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
這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後全世界都在問的一個問題。
他的名字從未出現在網上熱傳的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上，搜尋中文圖書世界，隻有兩個短篇小說被翻譯為了中文。
難民，還是移民？
學者，還是作家？
非洲裔，還是阿拉伯裔？
這篇文章帶你深入了解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其人、其作及其背後的複雜文化背景。
一、誰是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
是以，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到底是誰？
他是坦尚尼亞作家，1948年出生于桑給巴爾，父親是葉門哈德拉毛地區人。嚴格意義上講，在他出生時，坦尚尼亞這個國家尚未成立。很多人認為古爾納隻是一個桑給巴爾人，不能當作坦尚尼亞人看待。是以，當坦尚尼亞政府第一時間發表緻辭，說：“你的勝利屬于坦尚尼亞和非洲”時，很多桑給巴爾人說坦尚尼亞政府是在往自己臉上貼金。
桑給巴爾1963年12月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和平解放，随後經曆了數場革命，阿比德·卡魯米總統的政權導緻了對阿拉伯裔公民的壓迫和迫害，發生了屠殺。古爾納作為受害的少數民族，在60年代末期完成學業後被迫離開家庭，逃離當時剛剛成立的坦尚尼亞共和國。直到1984年，他才有可能回到桑給巴爾，在父親去世前不久見到了他的父親。1976年古爾納從倫敦大學獲得教育學士學位，此後做過中學教師。1980-1982年，古爾納回到非洲，執教于奈及利亞的拜爾大學，同期攻讀肯特大學的博士學位，1982年獲得學位，1985年進入肯特大學任教。古爾納在英國文壇非常活躍，他研究文學，也創作文學，學術涉獵面很廣，退休之前一直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學英語和後殖民文學教授，主講“殖民與後殖民話語”課程，關注索因卡、恩古吉、奈保爾和薩爾曼·拉什迪等作家。他主編的兩套非洲文學論文集影響很大，此外還是英國著名文學刊物《旅行者》的副主編。
古爾納從1987年起開始文學創作，作品體裁是小說和短故事，截至目前已經出版了十部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他的小說裡，主人公基本都是因為進入了某個新的社會環境，進而導緻原有的社會身份與自我認同支離破碎，反映了殖民主義及流散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身份危機。這和他的成長背景與桑給巴爾島代表的斯瓦希裡文化有直接關系。
二、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寫過什麼？
古爾納的作品對于東非地區從前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的轉型描寫非常細膩，對處于變動之中的不同族群的心理進行了深入刻畫，也成為了認識東非的一個絕佳視窗。他善于刻畫角色關系，展示不同角色在喪失民族國家歸屬感或者面對家庭内部不穩定的關系等方面如何跨越障礙建立彼此聯結。
《離别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 1987）
古爾納的第一部小說是《離别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 1987），主人公哈桑·奧馬爾和家人住在一個貧窮的海港村莊，身邊充斥着暴力和絕望的惡性循環：父親酗酒暴虐，姐姐為了逃避生活而輕率淫蕩，哥哥不學無術渾渾噩噩最終死于非命，母親則聽天由命麻木不仁。最終，哈桑離家前往肯亞内羅畢投靠自己的叔叔。在那裡，他發現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其中既有殘酷，也有希望和救贖，這是他擺脫過去生活和無法自拔的自我仇恨的方法。哈桑的成人儀式有着一層隐藏含義：主人公的抱負和困境反映出第三世界的非洲為擺脫殖民桎梏和貧窮落後的獨立鬥争。
