、衣服是按种族分发的，亚裔地位高于非裔。在20世纪50年代，上层阿拉伯人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种族之间仇恨是很危险的。1954年行政委员会向英国人提出了全面解决桑给巴尔问题的整套方案，遭到英国人否决。阿拉伯人自己组成了协会，抵制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1955年一些农民组成了桑给巴尔民族党，其目的是团结各族人民，消除种族主义，争取独立。阿拉伯人协会未能与该党协调一致。民族党群众基础越发牢固，这一发展情况让阿拉伯人意识到即便英国人走了，自己也未必会取而代之。后来又成立了非洲设拉子党，主要在非洲人和波斯裔中开展工作。反正当时的政坛风起云涌，但阿拉伯人逐渐失势是不争的事实。
英国殖民者离开桑给巴尔的时候，留下的是少数阿拉伯裔统治大多数非洲裔的政治结构，必然导致阿拉伯裔虽然有长期统治的惯性，但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裔不太能接受这样的权力分配，所以必然导致革命。
1964年1月12日早晨，非洲设拉子党成员约翰·奥克洛动员了大约近千名革命者发动叛乱，叛乱分子打败了警察部队并挪用了他们的武器，推翻了苏丹及其政府并成立新政府。随后对该岛上的阿拉伯和南亚裔平民进行了报复，许多阿拉伯和南亚妇女遭到轮奸，财产被洗劫，死亡人数近2万。大量阿拉伯裔开始逃亡（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阿曼南部还有一块斯瓦希里语飞地，就是当年逃难的人定居的地方）。可以说，伴随新生国家的诞生，阿拉伯裔在当地的好日子结束了。
了解完桑给巴尔岛的简要历史，我们要进一步了解的是桑岛和东非沿海区域共同孕育的斯瓦希里文化。
古尔纳是阿拉伯裔的桑给巴尔人，但是实际上，像他这样混血裔的桑给巴尔人其实就是斯瓦希里人。
什么是斯瓦希里？
东非沿海城邦以班图黑人文明为主体吸收外来文化影响逐步形成的非洲文明就是斯瓦希里文明。斯瓦希里文化借助于印度洋季风贸易的推动而形成，其成长过程是古代亚非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其中有非洲本土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等等内容杂糅其中。这是历史上那些跨越大洋的古代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旅行者们经千百年交往努力创造的文化，也是古代亚非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所以融合是斯瓦希里文明的第一特性。它们也反映在古尔纳的作品中。
在《海边》中，古尔纳介绍了斯瓦希里地区的历史简况，讲述了 "成千上万的[......]来自阿拉伯、海湾、印度和信德以及非洲之角的商人"，他们 "随着穆西姆风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他写道：
他们每年都这样做，至少有一千年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风稳定地吹过印度洋，吹向非洲海岸，那里的海流义务地提供了一条通往港口的通道。然后在新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风转过来，吹向相反的方向，准备让商人们加速回家。这一切仿佛都是有意为之[...]。几个世纪以来，无畏的商人和水手们[......]每年都要到大陆东边的那片海岸去，那里很久以前就有尖岬可以接受穆西姆风。
……
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货物、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曲和祈祷，以及难得的好学之心。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饥饿和贪婪，他们的幻想、谎言和仇恨。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一生，带走了他们可以购买、交易或抢走的东西，包括他们购买或绑架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经过这么长时间，生活在该海岸的人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们知道自己与那些他们所鄙视的人有什么不同，对于他们自己以及在大陆内部的居民后代，他们都有足够的了解。
然后，葡萄牙人绕过大陆，从那片未知的、不可逾越的海洋中出其不意地、灾难性地冲了出来[......]。他们对岛屿、港口和城市进行了疯狂的宗教破坏，对他们所掠夺的居民的残忍行为兴奋不已。随后阿曼人来到这里，以真主的名义将他们赶走，并带来了印度人的钱，英国人紧随其后，德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其他有财力的人也紧随其后。
事实上，他们并不比我更像阿曼人，除了他们有一个出生在那里的祖先。他们甚至看起来与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也许略微苍白或略微黝黑，也许他们的头发略微直或略微卷。他们的罪行是阿曼在这些地方的不光彩的历史，而这是他们的原罪。在其他方面，他们是本地人、公民、平民，他们是本地人的儿子。
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民族。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和科摩罗人彼此生活在一起，有争吵，也有通婚。文明就是我们的身份。可在现实中，我们远远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各自的院子里，被锁在我们的历史贫民窟里，自相残杀，这里满是水火不容，满是种族主义，满是陈年积怨。而政治把所有一切都带到了公开场合。
斯瓦希里文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比如《狮子王》里，鹏鹏和丁满唱的“哈库娜玛塔塔”，是斯瓦希里语“没有烦恼”的意思。
Beyond乐队的Amani，唱amani nakupenda，是斯瓦希里语，意思是“和平，我爱你”。
