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进步，从长津湖之水门桥看五代G知的进化与没落。
众所周知，长津湖之水门桥在春节档上映，票房还不错，远超同时期的好莱坞大片。于是，电影的评论区出现了许多阴阳怪气的点评。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评论基本都与电影本身拍摄水平无关，而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拍这种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应该作为公益，怎么好意思赚钱？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搬出来斯皮尔伯格老爷子，言之凿凿称他当年拍摄《辛德勒名单》时自己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种题材的电影在商业上赚钱，因为这种钱带着鲜血的味道，所以这种电影票房所赚取的利润应该投入社区，回报民众。据说，《在辛德勒名单》上映后，斯皮尔伯格成立了大屠S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把“全部票房”都投入进基金会了。因此，与斯皮尔伯格相比，长津湖的高票房就显得格外惹眼，应该都拿出来做公益。
评论区的这种说法点赞很高，乍一看，貌似很有道理，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可仔细一想，这个说法却站不住脚。斯皮尔伯格是导演，导演执导一部电影除了自己的酬劳外，顶多也就是参与一些电影票房分成，导演把电影票房全捐了，那投入拍摄成本的制片方环球影业赚什么钱？导演充其量只能决定是否捐出属于自己的部分收入。况且，米国是高税收，富人们为了避税，经常打着做慈善的名义成立个基金，实际规避了高额税收，可笑有人还动不动就拿慈善来混淆视听。
与第一代G知相比，第五代G知除了编瞎话，已经快无路可走了，境况堪忧。
有网友归类后发现，第一代G知主要是以编中小学生故事为主，例如青岛下水道的故事，黄河铁桥故事，变得法子给别人脸上贴金；
第二代G知是典型双标派，鼓吹国外要饭的都比国内上班的幸福，随着出国游历学习、工作生活的国人越来越多，很快被拆穿，没了市场，于是公知进化至第三代；
第三代G知很聪明，除了宣扬崩溃论以外，经常用全世界最好的某个方面与中国最差的进行对比，还弄来一堆所谓的证据，搞得一些不明所以的小伙伴无所适从，一时还不知如何反驳，例如，光刻机不如荷兰的阿斯麦，某某材料不如日本，工匠精神不如日本，严谨程度不如德国，高精尖科技不如漂亮国，房子没有枫叶国和土澳的大，生活环境不如人家的漂亮，污染严重，有雾霾。可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不过短短一二十年，中国居然一溜烟跑到前面去了，不仅经济建设上来了，环境也慢慢变好了，青山绿水的，城市建设到了一定程度，交通十分便捷，高铁里程和速度也一骑绝尘，让人望其项背。这下可好，原来的方法又不灵光了。
第四代G知，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只能“鸡蛋里挑骨头”，因此被誉为“鸡蛋里挑骨头派”。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赶英超美，他们就变着法说你压榨劳动力，是996堆出来的；中国城市化建设高端、大气、上档次，既现代化又很干净，他们就说没有历史厚重感，要像欧洲老城那样保护古建筑，而且房价太高，民不聊生；中国搞共同富裕，也不提倡加班加点了，房住不炒了，他们找不到说辞，只能再次“进化”，搞第五代。
第五代G知，狭小的生存空间变成了羊肠小道，他们思来想去，只能从文化底层入手，搞些PUA，再想办法从民族和身份认同感上搞些缝隙，借此来打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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