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彼时还在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念研究生的戴从容，第一次读到《尤利西斯》。
改革开放十余年后宽松的文化氛围，让这部“20世纪最重要的英文小说”得以进入中国。1990年代，两个最为著名的中译本——翻译名家金隄的“金译版”和作家萧乾、翻译家文洁若夫妇的“萧文版”——先后问世，轰动一时，成为翻译界和文学界的一桩盛事。
作为研究世界文学的研究生，戴从容最初将阅读《尤利西斯》视为一项任务，“不管是怎样困难”都得读完。同许多普通读者一样，对于这本艰涩的巨著，戴从容有些摸不着头脑。
“虽然我们经历了1980年代，已经介绍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但总的来说，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很传统的。读一部作品首先会关注，用国外通行的话说就是‘agoodstorywelltold’，它是不是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精彩。我要考虑它塑造的人物是不是有价值、生动，会去找主题有没有哲理，或者振聋发聩。”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尤利西斯》描述了一个普通的都柏林人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间的生活。乔伊斯将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古希腊神话英雄人物奥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但布卢姆不是英雄，而是一个浑身毛病的普通人。书中充斥着大量意识流手法，被视为意识流小说的鼻祖。就连中西文化功底颇深的萧乾，1940年初夏在剑桥读罢此书后，也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天书”二字。
戴从容记得，一开始，她只是坚定地、一点一点把它读完，“这点毅力我是有的”。在读完最后一页的那晚，她合上书本，躺在宿舍床上，光线有些昏暗。突然间，眼前出现的是一幅社会全景，形形色色的人走过，“就像《清明上河图》的震撼效果”。
这改变了戴从容对文学的认识。“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文学还可以这么写，原来我们在读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带给我震撼的可以不仅是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个主题。那时我还没有完全读出来它的主题，但是那种震撼不可磨灭。它彻底改变了我评判什么是一部好文学的标准。”
戴从容后来成为国内著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她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乔伊斯和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多年，她的成就之一，是翻译了乔伊斯另一部更为艰涩的作品、萧乾认为“根本不可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从2004年后，戴从容去过三次爱尔兰，在那里寻找乔伊斯的痕迹。无论是河边的亚当和夏娃之家，凤凰公园里的惠灵顿纪念碑，还是利菲河上飞的海鸥，都像是书中的场景再现。“当我看到利菲河的时候，整个都柏林的熟悉感一下子就回来了。”
这与戴从容对《尤利西斯》的评价不谋而合。在她看来，在“天书”“禁书”等标签之外，《尤利西斯》更像是一曲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颂歌。乔伊斯颇具先锋意识的探索勇气，也影响了之后一百年的许多重要作家。比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等。
2022年2月2日，是《尤利西斯》出版百年纪念日。
1930年，詹姆斯·乔伊斯（中）在巴黎与《尤利西斯》的第一位出版商西尔维亚·比奇（右）。2022年2月2日是该书出版一百周年纪念日。（资料图/图）
“乔伊斯的战争”
南方周末：《尤利西斯》在今天都被视为一本门槛极高的小说。一百年前，它对读者来说应该也是很先锋，甚至冒犯的。在乔伊斯所处的时代，这本书的出版都遭遇了怎样的阻力?
