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之語，出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開篇即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是，關于“自古而然”，曹丕隻是從東漢開始舉例。
他說，傅毅和班固兩人的文才相當，如同伯仲。可是班固輕視傅毅。班固給弟弟班超寫信說：“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曹丕話頭一轉說，“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裡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琏、東平劉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骥騄于千裡，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接着，曹丕掰開揉碎，講了一大番道理。
從曹丕此文中，可以确定三件事——第一，曹丕所講“文人相輕”，針對的，是類似于現在所說的“文藝批評”這樣的特指現象。第二，他說，“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确定了他講的“文人相輕”的特定含義，即“文藝批評”中的以己之長，“輕”他人之“不長”。第三，曹文的重點，是講不論何種文體，評判的最關鍵标準應該是什麼。
曹丕
均知曹丕的弟弟曹植有七步之才，其實，曹丕才華也很了得。《典論》一書已亡佚，隻是這篇《論文》，因被南朝梁武帝蕭衍之長子蕭統收入《文選》，才得以儲存了下來。
這篇《典論·論文》被認為是中國第一篇關于“文藝批評”的“論文”，所站之高，所論之精，歎為觀止。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著名學者、記者、作家曹聚仁先生曾專門考證研究曹丕此文。他得出結論，曹丕所說文人之相輕，“凡所指摘，僅限于制作範圍”，其他的一切“攻擊”，“都不在内”。
清中期學者、書法家錢泳的《履園叢話·書學·總論》雲：“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争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錢泳
錢泳講的這件事，是從劉墉的書法而起。康熙皇帝喜愛董其昌的書法，乾隆皇帝則推崇趙孟頫，于是，董趙書體一時風行天下。劉墉不循常道，自成一家。錢泳說，太守王文治笑兩公（劉墉和梁同書）的書法，這兩公反過來也笑太守王文治的書法。他講，說這三個人，可以與 “号松雪道人”的趙孟頫和 “号思翁”的董其昌争席次，他不相信。
錢泳引了曹丕的原話；而且，他仍是在曹丕所講的“文藝批評”的原義上使用的；進一步說，他講的，絕無嘲諷譏笑之意。他在文中，評價了劉墉的書法，盡管隻是一家之言，但屬于正常藝術探讨無疑。
可見，直到那時，“文人相輕”，仍然是在“文藝批評”的範圍内被了解和被使用的。
何時“文人相輕”的含義範圍被擴大，或叫被轉義了呢？
應該是在民國。
請看一看魯迅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裡面，收錄了魯迅連寫的七篇關于“文人相輕”的文章。
第一篇的題目叫《文人相輕》。魯迅說：“在所謂文壇上，前年嚷過一回‘文人無行’，去年是鬧了一回‘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文人相輕’。”此文，寫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林語堂
此事，由林語堂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論語》上發表的《做文與做人》一文而起。林語堂的大緻觀點是，文人好相輕，這與女人的評頭品足相同。女人不敢罵武人，是以互相罵出氣，這與向來妓女罵妓女以讨好嫖客一樣道理。問題在于，他把當時不同文學陣營之間的原則争論，以及同一文學陣營中的“藝術批評”，一概歸結為了“妓女罵妓女以讨好嫖客”，這就很不恰當了。
是以，魯迅很快寫了第二篇《再論“文人相輕”》。魯迅在文中說：“今年的所謂‘文人相輕’，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護着文壇的昏暗，也在給有一些人‘挂着羊頭賣狗肉’的。”
後面的五篇，是因為有叫魏金枝的和其他人寫文，表面上是“和稀泥”，實質上也是反對文藝批評，魯迅又陸續寫的。
魯迅的觀點是，真正的知識者，應該是既能保持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嚴，對于社會問題敢于論争争辯，又要同時尊重其他知識者的人格和個性。就是說，知識分子既要對于問題敢于相争，勇于相争。又能保持知識者之間的相親、相重而不相輕。無論如何，文藝批評不能沒有。
不知道是否從這次延續不短時間的“論争”開始，“文人相輕”一詞走入了民間，并且被“污名化”了，好像自古以來，文人之間就始終有“相輕”的陋習。
确實，某些很有影響力的詞典中也這樣解釋，說“文人相輕是舊時文人間的陋習”。這樣來了解“文人相輕”，未免有失偏頗。
李斯
文人間的争論，至少從春秋戰國的百家争鳴就開始了。正是這種争論，大大推進了思想進步，學術繁榮。有沒有文人個人間的不睦或者恩怨呢？肯定有。比如，李斯對韓非的嫉妒。韓非死後，秦始皇亦很後悔。
但是，在古代文人中，切磋互學、友誼深厚的無疑更多。看看唐詩就能知道，不論是李白的送汪倫，還是杜甫的夢李白，還有劉禹錫和白居易的友情即互贈詩等等事例不計其數。
有一個成語，叫“逢人說項”，是說唐朝楊敬之敬重項斯，寫詩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傳為佳話。是以，最好還是回歸到曹丕所講的“文人相輕”的原意上來了解這句話。
而且，應該扭轉認為舊時文人普遍存有互相輕視的陋習這種偏頗的認識。應該說，即使在古代，非“文藝批評”之外的另一種“文人相輕”，也絕非是普遍現象。這樣，也就不必挖掘這另一種“文人相輕”的根源了。
同樣，外國文人，大多數也是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也始終存在和中國的“文藝批評”一樣的“文人相輕”。當然，也有盧梭那樣，對幫過其大忙的伏爾泰、休谟“翻臉不認人”的特例。
千萬别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也别認為外國的文人一定比中國文人高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