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今天百忙之中抽空给大家带来以下这篇文章，欢迎大家一起品鉴！
每当有懂行的游客参观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大家都喜欢先去鉴赏一下王羲之的书法珍品，也就是那幅赫赫有名的草书《上虞帖》。
究其原因，是因为经过上千年的沧海桑田，王羲之能够留下来的珍贵字画已经是寥寥无几，而现存的墨迹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唐朝人临摹出来的。
这种临摹，同样意义重大，晋代和唐代相距本来就近，再加上人家有一种工匠精神，所以一时间也很难辨别真假，就算不是真迹，临摹本也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有一件国宝级的书法珍品，差点就被丢入垃圾桶之中。
一念之差差点让珍宝消失
有这样一位学界的奇男子，他的名字为万育仁。
1916年5月，他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处村落当中，不过在15岁那一年，他经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著名收藏家孙伯渊，在苏州学艺，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接触到了文物。
接下来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热衷于字画，也靠着装裱字画维持生计。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也让他练就了好眼力，对于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也能如数家珍。
从50年代开始，万育仁经过他人介绍，来到上海博物馆参加工作，凭借着他那一副好眼力，鉴定了不少名人字画。
1969年，上海的一个文物小组要从几百万件文物中挑选一批精品出来移交到上海博物馆。
品级不够的，就会低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用以换取外汇。
令人遗憾的是，一件唐代摹本的王羲之《上虞帖》被人鉴定为赝品，被列入了处理品之中。
从文物角度来看，一旦被列为处理品，那么就无法被过度重视了。
按照相关处置流程，在处理这批文物之前，还是需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进行复查，让相关专家鉴定，这也也能避免一部分文物流失。
还好，这幅《上虞帖》最终来到了万育仁先生的手上，那会他也专门从事文物鉴定和传拓业务。
可是，这幅已经被鉴定为赝品的字，却吸引了万育仁先生极大的兴趣。
经过多年的来的经验和了解，他感觉到这幅字英气逼人，看起来不像是赝品能够达到的水平。
而且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这幅字上还有一些皇家典藏章，如“御书”、“政和”、“宜和”等，这些印章都很有章法，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仿造的。
于是，这幅画就被万育仁先生给留了下来，他决定回去以后再邀请几位专家研究一番。
可当时两边的意见正好相反，所以只能挂起来再说，这一耽搁，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1975年，馆长沈之瑜被复职，万育仁也感觉到机会来了。
他立即向馆长反映了《上虞帖》的情况，呼吁再度组织起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和鉴定。
如果这里的专家实在不够权威，那么也可以拿到北京去找更高级别的专家鉴定，一定要还《上虞帖》一个真相。
沈馆长听闻情况以后，也感觉到事关重大，因此当即也同意了这件事，还下达了指示：本馆若无法鉴定，那么便送往北京。
沈之瑜
巧合的是，在这段时间，专家谢稚柳也成功复职了，他在这方面很有权威，沈馆长激动不已，便将这幅《上虞帖》送到了谢稚柳的家中，希望他能进一步鉴定。
谢稚柳本身也是这方面的名人，他从1943年便开始担任起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在建国以前，他还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
在1949年，他便被聘请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员，后来，他还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在整个行业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1962年开始，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书画鉴定组，审阅过多幅字画，把自己的才学发挥到了极致，他本人的字画就非常高超。
谢稚柳本身也是见识过无数字画，经验异常丰富，不过当他见到了这幅字的时候，眼睛还是突然一亮，觉得这绝对是一件值得被珍藏的文物。
他仔细看了字卷的书体，还研究了收藏印记和装潢形式，也初步判断为唐摹本，这和万育仁先生所下的结论相差不大。
经过深入的观察，谢稚柳直接拍案叫好，十分激动地说：
“上海竟然也能看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馆里王羲之、王献之的东西都有了，这虽然是唐摹本，也应该被当成真迹来看待。”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谢稚柳一直都和这幅《上虞帖》待在一起。
