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采访摘要
这个时代，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奥林匹克
2021年12月6日，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60天，我们在上海采访了《名人面对面》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中国冬奥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杨扬。
△杨扬
北京冬奥会临近，杨扬作为2022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每天要应对各路媒体的采访拍摄，参加大小工作会议，一刻都不得闲，时刻保持着即将滑向“北京冬奥”终点的冲刺状态。
田川：马上就到冬奥会了，尤其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大家在很多不确定的状态中期待着冬奥，也有很多人对冬奥的举办表示担忧。无论是从个体来讲，还是从组织来讲，您觉得针对当下全球的状态，办冬奥的必要性是什么？
杨扬：因为东京奥运会已经办了，而且同样是在非常巨大的压力下办的。从东京奥组委到国际体育界，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北京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向全世界承诺，我们会全力以赴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从国际社会来说，尤其我们叫Olympic family（体育大家庭），大家也是这个目标。在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当中能够感受到，像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相关的体育组织，都在全力保障冬奥会可以顺利进行。
“全力以赴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类似的话，杨扬一天要说无数遍，说给全球时刻关注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媒体和镜头，也说给她自己。在杨扬心里，“全力以赴”不是空头口号，而是她这些年来用尽所有力气在做并且坚信的事情。
23年运动生涯，杨扬得过59个世界冠军，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从中国第一位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到有史以来首位当选的女性速滑理事，再到如今的2022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从未离开过冰雪和奥林匹克。
△2015年，杨扬参与北京冬奥申办
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2015年，怀孕七个月的杨扬坚持参与北京冬奥会申办，申奥现场，一身淡蓝色西装，一场细腻的陈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扬：奥林匹克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信仰，你相信它真的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世界，影响社会，影响人的发展和成长。很多人说我的角色好像转换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体育。很多人说，杨扬你总是热情满满，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相信奥林匹克的力量，所以它也会给我带来力量。
我觉得当下这个分裂的时代，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奥林匹克。盛世的时候，我觉得奥运会更像一个大party，它把大家带到一起庆祝。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最酷的科技，最先进的技术，通过奥运会展示出来。但在当下这个分裂的时代，在疫情阴影笼罩的时代，我觉得更需要决心和毅力，去把奥运会举办起来，把大家带到一起。这个时候运动员克服这么多困难的决心，才更加能引起人们的共情。
杨扬：其实现在在多种程度上，大家还是有情绪比较低落，甚至可能正在渡过非常困难的时期。那其实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真的能够激励到很多人。运动员能坚持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在赛场上克服那些困难，获得最后的胜利，或者他们最后能完成比赛，真的能够激励到很多人。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就是缺少了那一点鼓励。
我觉得奥林匹克也好，运动员也好，能够给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打开一些思路，带来一份激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冠疫情对备战奥运的运动员，对奥运会的举办国和所有服务于冬奥会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杨扬：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全球疫情这样特殊的情况。但是我在备战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的时候，经历过911恐怖袭击的阴影。我还记得2001年9月，在我们一堂训练课结束后，911恐怖袭击的新闻就出现了。当时备战的压力很大，加上盐湖城冬奥会一下又面临了很多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对我们来说，内心很没有安全感，自己努力了四年的目标，似乎一下变得很渺茫，就蛮不确定的。记得队友还写了遗书，说我还有一点存款也得留下等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好像没改变过要去的决心，当时自己不觉得，好像就应该是那样。但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回过头再看当年的自己，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决心？不光我自己，包括当时整个中国代表团，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在备战的运动员。
而且因为911恐怖袭击的发生，我们去之前在签证等各方面上的程序，都比以前要复杂。我记得到盐湖城的时候，到处有检查，有警犬，气氛非常紧张。但你就觉得，似乎越是这样好像越安全。你似乎是在跟恐怖主义做对抗，好像你会变得更加坚定一点。
我因此就联想到疫情下现在在备战的运动员，我相信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保证训练，保持比赛。而且他们是在跟无形的敌人做抗争。但我相信那份决心，大家都是一样的。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赛场上，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和1000米比赛中接连夺冠，为中国实现了冬奥金牌“零的突破”。杨扬说，恐惧不会削弱梦想，而是让梦想更加坚定。恐怖主义没有阻挡我们追逐梦想，也无权夺走每个人参加奥运会的权利。
杨扬：我一直觉得奥林匹克有上百年的历史，它经历的困难可不少，有战争，有疫情，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都没有停止我们实现美好愿望的决心，这个决心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即便我不是运动员了，但我还是要呼吁，有机会还是要发声。
无论是疫情也好，“政治抵制”也好，都不应该以运动员的梦想作为代价。对运动员来说，可能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就白付出了。因为大多数运动员只参加过一届奥运会，可能他从小的梦想，努力了十几年的事情，就白付出了。对观众来说也是巨大的打击，眼睁睁看着别人的努力白费了，即便他不是当事人，也会是信念上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抵制”成功了，可能我们就不单是生活在疫情的恐惧之下，还有政治恐惧。