戴从容：其实乔伊斯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四部小说，最后一部《芬尼根的守灵夜》出版时，他的名声已经奠定了，之前三部的出版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比如说他的《都柏林人》出版，很经典的故事，就是他被一个一个出版商拒绝，有的出版商都已经印刷好了，结果又焚毁了，因为里面有污言秽语，对国王、宗教不敬的话。当时爱尔兰是一个挺保守的国家，没有完成现代化。就算《尤利西斯》后来被美国、英国接受，爱尔兰还是没有对他解禁。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也是这样，一开始没有多少人关注。但是乔伊斯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很坚持，很自信。当时庞德让叶芝推荐一些爱尔兰诗人，乔伊斯那时已经写了《室内乐》这些诗歌，叶芝就把他推荐给了庞德，乔伊斯在寄诗给庞德时，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并给他了。庞德看了之后非常欣赏，推荐在刊物上连载，这样乔伊斯才引起人们关注。
《尤利西斯》也是这样，一开始也是庞德帮助乔伊斯，连载《尤利西斯》的美国刊物《小评论》是庞德联系的。但连载了不久，两个主编就因刊发“淫秽作品”的罪名被起诉，虽然她们提出抗诉，但是依然不得不停止了连载。
庞德真的帮了乔伊斯很多，他不断地向朋友们推荐乔伊斯。当时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西尔维亚·比奇女士，对乔伊斯非常推崇，决定出版《尤利西斯》，但她一开始也不是很肯定，样书出来的时候，她把书寄给了法国很著名的评论家拉尔博，他的家族是维希矿泉水的所有者，有钱，又喜欢文化，当时在欧洲文化圈非常有名，他说好的话，巴黎的文化圈基本上就能接受。
《尤利西斯》的样书寄出后，头一个星期没有任何消息，一个星期之后，拉尔博打来电话说，我要为这本书疯狂了，我读了这本书，放不下，睡不着，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杰作。这个评价，再加上莎士比亚书店自己做的商业策略，使得《尤利西斯》的销售还是挺顺利的，有的人会专门过来买书，大家都非常好奇。
南方周末：《尤利西斯》出版之后，当时在文学界内部反响如何？
戴从容：《尤利西斯》出版的当年，就有二十多篇评论文章，有的已经把乔伊斯当作大师了。比如说，当时在《英国评论》上有一篇，称乔伊斯先生拥有几乎所有同时代人和众多前辈的仰慕和尊重。不过那篇评论也承认，那个时候乔伊斯的作品，不是文学刚入门的人能够理解的，也不是他们能够阅读的。要想读懂这部作品，必须要有一定文学修养，但是读了乔伊斯之后会让你文学的理解力跨上一个台阶。当时有评论就说，《尤利西斯》的出版是自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以来，英语小说史上最大的事件。
必须承认，虽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让乔伊斯在小圈子里被大家接受了，可是对大众读者来说，是《尤利西斯》让乔伊斯突然间被普通读者所知道，因为此前乔伊斯没有多少非常有名的作品。也有人称《尤利西斯》是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走红的，因为他打的是“淫秽作品”的牌子。
有人认为它太肮脏了，太低俗了。有人认为语言很粗笨，说是充满了左拉式的语言。但是我觉得这个评价应该指的是左拉他们作为自然主义者，会直接写人动物性的一面。我上课会给学生分析，《尤利西斯》的语言极美，从具体的叙述本身来说，语言很精致、多意，但是从表现的内容来说，确实会很粗俗。
反对的意见还有（这部小说）太难理解，除了无所事事的读者喜欢，好色的人喜欢，其他人不肯读的，是对智力的侮辱。有人认为结构太混乱，当然你用传统的小说结构来看，《尤利西斯》肯定是大家无法接受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它太枯燥乏味，因为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全都是琐碎的小事。
但是赞同的人一般也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比如探索新领域的勇气，原先从来没有说过、做过的事情都被乔伊斯说了、做了。它对潜意识的表现是像白天一样明晰，之前的作品是没有做到的，似乎小说将转向一种新的形式，他对生活的看法具有穿透力。
还有人认为，乔伊斯有特殊的能力，能够使特殊的事件具有普遍意义。虽然写的好像是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的生活，但是这种自传性的经历，却具有普遍人类经验的价值。
《尤利西斯》出版的标价还是挺贵的，最便宜的是100法郎，一般是150法郎，还有一个版本750法郎，当时莎士比亚书店只印了1000册，但是很快就卖掉了，之后书价迅速上升。总的来说，可以说《尤利西斯》出现之后，无论是有文学修养的人，或者只是对文学好奇的人，全都被这部作品吸引，即便是反对的人，也不能不关注这部作品，因为它创造了全新的文学面貌，所以就算反对它也必须要知道。
所以我们“乔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Joyce’sWar,乔伊斯的战争——乔伊斯的书总会引起一场“战争”，不同的人会对他的书产生争议。
爱尔兰都柏林模仿恢复的乔伊斯的生活场景。（资料图/图）
“锻造出民族的良心”
南方周末：刚才你提到乔伊斯的自信，他本人的性格特点是怎样的？因为他的写作非常大胆，有独创性，甚至是挑动神经的，是他的性格驱使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吗？