苹果浏览器的名字safari，是斯瓦希里语里旅行的意思。
游戏文明四的主题曲baba yetu，是一首斯瓦希里语赞美诗。
古尔纳的作品记录了斯瓦希里海岸的历史：季风贸易带来的文化纠葛，不光彩的奴隶贸易，葡萄牙人、阿曼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统治理念，民族独立和桑给巴尔革命，等等等等。他从沿海居民的视角回望这些历史，讲述了印度洋上的非洲故事，这些故事基于多元文化融合，具有丰富的色彩，同时又内聚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古尔纳都努力避免人们对更原始的前殖民时期非洲的普遍怀旧情绪。他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个文化多元的岛屿，有奴隶贸易的历史，在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国和英国等一些殖民列强的统治下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压迫，并与整个世界有贸易联系。在全球化之前，桑给巴尔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在克莱尔·钱伯斯（Claire Chambers）策划的穆斯林作家访谈系列中，古尔纳曾说：“东非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社会，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人们相互协商，共同生活。我相信这是一个宽容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社会，其中没有一个主导群体。然而，在小说中，天堂被讽刺地呈现出来，因为它被压制了，被击败了。此外，我想表明，这个由善意、礼貌、和平共处所构成的天堂，其内里也有丑陋的一面，这便是对其他群体的压迫。”
但另一方面，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斯瓦希里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就连“斯瓦希里”这个词本身都是来自于阿拉伯语，意为“海岸”。中古时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强盛和对外扩张，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在东非得到广泛传播，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学者和商人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非的伊斯兰学者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分赴北非、沙姆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研修阿拉伯语和教法教义。商人将阿拉伯地区——甚至更远的印度、中国的纺织品、首饰、瓷器等产品与当地的黄金、木材、皮革、香料等进行交换。通过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与当地居民之间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大量穆斯林商人自北向南占据沿海中心城市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莫桑比克、索法拉等，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增强。正是在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同当地原住民的交往、融合之中，混血的斯瓦希里人逐渐扩充为族群。斯瓦希里语也逐渐成熟，成为沿海各地实用的交流工具，这些史实最终推动了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斯瓦希里文明的形成。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推动东非沿岸的商业城邦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阿拉伯移民与当地人杂居，拓展海上贸易，同时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引入新的作物种类，逐渐形成东非城邦文明。伊斯兰教带来的阿拉伯文化与本地原有文化融合，使非洲本土文化获得了更高层次和更丰富的发展。
古尔纳自己曾说，在桑给巴尔时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斯瓦希里语的文学作品，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特别是《一千零一夜》是他的文学启蒙，还有《古兰经》。而到了1964年，当非洲裔欢庆新生独立的桑给巴尔国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和他的家族成为了自己故乡的陌生人。作为遭到迫害的族裔，他在学业乍一完成后就逃离桑给巴尔前往英国，因此流散成为他的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
斯瓦希里文明并非单纯的海洋文明，事实上，他是出于海洋和内陆夹缝中的一种文明。因为海岸位于内陆和海洋之间，不属于内陆，也不属于海洋。从它的角度看，海洋和内陆都充满着敌意。在小说《天堂》中，虽然大篷车贸易建立了海岸和内陆腹地成熟的交流渠道，但内陆地区仍然保持着神秘性。被搬迁到乞力马扎罗山坡上的沿海居民向内陆深处的大湖区望去，他们在心理上描绘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东方和北方我们都知道，最远的东方是中国的土地，北方是歌革和玛革的城墙。但西方（大湖区）是黑暗之地，是鬼怪之乡。那里被称为 "野蛮人"，而其居民则遭受奴隶制的蹂躏。另一方面，大海也同样令人望而却步，并且经常出现精灵和怪物（参照《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历险记》）。古尔纳称海洋有“无与伦比的荒凉和敌意”。
