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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

作者:无拘无束的阿Q

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论处。那么,事情也许会省去许多麻烦。然而,万历既无先辈之权威,更无祖宗之气魄,即使偶而发怨对臣僚予以制裁,也无济于事。

在“国本之争”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万历再次显示出性格上的弱点,从而采取“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其理由是皇后还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那时再立太子也不为晚。但事实上万历自从和郑贵妃相爱,就与皇后不再有男女之欢,这个儿子从何而来?显然皇帝在用这并不高明的办法搪塞群臣。

万历一方面绞尽脑汁应付群臣的不断反驳和追询,一方面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的虐待。万历自己五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十四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

转眼常洛已到十九岁,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大臣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那位王皇后常常生病,显然万历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郑贵妃继之;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了。讲官黄辉猜到了这一秘密后,立即秉报给事中王德完,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测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若万历和郑贵妃遂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完后,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誊写后送给皇帝。结果是王德完被廷杖一百后除名。尚书李戴等连疏力救,忤旨被责。

万历在打了王德完后对群臣愤然说:“诸臣为皇长子耶?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续扰;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一岁。”这些自相矛盾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使群臣大为惊讶。他们觉得万历似乎真的在期待什么。

就在万历和大臣们在立皇储问题上争吵不休、僵持不下之际,一个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消失了的“幽灵”,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就是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

处于风烛残年的慈圣,虽在深宫中颐养天年,不问朝政,但对立储一事她却时时关注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她再度站到王恭妃和群臣一边,觉得已经到了她应亲自出面干涉的时候了。当万历来到她的深宫请安时,这位老太后面色严肃地问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

可能是慈圣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是万历事先没有准备而过于慌张,竟脱口说了一句关键性的错话:“彼都人子也。”

明时宫内称宫女为“都人”,万历居然忘记了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尔亦都人子”时,万历才幡然醒悟,惊恐得“伏地不敢起”了。

万历的失误,加剧了慈圣太后的决心。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得在1601年10月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以为日后凭据。既然现在时机已到,她就不能不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二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十五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而且使得万历皇帝身心憔悴、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围绕着“国本之争”这件大事,朝廷的臣僚渐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以首辅申时行、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为首的一派态度暖昧且“依违其间”;而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一派以“东林书院”为据点,主张坚决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成规,拥立常洛为太子,从而形成明末名震一时的“东林党”。

因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他在继申时行之后出任首辅期间,纠集浙江籍京官与东林党作对,因而被称为“浙党”。此外还有“齐党”、“楚党”等多种派别,他们共同联合起来反对东林党。

而各党在相互争斗中,又都利用京察的机会排除异己。但是,无论哪方获胜,都对解决明末社会腐败的积弊无丝毫益处。而这些势同水火的党派之争,只能使帝国大厦倾倒得更加迅速。

如果万历像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为“大礼仪”之争廷杖反对他的一百多人,或者像他的伯祖父正德,把一百多名谏阻他南巡的官员都以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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