戴从容：这个问题很好，艾尔曼的《乔伊斯传》是乔伊斯传记里的经典，他对乔伊斯有过一个不是太积极正面的评价，他认为乔伊斯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他的母亲、妻子的生活，都服务于他的需要。乔伊斯自己在家的时候，叫做SunnyJoyce，就是阳光的乔伊斯，按照书中的细节，乔伊斯在家应该还是挺开朗的，能给家人带来快乐的。
乔伊斯确实很自我，比如他向别人借了钱，很少还的，他觉得别人就是要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要完成一部伟大作品的。
乔伊斯一生有过赚钱的机会，他到罗马的银行工作，赚的钱要比他教书更多，但他受不了，觉得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很快就辞职了。在伯利兹学校教语言时，如果他真的在乎社会地位和金钱，就该老老实实走这条路，但他后来基本上是以做家教为主，因为做家教教英语的时候，主要还是谈写作，对他的创作影响不大。
其实他不是很有钱，别人的资助是很重要的，你去看那个传记，乔伊斯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孩子留下多少遗产，乔伊斯逝世之后，诺拉曾经为了生计，不得不把乔伊斯送给她的手抄《室内乐》卖掉来谋生。
乔伊斯不在乎这些外部的得失，因为他要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他认为值得的事情，而这个值得的事情，用他《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结尾的话来说，就是要锻造出民族的良心，他要创作出他认为有价值的作品。相当于乔伊斯要把自己的生命、周围人的生命全都交托出去，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
我曾经在都柏林看到过爱尔兰人模仿恢复乔伊斯当时生活的房间，那个房间里没有多少家具，床上放了一个旅行箱，旅行箱里放的全都是乔伊斯记的卡片，墙上的书架放的也是。乔伊斯为了能够把握住那些细节，记了很多很多的卡片，即便他自己的记忆力是很好的。
可以说他自私，也可以说他真的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文学，才有可能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我觉得乔伊斯的性格是无法用简单的善恶来归类的。
他活着的时候，名声并没有今天这么高，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他，爱尔兰还没有承认他，虽说有一些小圈子的认可，可是广大的民众没有把他视为大师。有人说乔伊斯那时是抑郁的，因为他生活在巴黎，当时的文化中心，海明威在那里来来去去，有很多文化名人，可乔伊斯不会主动参与到他们中。我想乔伊斯还是挺孤独、郁闷的，这是我的猜测，我从各种细节看出来。但他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坚定的信心，会不屈不挠地做，不惧一切得失地坚持下去。
南方周末：前几年有一部非虚构作品《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在国内出版。书中的一种说法是，《尤利西斯》不仅改变了之后一个世纪文学的走向，也改变了法律对文学的定义。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还有这件事引发的涟漪？
戴从容：有人认为沃尔西法官对《尤利西斯》的判决，改变了法律对文学的看法。我自己不是法律界的人，所以不知道法律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尤利西斯》而改变，说不定是我们文学界的人在夸张。
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后，其实西方被称为“淫秽作品”的书是很多的，比如劳伦斯、萨德等作家的书，其实大家都在冲击着对淫秽的定义，所以我相信，应该不只是乔伊斯带来了改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沃尔西法官承认《尤利西斯》是合法的，让大家不要再因为所谓“淫秽”而封禁它，这一点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看法，对性的看法，对人性的看法，这也是乔伊斯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
这像是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位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的，他说，文学是什么？如果平常的教育教给我们字母表中从A到M的说法，文学就让我们可以把语言使用到N、O、P……意思是什么？文学的主要作用就是打开我们的头脑，打开我们思想观念上的禁锢。
在这个层面上，《尤利西斯》的价值，不仅是改变了法律，让法律能够更包容，我觉得更大的价值是要改变我们整个社会，不仅对文学，而且对人性也能够更加包容。
南方周末：对人性也更加包容？
戴从容：对，这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我记得有一个比喻，但是我忘记出处了，说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在伞上开一个洞。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因为伞就是保护我们不被雨淋的。但这是一个比喻，传统的教育好像是给了我们一把伞，保护我们不被雨淋，但是也让我们的视野局限了。而好的作品开了一个洞，可以让你看到伞外面的星星。所以真正的文学应该都是有突破性，打开你的视野，更加包容的。
