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访谈录》收录了20年漫长岁月中的18篇访谈文章。在这些访谈中，石黑一雄将自己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认知演变阐释得一清二楚。在离乡三十年后的1989年，石黑一雄回到日本，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过一场十分精彩的对谈，涉及阅读写作、东西方文化等话题，两人你问我答，交流真诚而热烈。对谈文章也收入了访谈录中，本文为书中节选，以飨读者。
《石黑一雄访谈录》，[美]布莱恩·谢弗 辛西娅·黄 编，胡玥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石黑一雄、大江健三郎
大江：你这么问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你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你很好地掌控了与作品所展现的年代和人物间的距离。这些作品全都有着鲜明的风格，虽然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它们彼此关联。所以很感谢你对于我作品中笔调和距离的评价。
我认为你刚刚提及的幽默问题非常重要。这是我区别于三岛由纪夫的地方之一。
三岛由纪夫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学传统中，而且还是传统的中心——东京或者京都之类的城市传统。
我来自更偏远的传统，是四国岛那样的偏远角落。那是个极其古怪的地方，有着悠久的虐待传统，属于传统文化鞭长莫及之地。
我认为我的幽默就是居住在那样一个地方的人才会有的幽默。
三岛由纪夫对于他的幽默信心满满，那么准确来说，他的幽默是中心的幽默，而我的幽默是边缘的幽默。
三岛由纪夫
石黑：你对三岛由纪夫的感受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英国，经常有人问到我三岛由纪夫——应该说是一直，记者们都会问。因为我的日本背景，他们指望我是三岛由纪夫专家。三岛由纪夫在英国家喻户晓，或者说在整个西方都是如此，主要因为他的死亡方式。
但是我也怀疑，这是否因为三岛由纪夫在西方的形象证实了西方人对于日本民族的某些成见。这就是我说他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的部分原因。他符合某些特征。当然，其中反复提到的就是切腹自杀。他在政治上非常极端。
问题在于三岛由纪夫在西方的整体形象并不能让西方人对于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反而让人们固守偏见，不肯改掉对日本人非常肤浅的刻板印象。许多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把三岛由纪夫视作典型的日本人。
当然，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因为我本人对三岛由纪夫也知之甚少，对现代日本知之甚少。但这就是我得到的印象——在西方，他被用来印证一些相当负面的成见。
我想知道你对三岛由纪夫和他的死亡方式的看法。这对日本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你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作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大江：你刚刚关于三岛由纪夫在欧洲接受情况的评论非常准确。三岛由纪夫整个一生，当然包括切腹自尽的死亡方式，就是一种意在展现日本人典型形象的表演，并且这一形象不是日本人自发的心态，而是欧洲视角对日本人的肤浅勾勒，是一个幻想。
三岛由纪夫真实地上演了这一形象。他严格按照这一形象创造了自我。那是他生活的方式，也是他死去的方式。
爱德华·萨义德教授用“东方主义”来指称欧洲人对东方人的看法。他坚持认为，东方主义就是欧洲人的观点，与真实生活在东方的人毫无关系。但是三岛由纪夫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说你眼中的日本人就是我。
我想，他是希望通过完全按照这一形象生和死来展现出一些东西。他就是那样的人，那也是他在欧洲和整个世界享有文学声誉的原因。
但是三岛由纪夫事实上呈现的是虚假的形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多数欧洲人对于日本人的看法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三岛由纪夫，另一个极端是像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那样的人。在我看来，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
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上哪才能找到日本民族更准确的形象呢？
《浮世画家》，石黑一雄 著，马爱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回到你的作品《浮世画家》里，书的结尾场景中有许多年轻的日本职员，画家小野满怀欣慰地注视着他们。我认为真正生活在日本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是一群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繁荣的人。当然，三岛由纪夫没有讨论过他们。而像我这样的作家，由于对日本持有负面的观点，也没有捕捉到他们。所以我认为你的小说在改善欧洲对日本人的看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就像是一种针对三岛由纪夫形象的解毒剂。
我想问一个问题。无论是读你的作品还是和你聊天，人们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个在日本出生的人。就我最喜爱的作家康拉德而言——在我看来，他是个完美的小说家——人们会强烈感觉到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作家，也是个真正的欧洲人。
在你赢得布克奖的那天，日本媒体报道了你对萨尔曼·鲁西迪的评论。(注：在布克奖的获奖演说中，石黑一雄提道：“今晚最好不要忘记萨尔曼·鲁西迪，忘记他发现自己身处的令人惊恐的境地和苦难。”)
萨尔曼·鲁西迪及其作品《午夜之子》初版封面
很多人都被那些评论打动，其中就包括我自己。我们觉得他是真正的欧洲作家，有着真正的欧洲性格，这就是真正的欧洲智慧。
日本人自己希望被看作是爱好和平的、温顺的，就像日本艺术，比如风景画之类。他们不希望被看作经济帝国主义者或者军事入侵者。他们希望别人想到日本的时候会联想到花卉画，一种非常恬静美丽的东西。
当你的书第一次在日本出现时，它们就是那样被介绍的。你被形容成一位安静而平和的作家，因此是一位非常日本化的作家。
但是从一开始，我就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这是一位坚忍且有智慧的作家。你的风格始终都是双重结构，有着两个或者更多的彼此交融的内容。事实上，你的作品一次次地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同时觉得这种力量并不十分日本化，相反，这个人应当来自英国。
石黑：好吧，我没有试图要做一名安静的作家。这实际上是技巧问题，而不是别的。
我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没有很多人被杀之类的事情发生。但是对我来说，它们并非安静的作品，因为它们探讨的是最让我困扰的内容，最让我担心的问题。它们对我来说绝非恬静。
至于身为欧洲作家的问题，我想一部分原因是我对日本不甚了解。所以我被迫以更为国际化的方式写作。
如果1960年我离开日本后经常回去，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加了解日本，我想也许会深感自己肩负更大的责任，要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现日本人民，换句话说就是成为日本在英国的某种代言人。
但事实是，我没有回日本。这是三十年里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现代日本所知甚少，但是我仍然在创作以日本为背景的作品，或者是可能以日本为背景的作品。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我缺少对日本的权威性和认识才迫使我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想象，同时把自己视作一个无家可归的作家。我没有明显的社会角色要去扮演，因为我既不是非常英国的英国人，也不是非常日本的日本人。
因而我没有明确的角色，也没有社会或者国家要去代言或为之书写。没有任何人的历史是我的历史。我认为，这必然推动我尝试国际化的写作方式。
我起初就是利用历史。我会在历史书籍中搜寻，就像电影导演为自己已经写好的剧本寻找外景地一样。我会在历史长河中找寻最契合我的写作目的或者我想书写的历史瞬间。我明白自己对历史本身并无太多兴趣，我利用英国历史或者日本历史只是为了讲清楚自己关注的东西。
我想，这使得我成了不真正属于任何一方的作家。无论是日本历史还是英国历史，我都没有强烈的情感关联，因此我可以利用它服务于我的个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