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之语，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开篇即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是，关于“自古而然”，曹丕只是从东汉开始举例。
他说，傅毅和班固两人的文才相当，如同伯仲。可是班固轻视傅毅。班固给弟弟班超写信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曹丕话头一转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接着，曹丕掰开揉碎，讲了一大番道理。
从曹丕此文中，可以确定三件事——第一，曹丕所讲“文人相轻”，针对的，是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批评”这样的特指现象。第二，他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确定了他讲的“文人相轻”的特定含义，即“文艺批评”中的以己之长，“轻”他人之“不长”。第三，曹文的重点，是讲不论何种文体，评判的最关键标准应该是什么。
曹丕
均知曹丕的弟弟曹植有七步之才，其实，曹丕才华也很了得。《典论》一书已亡佚，只是这篇《论文》，因被南朝梁武帝萧衍之长子萧统收入《文选》，才得以保存了下来。
这篇《典论·论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文”，所站之高，所论之精，叹为观止。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著名学者、记者、作家曹聚仁先生曾专门考证研究曹丕此文。他得出结论，曹丕所说文人之相轻，“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范围”，其他的一切“攻击”，“都不在内”。
清中期学者、书法家钱泳的《履园丛话·书学·总论》云：“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钱泳
钱泳讲的这件事，是从刘墉的书法而起。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皇帝则推崇赵孟頫，于是，董赵书体一时风行天下。刘墉不循常道，自成一家。钱泳说，太守王文治笑两公（刘墉和梁同书）的书法，这两公反过来也笑太守王文治的书法。他讲，说这三个人，可以与 “号松雪道人”的赵孟頫和 “号思翁”的董其昌争席次，他不相信。
钱泳引了曹丕的原话；而且，他仍是在曹丕所讲的“文艺批评”的原义上使用的；进一步说，他讲的，绝无嘲讽讥笑之意。他在文中，评价了刘墉的书法，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属于正常艺术探讨无疑。
可见，直到那时，“文人相轻”，仍然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被使用的。
何时“文人相轻”的含义范围被扩大，或叫被转义了呢？
应该是在民国。
请看一看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里面，收录了鲁迅连写的七篇关于“文人相轻”的文章。
第一篇的题目叫《文人相轻》。鲁迅说：“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去年是闹了一回‘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文人相轻’。”此文，写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林语堂
此事，由林语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论语》上发表的《做文与做人》一文而起。林语堂的大致观点是，文人好相轻，这与女人的评头品足相同。女人不敢骂武人，所以相互骂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以讨好嫖客一样道理。问题在于，他把当时不同文学阵营之间的原则争论，以及同一文学阵营中的“艺术批评”，一概归结为了“妓女骂妓女以讨好嫖客”，这就很不恰当了。
所以，鲁迅很快写了第二篇《再论“文人相轻”》。鲁迅在文中说：“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后面的五篇，是因为有叫魏金枝的和其他人写文，表面上是“和稀泥”，实质上也是反对文艺批评，鲁迅又陆续写的。
鲁迅的观点是，真正的知识者，应该是既能保持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对于社会问题敢于论争争辩，又要同时尊重其他知识者的人格和个性。就是说，知识分子既要对于问题敢于相争，勇于相争。又能保持知识者之间的相亲、相重而不相轻。无论如何，文艺批评不能没有。
不知道是否从这次延续不短时间的“论争”开始，“文人相轻”一词走入了民间，并且被“污名化”了，好像自古以来，文人之间就始终有“相轻”的陋习。
确实，某些很有影响力的词典中也这样解释，说“文人相轻是旧时文人间的陋习”。这样来理解“文人相轻”，未免有失偏颇。
李斯
文人间的争论，至少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争论，大大推进了思想进步，学术繁荣。有没有文人个人间的不睦或者恩怨呢？肯定有。比如，李斯对韩非的嫉妒。韩非死后，秦始皇亦很后悔。
但是，在古代文人中，切磋互学、友谊深厚的无疑更多。看看唐诗就能知道，不论是李白的送汪伦，还是杜甫的梦李白，还有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友情即互赠诗等等事例不计其数。
有一个成语，叫“逢人说项”，是说唐朝杨敬之敬重项斯，写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传为佳话。所以，最好还是回归到曹丕所讲的“文人相轻”的原意上来理解这句话。
而且，应该扭转认为旧时文人普遍存有相互轻视的陋习这种偏颇的认识。应该说，即使在古代，非“文艺批评”之外的另一种“文人相轻”，也绝非是普遍现象。这样，也就不必挖掘这另一种“文人相轻”的根源了。
同样，外国文人，大多数也是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的，也始终存在和中国的“文艺批评”一样的“文人相轻”。当然，也有卢梭那样，对帮过其大忙的伏尔泰、休谟“翻脸不认人”的特例。
千万别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也别认为外国的文人一定比中国文人高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