飞出迷宫的艺术家
南方周末：很多人喜欢将乔伊斯和鲁迅联系起来，在一次对谈活动上，曾有嘉宾提到，鲁迅当年如果像乔伊斯一样离开本土，说不定会有更高成就。你如何理解乔伊斯这种“距离”——离开本土，去巴黎写作《尤利西斯》，保存下都柏林日常生活的全部细节。
戴从容：那句话是陈丹燕老师说的。把乔伊斯视为爱尔兰的鲁迅，我是很赞同的，因为他们都探索国民性，要为自己的民族去锻造良心。
鲁迅写作的时代和乔伊斯写作的时代还是挺有相似之处的，爱尔兰当时是努力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在努力独立。当时两个国家都处在转折之前的黑夜，社会像是鲁迅说的“铁屋子”，乔伊斯说的“迷宫”。
所以乔伊斯自己的创作，无论《尤利西斯》还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他的落脚点都是都柏林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尤利西斯》里是一个广告经销商，《芬尼根的守灵夜》里是一个酒吧老板，但他真正关心的其实都是人性是什么，人类的命运是什么。
乔伊斯看到了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个事件、某一次得失，布卢姆在乎的不是说当天下午冲回家去，把妻子的情人打一顿，他考虑的不是这个。离开了现实的纠缠，他能更本质地思考人性和人类历史的命运。这是乔伊斯的选择。
乔伊斯的选择和鲁迅先生的选择，谁对谁错很难说，因为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至少乔伊斯有足够的时间去写《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的巨著，这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他只有离开爱尔兰才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我很赞成陈丹燕老师说的，如果鲁迅离开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时间。以鲁迅先生的文笔，对人性的洞察，写出这样两大部作品，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我觉得要是鲁迅先生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会更大。
“他要让人看到更多星星”
南方周末：你在为《尤利西斯》写作的导读中，认为它是“天书”、是“禁书”，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颂歌，诗人希尼也认为，这座文学的丰碑，用语言保存了都柏林日常生活中“全部的痕迹”。能否展开说说其中的精妙之处？
戴从容：我觉得不是有哪些精妙之处，而是处处都有精妙之处。比如他写康尼神父一路走过北滩路：
杂货店的老板威廉·盖拉格尔站在店门口跟他打招呼，同时闻到一条条腌猪肉和一桶桶黄油的气味。他经过了烟草店，店墙外靠着新闻板报，报道纽约发生的一桩惨案，在美国这类事件经常发生，不幸的人们就那样毫无准备地死去，不过真诚悔过也能获得幸免。
康尼神父走过丹尼尔·伯金的酒馆，有两个没活干的男子懒洋洋地靠在窗前，他们向他问好，他也向他问好。康尼神父路过奥尼尔殡仪馆，看见科尼·凯莱赫嘴里嚼着一束干草，正在流水簿上划着算账。一个执勤的警察向康尼神父致敬，康尼神父也向他还礼。
在尤克斯泰特猪肉铺里，康尼神父看见整整齐齐排在一起的白黑红三色猪肉香肠，仿佛弯曲的管子，逗留在查尔维尔林荫道的树下，康尼神父看见一条船泊在那里，一匹拉纤的马，低垂着头站在船边。船工戴着一顶肮脏的草帽坐在船上抽着烟，凝视着头顶的一根杨树枝。
我不知道你读这三段是什么样的感觉，看着好像很无聊，就是康尼神父一路走，经过了一个个人。但是他把爱尔兰各种人的形态、气味，像是视觉一般全都呈现在你眼前，在酒馆边没有活干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窗前抽烟，打发时间，我只要读到这一句话，我眼前就能够跳出这样的场景。
当我读到这种画面的时候，表面看是一个罗列，是文学必须要避免的流水账。但是乔伊斯这样写的时候，他的节奏掌握得非常好，比如让人们打一下招呼，因为跟神父打招呼是当时的一个习惯，神父回礼也显示了康尼神父是和蔼可亲的神态。
午后阳光照耀下平静的，又有点慵懒的都柏林生活，通过乔伊斯的描写就能够体现，所以乔伊斯的结尾就是“好一派田园风光”。读到这里，我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我们平常在感官上能感受到、但没有进入到我们大脑的感觉，乔伊斯把它给写了出来，而且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
南方周末：《尤利西斯》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文体实验，让文学逼近极限。梁文道曾说，“《尤利西斯》之后，再没有什么事情是小说做不到的了。”这应该怎么理解？
戴从容：我大概记得梁文道老师说这句话的上下文，主要是指乔伊斯表现生活的勇气，就是此前文学不敢表现的生活内容，乔伊斯都敢表现出来，比如说屙屎、放屁这样的东西，他不是只写有这件事情，而是敢写它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有勇气的。
至于说文体实验，《尤利西斯》是一个非常大的文体实验。我们一般都把《尤利西斯》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但其实用意识流小说（的概念），根本就框不住《尤利西斯》。