《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
第二部小說《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講述了穆斯林學生達烏德從坦尚尼亞來到心目中的“聖地”——英國後，卻經曆了光頭黨和其他人的種族主義虐待，失望地發現自己必須面對一種以地方主義和種族主義為特征的文化，不得不在對非洲的回憶中尋求安慰。
《多蒂》（Dottie, 1990）
第三部小說《多蒂》（Dottie, 1990）是一部女性成長史。多蒂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她為自己的名字編織了溫暖而充滿愛意的故事，卻對名字的來曆一無所知，對自己的家族史也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她的祖先在英國安家時所遭受的苦難。17歲時，她就肩負起照顧弟弟妹妹的重任，一心隻想讓家人團聚。然而，當輕浮的妹妹索菲離開，而無知的弟弟哈德遜被卷入了犯罪，多蒂被迫開始替自己的未來考慮。伴随着支離破碎的記憶，她開始為自己的生活開辟一條道路。
《天堂》（Paradise, 1994）
第四部小說《天堂》（Paradise, 1994）被普遍認為是他的代表作，曾入圍1994年度的“布克獎”和“惠特布萊德獎”。小說的故事發生在一戰期間的東非。當時東非遭到歐洲殖民列強全面瓜分，英國殖民者驅逐當地土著居民，而德國人則計劃修建一條跨越東非大陸的鐵路，以便運輸殖民掠奪的财富。為了償還債務，小說的主人公尤素夫在12歲時被父親賣為契約勞役。年幼的尤素夫被送到富商阿齊茲的店裡幹活，受盡剝削和奴役。稍長之後，尤素夫跟随阿齊茲的商隊到處遊弋。在長達八年的商旅生活中，他從鄉村來到了海濱城市，目睹城市生活的光怪陸離，親身體驗了殘酷的社會現實和世态炎涼，從一個孩童成長為一個青年。他看到的非洲部落争鬥不斷、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隸貿易猖獗。他認識到了主人和仆人、商人和村民、伊斯蘭教和萬物有靈論之間的複雜關系，目睹了殖民主義帶給非洲人的災難。這部小說既可以看做成長小說，也可以看做是從非洲人的視角講述非洲殖民化曆程的曆史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态刻寫的非洲曆史。
《令人羨慕的甯靜》（Admiring Silence, 1996）
第五部小說《令人羨慕的甯靜》（Admiring Silence, 1996）描述了一個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人的痛苦，這本書也可以視為他的自傳。一個無名的非洲大學生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離家鄉桑給巴爾島來到倫敦一所中學教書。娶了一位英國婦女并有了一個女兒。他必須面對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以及自己融入英國社會的沖突心理。為了讓别人更多了解自己，他不停創作，希望借作品确立自己的身份。在英國他與家鄉幾乎沒有任何聯系，20年後，坦尚尼亞的政治氣候發生了變化，他得到了一個重返故土的機會。然而這次回歸卻讓他意識到自己在家鄉成了一個外來人。通過這次回鄉之旅，他意識到自己身上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他既不屬于坦尚尼亞，也不屬于英國，隻能作為一個“流放者”在英國和坦尚尼亞兩種文化的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
《海邊》（By the Sea, 2001）
第六部小說《海邊》（By the Sea, 2001）曾入圍2001年度的“布克獎”和“《洛杉矶時報》圖書獎”，講述了20世紀末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尋求政治避難的中年人薩利赫·奧馬爾的遭遇。他一抵達倫敦蓋特威克機場就遭遇了來自英國人的歧視和排外，因未能提供尋求避難的理由而遭拘留，機場從業人員利用檢查行李的機會偷走了奧馬爾裝香料的桃花心木盒子，象征性地剝奪了他對故土的記憶。他隻能懷揣對故鄉的記憶，飄蕩在英國這片異鄉。
《遺棄》（Desertion, 2005）