对古尔纳而言，海岸因此成为一种“产生特殊历史见解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当下都被海岸两边的双重过去所充斥，并被这种混合的创造性文化所复杂化”。海岸远不是一个无历史无开发的净土，它是一个历史的场所，而它反过来又是同时讲述海洋和内陆腹地故事的地方。这些在夹缝中孕育的故事，成为了海岸人自己的故事。
四、如何在当代语境下理解古尔纳的得奖？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们的处境所具有的坚定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尔纳笔下流动的人物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大陆之间，在过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全处境。这种处境，也是流散文学最典型的主题。回不去的故土和融不进的社会，是各时代、各民族、各种难免都会面临的灾难。
流散文学/移民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特征的领域，由于受到移民时间的长短，地域的差别，生活经历的不同，特别是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差异，作家作品的文学思路，表达的事件，故事的社会内容和文学观，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不同的作家形成了迥异的写作思路：
第一，部分作家的“记忆”和“经验”写作成为相对固定模式，作品和现实生活，本土经历基本脱离。
第二，部分作家的“灵性”和“自我创作”的写作成为一种习惯，作品来自灵感发挥，采用作家自我感受意识创作，生活经验成为自我发挥的素材。
第三，部分作家的“写真”和“现实生活”的写作成为“使命”，作品“本土化”，具有本土作家意识的精神。
在创作程中，作家最重要的困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坚守移民心态，用另一只眼看现实。
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写作者的世界观呈现出一种模式——我该如何用自己文化历史的生活背景，写出新国家生活的感受，有人说写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认识。从客观意义上来说，写作者坚持的本质理念客观上仍然是“观望者”写感觉。这种写作现象，在移民文学中占据相当的数量，而且可能还会经历很长时间。
二是我属于什么的人，非此非彼
随着新地域生活的深化，一些作家在自己的写作中出现了“焦虑”的情绪，他们发现自己的文学已经在“非此非彼”中排斥，表现了离散文学的另类特征。在作品中，一方面试图表达自己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又随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迎合当地读者对原生文化提出质疑和期待，对自己民族的弱点进行批评。这种客观生存面临的现实，冲击着作家的思考。这种焦虑，存在于一个明显的特点，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是地域和时间效应造成的主观困惑。一些作品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但是事实上作为作家本人的思想界限，并没有跨入另一种文化区域。
流散是古尔纳的小说的重要主题，作品重在描述角色在迁徙中如何构建新的家园和寻找归属感，刻画殖民主义和印度洋贸易和奴隶制历史遗产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对于东非地区从前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期的转型描写非常细腻，对处于变动之中的不同族群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刻画，也成为了认识东非的一个绝佳窗口。
古尔纳本身是文学系的教授，他研究别人怎么讲故事，所以也把这种研究体现在了自己的作品中。移民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符号。移民既不属于原先的文化语境，也不属于新的文化语境。诺贝尔奖本身也在更加关注全球化视野下跨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而跨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最集中的就体现在移民身上，所以诺奖会更为关注移民作家。这是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重要问题，也是重要的文学母题。
最后再说几句，外国文学作品想要被外界知晓，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出版商的推荐。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一批非洲本土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介成中文，这些基本都是政府主导的翻译工作。但是20世纪以来，国内出版商在引进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看重作品的话题度、经济效益，再加上出版业的现状，会导致出版商的选择更加保守。非洲多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是好事，毕竟即便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和库切都代表非洲文坛摘取过荣耀，而我作为一个非洲文学专业的学生，回答最多的问题仍然是“非洲有文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