△2002年，杨扬参加盐湖城冬奥会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于2021年7月23日开幕。东京都申奥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东京都议员铃木隆道说：“最终让我们决定如常举办奥运会的是，要对各国运动员，对所有为奥运会付出努力的人，有一个交代。特别是疫情之下，奥运会为我们带来的是希望。”
2021年7月，杨扬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杨扬：我记得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全场几乎是没有人的，心里多少会有些落寂，但还是有些期待。我记得运动员入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就感觉奥运会终于开了。虽然我们人不多，正常一届奥运会的开幕都是几万人的场面，我们大概有900多人。但是运动员入场那一刻，我还是被他们点燃了，感觉他们在，奥运会就在。
另外，我看到东京奥运会很多赛场外摆了牵牛花，其实并不是很漂亮的那种，但都是小朋友为奥运会，提前在学校里种下的，算是小朋友的一个心意。从奥组委会来说，它还是保护了奥运的，保护了它很让人动情的那一面。能够让我们有点失落的情绪，得到一些安慰和感动。
△东京奥运会赛场外种有很多牵牛花
田川：您说奥运会从发起到现在，呈现给世界的，就是每个普通人向往的美好世界应该有的样子。这个“应该有的样子”，是怎样一幅画面？
杨扬：应该是公平的，相互尊重的，和平的，没有歧视的……这些都是。比如奥运期间在奥运村里，我们有来自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我觉得那种场面特别好。比赛场上我们全力以赴，在尊重规则的情况下，拼得你死我活。有了输赢后相互地折服，这就是奥林匹克的魅力。我们希望世界有一天也可以是这个样子，不再是猜疑、相互使坏的。我们希望通过奥林匹克，通过体育精神，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互的猜忌，相互的质疑，都是因为有距离，你没有机会真正地去交流。一旦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可以把大家聚到一起，我觉得这是奥林匹克最大的价值。我们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至少还有影响力和能力，能够把大家带到一起去感受那份美好。
只要运动员的问题解决了，奥运会就成功95%了
我们见到杨扬时，她正在接受一家杂志的平面拍摄。和赛场上那个穿着战袍，蹬着冰刀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不同，眼前的杨扬化妆、造型，穿时装，摆POSE，闪光灯一个接一个，像极了专业的时尚明星。唯有身上的那股飒劲儿，让人确定，这就是杨扬。
从1998年到2006年，杨扬参加了3届冬奥会。1998年长野，22岁的杨扬参加的两个单项都被判犯规，只和队友拿到了一枚3000米接力银牌。2002年盐湖城，杨扬站上了冬奥会的领奖台，拿到了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冬奥金牌。2006年，都灵冬奥会以1000米铜牌告终。杨扬说她的职业生涯足够圆满。几个月后，杨扬正式宣布退役。
退役后，她活跃在国际奥委会，国际滑联，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多个国际体育组织。奥运会和冰雪运动，依然是杨扬每天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杨扬：我在国际奥委会的八年，无论是冬奥会还是夏奥会，每次我都会有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奥运村或奥运场地，给下一届要办奥运会的组委会观察员，介绍奥运会什么是最重要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只要运动员的问题解决了，奥运会就成功95%了，甚至会更高。他们的吃、住、行、比赛，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内容在赛事阶段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对这点不是很理解的话，他会忽略竞赛这块儿，会忽略运动员的需求，可能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接待领导或其他方面，所以我一直要给未来的组织方做这方面的提醒。
田川：您一直提倡要做一个“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冬奥会，细到每一针，每一线都要为运动员准备好。
杨扬：对。2016年年初，我们就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由我和另外18名运动员同事一块儿负责。委员会成立之初，大家可能会把委员会定位为“形象大使”，因为运动委员会在中国制度的建设里，还是比较新鲜的。我是因为从1999年就在国际滑联的运动员委员会，一直到2018年又在国际奥委会做了八年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作经历让我非常期待有一个机会，带领大家一起，把运动委员会做的很实在。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提前就在群里跟大家说，每个人就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提几条意见和建议。大家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提，最后我们总结出来48条内容，比如宏博的针线包，李妮娜无障碍通道的开放，李妮娜经历过受伤去领奖，结果因为轮椅准备不足，坐的是超市的购物车，很尴尬。我记得当时我们分享各种参加奥运有意思的经历，尴尬的经历，大家都笑翻天了，因为都是我们的切身感受。
从1999年第一次前往洛桑参加国际滑联的工作会议，已经过去23年了。杨扬记得自己在国际会议上的第一个提案是，希望在短道速滑比赛中使用护颈。第一次出国参会后回国，杨扬在体育馆最醒目的地方贴上了“禁止吸烟”四个字。不断为运动员的权益发声，是杨扬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2019年，杨扬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该机构的最高领导层。
△杨扬加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杨扬：我还记得进到WADA以后，它给我提名了，我当时特别紧张，因为这个组织在各方面给运动员的压力都蛮大的，从WADA出去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谁都不愿意听到不好的消息。但我经常说the bad news for good reason，就是坏消息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奥林匹克的纯洁性。不太确定的时候我就问巴赫主席，我能干好吗？他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建议，follow your heart，那一刻我就笑了，follow my heart。
怎么评判、监督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问题，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对我来说，如果他是干净的，我们就要保护他的权益。有的时候规则也不是百分之百就是合理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首先，规则就是规则，是我们不能触碰的底线，我认为这是做运动员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责任。处罚还是要有的，但是干净的运动员，我们还是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田川：从1998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现在要在自己家门口，作为一名奥运会的服务者，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杨扬：我就像一个好客的主人一样，特别期待他们的到来，想向他们展示家里最好的东西，把我们最热情的服务给到他们。另一个角度是，我也特别理解运动员带着梦想参加奥运会的心情。我自己当年也是，到美国、意大利、日本参加奥运会。我也期待他们能够像我一样，能在中国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梦想，因为那种感觉太美好了。所以有机会做一个服务者，我从内心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