第七部小說《遺棄》（Desertion, 2005）曾入圍2006年度“英聯邦作家獎”，講述了幾代人跨越種族與文化的愛情悲劇。小說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發生在1899年的肯亞。英國作家皮爾斯在沙漠中遇險，被穆斯林青年哈桑納利發現并救起。獲救後的皮爾斯登門拜謝，遇到了哈桑納利的妹妹蕾哈娜，二人墜入愛河，不顧殖民和宗教限制走到了一起。為此，蕾哈娜被逐出家門，與皮爾斯一起流落他鄉。後兩部分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桑給巴爾，講述了阿明與拉希德兄弟二人的故事。哥哥阿明與皮爾斯和蕾哈娜的孫女雅米拉熱戀，但因父母的堅決反對而被迫與雅米拉分手，生活在因“遺棄”對方而引發的恐懼與悔恨中。弟弟拉希德獲得了去英國留學的獎學金，“抛棄”了處于動亂中的家鄉，在倫敦經曆了種族主義帶來的疏離，過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 2011）
第八部小說《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 2011）聚焦移民經曆對移民自己及其後代的影響，用細膩的筆觸展現了種族中心主義帶來的身份危機。主人公阿巴斯是一位工程師，43年前，他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認識了混血妻子馬莉亞姆。多年來，阿巴斯對自己到英國前的經曆一直守口如瓶。小說開場時，阿巴斯因糖尿病引發中風，擔心自己不久于人世，把自己的秘密作為“最後的禮物”以碎片式的回憶方式告訴了家人。作為在英國長大的移民後代，兒子賈馬爾因自己的膚色難以被英國社會完全接受，找不到歸屬感；女兒漢娜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安娜，在各方面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個英國人，但其白人男友尼克的家人和親友依然自恃種族優越，對其冷嘲熱諷。
《礫心》（Gravel Heart,2017）
第九部小說是《礫心》（Gravel Heart,2017），故事發生在20世紀末，講述了薩利姆從桑給巴爾島搬到英國，反思父母離異的故事。對7歲的薩利姆來說，他冷漠的父親、他崇拜的叔叔、他珍愛的書籍、政府學校的日常生活和《古蘭經》課程支撐他小小宇宙的，似乎是不可動搖的支柱。但在20世紀70年代，桑給巴爾島刮起變革之風：薩利姆的父親突然去世，這個島嶼在革命的餘波中充斥着暴力和腐敗。數年之後，當他來到陌生而充滿敵意的倫敦時，才開始了解家族曆史的悲劇核心。
《死後》（Afterlife, 2020）
他的第十部小說是去年出版的《死後》（Afterlife, 2020），故事背景設定在20世紀初瑪吉瑪吉起義的背景下，四個主人公生活在被德國占領的東非。2021年4月，這部小說入圍了奧威爾政治小說獎。故事主人公伊利亞斯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被德國殖民部隊從父母身邊帶走了。多年後，他加入德軍與自己的人民打仗，回到村莊時發現父母已經去世，妹妹阿菲亞也被送走了。與此同時，另一個年輕人哈姆薩也回來了。除了身上的衣服，他一無所有，他所追求的隻是糊口的工作、安全的生活，以及阿菲亞的愛。命運把這些年輕人綁在一起，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戀愛一直籠罩着另一個大陸上戰争的陰影和黑暗。
古爾納的小說主要講述了非洲移民的故事，深入解析了他們面對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殖民和種族主義餘孽時所遭受的痛苦與迷惘，用異化的人物性格映射了當代英國社會的脆弱一面。在古爾納的小說中，時空中穿梭往來的碎片化叙事取代了傳統的線性叙事，恰似他筆下處于錯位、流散狀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狀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指代了一種跨國流動現象，它包括多方向的文化遷徙和混雜，以及占有不同文化空間的能力。這種流動不是一種簡單的人口移動，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義，構成了一種連鎖、互動的全球性文化與社會關系。