最初的时候，他发现字卷的左下方有一处模糊不清的印记，保险起见，他提出再研究几天。
经过了十天的调查，他发现这处隐隐约约的内容为“内合同印”朱文方印，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因为在字卷的左上角，还有一处同一印文的“集贤院御书印”显得十分清楚。
简单来说，有了这两处印记的佐证，直接能够确定《上虞帖》在南唐文物中的地位。
在遥远的朝代都被当成是重要文物的东西，更不要提现在了，而它的临摹时间，最起码也该推演到唐代。
大致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该进行一些其他研究了。
目鉴，是文物鉴定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谢稚柳又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比照《淳化阁帖》的摹本，看看这幅《上虞帖》和《淳化阁帖》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最终也论证了《上虞帖》是唐代的钩摹本。
在南唐和北宋期间，这幅帖子都入藏到内府之中，而且它还是《淳化阁帖》据以临摹的祖本。
这一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谢稚柳先生将这一发现写入《晋王羲之上虞帖唐临摹本说明》的论文之中，发表在1977年第三期《文物》之中，将这幅《上虞帖》的存在公布于世。
这也引起了国内外文博界的巨大震动，它背后的价值，简直不可估量。
谢稚柳先生生前曾说过：
“《上虞帖》经过了千百年来的沧桑，今天终于重耀于世，羲之墨迹既久绝于世，唯有唐摹，犹足为文物之经营，使得千百年后，犹得令人想见王羲之五十之年的翰墨风流。”
他还曾专门感谢过万育仁先生，正是因为他慧眼识珠，最终使得这份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如果当时真的被当成“垃圾”处理掉了，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换言之，万育仁先生可以说是在垃圾堆里面捡到了这张“肚子疼的病假条”，多年珍藏之后终于让它的价值得以被肯定，最终成为镇馆之宝。
《上虞帖》终成镇馆之宝
经过谢稚柳先生的仔细研究，他写下了一篇《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不仅还原了这幅《上虞帖》的发现过程，还还原了《上虞帖》中的很多内容。
《上虞帖》是唐摹本，后来被北宋内府收藏，至今依然保持着原包装。
它是硬黄本，长约23厘米，而宽为26厘米，内容为七行草书。
所讲的内容是王羲之因为疾病原因没有见朋友一面，算是一封“请假条”，信中也提到了其他亲戚朋友的近况，作品的风貌属于王羲之晚年的书风。
里面写的大致意思为：我本来想要去见你，结果因为肚子实在太痛，所以也去不了了，因此非常遗憾。
由于年代久远，《上虞帖》的原本应该是很难再找回来了，不过这幅摹本，几乎完全还原了王羲之的感觉，因此也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这个“请假条”中，大都是用回答的方式来写的，其中还提到了三个人，其中“修龄”是晋王导的从弟王皮之子王胡之的字，与王羲之为从兄弟。
“重熙”是郡鉴之子郑晏的字，是王羲之的妻弟，而另一个“不知安所在”的安，当是谢安。
书画作品都有着它本身的体貌、个性和时代风格，而这些古摹本，也能够表达出原作的精神面貌，从摹本的整体面貌中，也能感受到年代久远。
《上虞帖》从行笔来看，它的久经风霜的面貌已经彻底被展现出来，它的年代虽然非常久远，可是仍然有宋徽宗的金题及朱印，这也证明了《上虞帖》在流传过程中的重要性。
南唐的朱墨印记，也能够证明它的流传上限，说明它有着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
谢稚柳先生认为，如果抹杀了《上虞帖》一切流传的证据，而必须要服从于《淳化阁帖》，因此断定为伪造，那么就有点难以解释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刻帖最起码需要经过四道手续，而摹本也仅仅需要一道摹，这样一来，摹本对于真迹比刻帖要更加逼真。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上虞帖》的真迹还是没有出现，谢稚柳先生也遗憾的认为，这幅帖子可能早就已经绝迹了。
不然，南唐和晋代相隔并不算特别久远，一副临摹本，也很难受到这样的重视。
而且，宋徽宗竟然能如此重视这幅临摹本，从他的角度来看，该重视的也应该是真迹，那么他能够如此重视这幅临摹帖，自然是有深层次的用意。
宋徽宗
正是因为万育仁先生对于这幅字有着说不出来的情感，才没有将它随意地丢弃，才给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物。
若他不能慧眼识珠，这幅临摹本，恐怕也早已被人抛之脑后。
如今，这幅《上虞帖》依旧被保存到上海博物馆之中，也成为了镇馆之宝之一，这一切也要格外感谢万育仁先生的“火眼金睛”。
而通过《上虞帖》摹本，也能够帮助专家们继续研究王羲之的行云流水。
参考
[1]孙维昌. 抢救国宝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始末[J]. 收藏家,2016(03):25-26.
[2]谢稚柳. 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J]. 文物,1977(03):61-64.
[3]思维. 东晋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发现记[J]. 文物天地,2000(04):35-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