从第七章开始，每一章都有不同的文体，所以他的实验性只能用万花筒来形容。至于说《尤利西斯》让文学逼近了极限，在我看来乔伊斯把文学逼近极限的不是《尤利西斯》，而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做各种事情都有勇气把它推到极限，乔伊斯的四部小说《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没有任何两部风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乔伊斯从来没有停止发展自己。
他如果要赚钱的话，完全可以重复，写出一百多部作品，赚很多钱。他从来不停止文学的探索，每一部作品都比前面的作品难，更突破人们的想象力，而他的贡献，就是前面我说的，他不仅仅是在内容上要让我们对人性更加包容，对文学更加包容。同时在形式上，在语言上，他都要让人能够看到星星，看到更多的世界。
6月16日是《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如今成为爱尔兰民众每年庆祝的“布卢姆日”。图为2013年6月16日一位爱尔兰书迷装扮成布卢姆。（资料图/图）
“把各种语言、文化交织在一起”
南方周末：2012年，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经猛烈批评《尤利西斯》徒有形式，对文学毫无益处，当时你有发声。你觉得《尤利西斯》到今天还有争议吗？
戴从容：有，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读不懂，其实只要读不懂乔伊斯，争议就会永远存在。因为《尤利西斯》，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分不开的，它的很多想法就存在于形式里面。如果它的形式，它的语言，它的表现方式，大家还觉得难以接受，就相当于没有理解《尤利西斯》，如果没有理解那么争议永远会存在的。
南方周末：你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尤利西斯》精读课，跟年轻人一起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经历？
戴从容：因为我们专业一届也就是十个左右的研究生，最开始开这门课，我想就算他们全选了，大概就是十个左右的学生，可是每年我都有大约二十个学生，不仅是中文系、外文系、历史、哲学的，理科学生也过来听。他们竟然会对这样的一部作品感兴趣，我自己都有点吃惊。
有的同学做的报告非常精彩，非常深刻，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一部很难的作品，他们能够把情节讲出来就差不多了，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很迅速地捕捉住其中乔伊斯对现代都市的把握。
此外，他们做报告的时候，文献搜索能力非常强，很多学生PPT都用当时报纸上还原度很真的照片，我都非常吃惊，看到了这样的照片之后，就能很直观地回到那个时代。
南方周末：这门课开了十多年了，你觉得学生的状态有变化吗？
戴从容：我觉得更加理性了吧，我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给本科生开的时候，选课的人可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尤利西斯》在国内名声很响的，大家都冲着名著过来。但是那个时候真正往深度去读的并不多。现在相当于尤利西斯热已经过去了，大家没有这么狂热了，愿意读《尤利西斯》的其实更多不是冲着它的名声，而是确实想学到一些东西。
南方周末：你被外界视为“乔学家”，你的很多发言，都能让人感受到介绍乔伊斯的热情。从你个人来说，阅读和研究乔伊斯，有对具体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
戴从容：我觉得乔伊斯改变了我，其实原先我的人生观有点像斯蒂芬，要不断地努力，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认为人们的精神是瘫痪的，对周围的社会是有批判性的。
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乔伊斯的文章，是讲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的——当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后来乔伊斯为什么把主人公从斯蒂芬换成了布卢姆。写完这篇文章，我理解了布卢姆。我突然间明白，不要去做高下、善恶的评判，应该去理解、接受、包容。
我讲课时会向学生说，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那句关于爱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布卢姆就是这样一个博爱的人。我相信乔伊斯也经历了人生转变，他后期作品的博大包容，包括像《尤利西斯》能够把社会百态真实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你是抱着斯蒂芬那样评判的心态，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出来的社会景色是不一样的，像《清明上河图》那样一个生机勃勃、众声喧哗的社会，只有包容的心态才能有。
到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能够打破西方话语的文化优越感，把各种语言、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作品，我觉得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社会、文化的看法。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