三、如何更好地了解古爾納的作品？
了解古爾納的作品，首先要了解桑給巴爾的曆史。
坦尚尼亞地圖
先科普一個小知識，坦尚尼亞分為兩個部分：大陸地區，即坦噶尼喀；島部地區，即桑給巴爾，包括溫古賈島/就是桑給巴爾島、奔巴島和20多個小島。
東非沿海地區
公元五世紀前後，阿拉伯半島的居民為躲避戰亂，開始向包括桑給巴爾在内的東非沿海地帶移民。
七世紀末、波斯蘇丹王蘇萊曼與阿曼蘇丹王交戰，阿曼人戰敗。波斯人曾把大批阿曼人驅趕出阿拉伯半島，包括桑給巴爾、奔巴島在内的東非沿海成了他們的首選地。
公元975年，波斯設拉子王子哈桑·伊本·阿裡為躲避戰亂，拖家帶口來到東非海岸，用大量的布匹換取了落腳地，還讓兒孫們和土著酋長家族聯姻以聯絡感情。經過若幹代，阿裡家族依靠知識和文化上的優勢，逐漸統一了北起拉木島，南至科摩羅島的東非沿海諸島和大陸沿海低地。以基爾瓦作為首都，建立起了桑給帝國，統治綿延五百餘年。桑給巴爾島和奔巴島是帝國的重要領地。
1503年，包括桑給巴爾島和奔巴島在内的東非重要港口落入葡萄牙人之手。
1643年，已經衰落的葡萄牙人被新興的阿曼蘇丹國趕出了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戰勝葡萄牙人後，建立起了北起摩加迪沙，南至莫三鼻克北界長達數千公用的沿海低地和沿海島嶼的海外領地。這裡也是阿拉伯人販賣黑奴不光彩曆史的直接見證。
1832年，時任阿曼蘇丹賽義德把首都移到了桑給巴爾，一是這裡戰略位置重要，港灣适合停靠大噸位艦隻，并且有數目可觀的阿曼守備軍常駐于此，二是商業優勢明顯，當時沒有蘇伊士運河，歐洲開往印度洋和遠東的商船必經非洲東海岸，桑給巴爾島有淡水和食品補給。這位蘇丹雄才大略，鼓勵發展農業，也鼓勵阿拉伯人移民桑給巴爾，和英國人關系也不錯。等他1856年死後，36個子女成為桑給巴爾分裂的隐患。
1890年以來，英國殖民行政當局仍利用當地部族統治形式。桑當時分成十七個部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食品、衣服是按種族分發的，亞裔地位高于非裔。在20世紀50年代，上層阿拉伯人逐漸覺醒，他們認識到，種族之間仇恨是很危險的。1954年行政委員會向英國人提出了全面解決桑給巴爾問題的整套方案，遭到英國人否決。阿拉伯人自己組成了協會，抵制參加各種委員會的活動。1955年一些農民組成了桑給巴爾民族黨，其目的是團結各族人民，消除種族主義，争取獨立。阿拉伯人協會未能與該黨協調一緻。民族黨群衆基礎越發牢固，這一發展情況讓阿拉伯人意識到即便英國人走了，自己也未必會取而代之。後來又成立了非洲設拉子黨，主要在非洲人和波斯裔中開展工作。反正當時的政壇風起雲湧，但阿拉伯人逐漸失勢是不争的事實。
英國殖民者離開桑給巴爾的時候，留下的是少數阿拉伯裔統治大多數非洲裔的政治結構，必然導緻阿拉伯裔雖然有長期統治的慣性，但經曆過民族獨立運動，占人口大多數的非洲裔不太能接受這樣的權力配置設定，是以必然導緻革命。
1964年1月12日早晨，非洲設拉子黨成員約翰·奧克洛動員了大約近千名革命者發動叛亂，叛亂分子打敗了警察部隊并挪用了他們的武器，推翻了蘇丹及其政府并成立新政府。随後對該島上的阿拉伯和南亞裔平民進行了報複，許多阿拉伯和南亞婦女遭到輪奸，财産被洗劫，死亡人數近2萬。大量阿拉伯裔開始逃亡（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阿曼南部還有一塊斯瓦希裡語飛地，就是當年逃難的人定居的地方）。可以說，伴随新生國家的誕生，阿拉伯裔在當地的好日子結束了。
了解完桑給巴爾島的簡要曆史，我們要進一步了解的是桑島和東非沿海區域共同孕育的斯瓦希裡文化。
古爾納是阿拉伯裔的桑給巴爾人，但是實際上，像他這樣混血裔的桑給巴爾人其實就是斯瓦希裡人。
什麼是斯瓦希裡？
東非沿海城邦以班圖黑人文明為主體吸收外來文化影響逐漸形成的非洲文明就是斯瓦希裡文明。斯瓦希裡文化借助于印度洋季風貿易的推動而形成，其成長過程是古代亞非文明交流與融合的過程，其中有非洲本土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東南亞文化等等内容雜糅其中。這是曆史上那些跨越大洋的古代商人、冒險家、傳教士、旅行者們經千百年交往努力創造的文化，也是古代亞非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是以融合是斯瓦希裡文明的第一特性。它們也反映在古爾納的作品中。
在《海邊》中，古爾納介紹了斯瓦希裡地區的曆史簡況，講述了 "成千上萬的[......]來自阿拉伯、海灣、印度和信德以及非洲之角的商人"，他們 "随着穆西姆風來到了我們這個地方"。他寫道：
他們每年都這樣做，至少有一千年了。在這一年的最後幾個月裡，風穩定地吹過印度洋，吹向非洲海岸，那裡的海流義務地提供了一條通往港口的通道。然後在新年的最初幾個月裡，風轉過來，吹向相反的方向，準備讓商人們加速回家。這一切仿佛都是有意為之[...]。幾個世紀以來，無畏的商人和水手們[......]每年都要到大陸東邊的那片海岸去，那裡很久以前就有尖岬可以接受穆西姆風。
……
他們帶來了他們的貨物、他們的上帝和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歌曲和祈禱，以及難得的好學之心。他們還帶來了他們的饑餓和貪婪，他們的幻想、謊言和仇恨。他們中的一些人留下了一生，帶走了他們可以購買、交易或搶走的東西，包括他們購買或綁架的人，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淪為奴隸。經過這麼長時間，生活在該海岸的人們幾乎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他們知道自己與那些他們所鄙視的人有什麼不同，對于他們自己以及在大陸内部的居民後代，他們都有足夠的了解。
然後，葡萄牙人繞過大陸，從那片未知的、不可逾越的海洋中出其不意地、災難性地沖了出來[......]。他們對島嶼、港口和城市進行了瘋狂的宗教破壞，對他們所掠奪的居民的殘忍行為興奮不已。随後阿曼人來到這裡，以真主的名義将他們趕走，并帶來了印度人的錢，英國人緊随其後，德國人和法國人以及其他有财力的人也緊随其後。
事實上，他們并不比我更像阿曼人，除了他們有一個出生在那裡的祖先。他們甚至看起來與我們其他人沒有任何差別，也許略微蒼白或略微黝黑，也許他們的頭發略微直或略微卷。他們的罪行是阿曼在這些地方的不光彩的曆史，而這是他們的原罪。在其他方面，他們是本地人、公民、平民，他們是本地人的兒子。
我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溫和的民族。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和科摩羅人彼此生活在一起，有争吵，也有通婚。文明就是我們的身份。可在現實中，我們遠遠不是我們，而是在我們各自的院子裡，被鎖在我們的曆史貧民窟裡，自相殘殺，這裡滿是水火不容，滿是種族主義，滿是陳年積怨。而政治把所有一切都帶到了公開場合。
斯瓦希裡文化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
比如《獅子王》裡，鵬鵬和丁滿唱的“哈庫娜瑪塔塔”，是斯瓦希裡語“沒有煩惱”的意思。
Beyond樂隊的Amani，唱amani nakupenda，是斯瓦希裡語，意思是“和平，我愛你”。
蘋果浏覽器的名字safari，是斯瓦希裡語裡旅行的意思。
遊戲文明四的主題曲baba yetu，是一首斯瓦希裡語贊美詩。
古爾納的作品記錄了斯瓦希裡海岸的曆史：季風貿易帶來的文化糾葛，不光彩的奴隸貿易，葡萄牙人、阿曼人、德國人和英國人的統治理念，民族獨立和桑給巴爾革命，等等等等。他從沿海居民的視角回望這些曆史，講述了印度洋上的非洲故事，這些故事基于多元文化融合，具有豐富的色彩，同時又内聚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态。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古爾納都努力避免人們對更原始的前殖民時期非洲的普遍懷舊情緒。他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個文化多元的島嶼，有奴隸貿易的曆史，在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國和英國等一些殖民列強的統治下遭受過各種形式的壓迫，并與整個世界有貿易聯系。在全球化之前，桑給巴爾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在克萊爾·錢伯斯（Claire Chambers）策劃的穆斯林作家訪談系列中，古爾納曾說：“東非是一個非常分散的社會，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和宗教，人們互相協商，共同生活。我相信這是一個寬容的，甚至是令人羨慕的社會，其中沒有一個主導群體。然而，在小說中，天堂被諷刺地呈現出來，因為它被壓制了，被擊敗了。此外，我想表明，這個由善意、禮貌、和平共處所構成的天堂，其内裡也有醜陋的一面，這便是對其他群體的壓迫。”
但另一方面，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斯瓦希裡文化的影響不容小觑。就連“斯瓦希裡”這個詞本身都是來自于阿拉伯語，意為“海岸”。中古時期，随着阿拉伯帝國的強盛和對外擴張，伊斯蘭教及其文化在東非得到廣泛傳播，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學者和商人在伊斯蘭教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東非的伊斯蘭學者在皈依伊斯蘭教後分赴北非、沙姆地區和阿拉伯半島研修阿拉伯語和教法教義。商人将阿拉伯地區——甚至更遠的印度、中國的紡織品、首飾、瓷器等産品與當地的黃金、木材、皮革、香料等進行交換。通過商業貿易的頻繁往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與當地居民之間有了更深層次的交流與溝通，大量穆斯林商人自北向南占據沿海中心城市摩加迪沙、布拉瓦、馬林迪、蒙巴薩、基爾瓦、莫三鼻克、索法拉等，伊斯蘭教的影響日益增強。正是在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同當地原住民的交往、融合之中，混血的斯瓦希裡人逐漸擴充為族群。斯瓦希裡語也逐漸成熟，成為沿海各地實用的交流工具，這些史實最終推動了具有伊斯蘭特色的斯瓦希裡文明的形成。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推動東非沿岸的商業城邦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阿拉伯移民與當地人雜居，拓展海上貿易，同時大規模進行農業生産，引入新的作物種類，逐漸形成東非城邦文明。伊斯蘭教帶來的阿拉伯文化與本地原有文化融合，使非洲本土文化獲得了更高層次和更豐富的發展。
古爾納自己曾說，在桑給巴爾時他幾乎沒有機會接觸斯瓦希裡語的文學作品，阿拉伯和波斯詩歌，特别是《一千零一夜》是他的文學啟蒙，還有《古蘭經》。而到了1964年，當非洲裔歡慶新生獨立的桑給巴爾國時，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和他的家族成為了自己故鄉的陌生人。作為遭到迫害的族裔，他在學業乍一完成後就逃離桑給巴爾前往英國，是以流散成為他的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題。
斯瓦希裡文明并非單純的海洋文明，事實上，他是出于海洋和内陸夾縫中的一種文明。因為海岸位于内陸和海洋之間，不屬于内陸，也不屬于海洋。從它的角度看，海洋和内陸都充滿着敵意。在小說《天堂》中，雖然大篷車貿易建立了海岸和内陸腹地成熟的交流管道，但内陸地區仍然保持着神秘性。被搬遷到乞力馬紮羅山坡上的沿海居民向内陸深處的大湖區望去，他們在心理上描繪出他們所知道的世界：東方和北方我們都知道，最遠的東方是中國的土地，北方是歌革和瑪革的城牆。但西方（大湖區）是黑暗之地，是鬼怪之鄉。那裡被稱為 "野蠻人"，而其居民則遭受奴隸制的蹂躏。另一方面，大海也同樣令人望而卻步，并且經常出現精靈和怪物（參照《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達曆險記》）。古爾納稱海洋有“無與倫比的荒涼和敵意”。
對古爾納而言，海岸是以成為一種“産生特殊曆史見解的地方。在這裡，每一個當下都被海岸兩邊的雙重過去所充斥，并被這種混合的創造性文化所複雜化”。海岸遠不是一個無曆史無開發的淨土，它是一個曆史的場所，而它反過來又是同時講述海洋和内陸腹地故事的地方。這些在夾縫中孕育的故事，成為了海岸人自己的故事。
四、如何在當代語境下了解古爾納的得獎？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是這麼說的：“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因為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和身處于不同文化夾縫中難民們的處境所具有的堅定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爾納筆下流動的人物發現自己處于文化和大陸之間，在過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現的生活之間；這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不安全處境。這種處境，也是流散文學最典型的主題。回不去的故土和融不進的社會，是各時代、各民族、各種難免都會面臨的災難。
流散文學/移民文學，是一個複雜的多元化特征的領域，由于受到移民時間的長短，地域的差别，生活經曆的不同，特别是在“文化身份認同”上的巨大差異，作家作品的文學思路，表達的事件，故事的社會内容和文學觀，都存在很大的差別。不同的作家形成了迥異的寫作思路：
第一，部分作家的“記憶”和“經驗”寫作成為相對固定模式，作品和現實生活，本土經曆基本脫離。
第二，部分作家的“靈性”和“自我創作”的寫作成為一種習慣，作品來自靈感發揮，采用作家自我感受意識創作，生活經驗成為自我發揮的素材。
第三，部分作家的“寫真”和“現實生活”的寫作成為“使命”，作品“本土化”，具有本土作家意識的精神。
在創作程中，作家最重要的困惑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堅守移民心态，用另一隻眼看現實。
在諸多的文學作品中，寫作者的世界觀呈現出一種模式——我該如何用自己文化曆史的生活背景，寫出新國家生活的感受，有人說寫出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和認識。從客觀意義上來說，寫作者堅持的本質理念客觀上仍然是“觀望者”寫感覺。這種寫作現象，在移民文學中占據相當的數量，而且可能還會經曆很長時間。
二是我屬于什麼的人，非此非彼
随着新地域生活的深化，一些作家在自己的寫作中出現了“焦慮”的情緒，他們發現自己的文學已經在“非此非彼”中排斥，表現了離散文學的另類特征。在作品中，一方面試圖表達自己對母國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又随從西方主流意識形态，迎合當地讀者對原生文化提出質疑和期待，對自己民族的弱點進行批評。這種客觀生存面臨的現實，沖擊着作家的思考。這種焦慮，存在于一個明顯的特點，對自己文化身份認同的模糊性，是地域和時間效應造成的主觀困惑。一些作品表現出這樣的情緒，但是事實上作為作家本人的思想界限，并沒有跨入另一種文化區域。
流散是古爾納的小說的重要主題，作品重在描述角色在遷徙中如何建構新的家園和尋找歸屬感，刻畫殖民主義和印度洋貿易和奴隸制曆史遺産的影響。他的作品中對于東非地區從前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的轉型描寫非常細膩，對處于變動之中的不同族群的心理進行了深入刻畫，也成為了認識東非的一個絕佳視窗。
古爾納本身是文學系的教授，他研究别人怎麼講故事，是以也把這種研究展現在了自己的作品中。移民其實是一種跨文化的符号。移民既不屬于原先的文化語境，也不屬于新的文化語境。諾貝爾獎本身也在更加關注全球化視野下跨文化帶來的各種問題。而跨文化帶來的各種問題最集中的就展現在移民身上，是以諾獎會更為關注移民作家。這是當下這個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問題，也是重要的文學母題。
最後再說幾句，外國文學作品想要被外界知曉，最主要的途徑就是出版商的推薦。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很大一批非洲本土語言的文學作品被譯介成中文，這些基本都是政府主導的翻譯工作。但是20世紀以來，國内出版商在引進外國文學作品的時候，更多看重作品的話題度、經濟效益，再加上出版業的現狀，會導緻出版商的選擇更加保守。非洲多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總是好事，畢竟即便索因卡、馬哈福茲、戈迪默和庫切都代表非洲文壇摘取過榮耀，而我作為一個非洲文學專業的學生，回答最多的問題仍然是“非洲有文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