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到清道光年间，正值春季，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翻弄土地，搬开田中的一块大石头后，顿时惊呆了，他看到了一个圆滚滚的家伙，好像是个青铜物件。董春生用手拂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个鼎，上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字。
他把大鼎扛回家后，闻讯赶来的乡亲们都来“鉴定”。而到了第二天，一个自称姓牛的古董商人出现在董春生的家里，他很在行地端详着大鼎，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便当即给董春生开出白银300两银子的价格来买他的鼎。
要知道当时清朝的一个七品知县年收入就是45两银子再外加45斛米，300两银子当然是一笔不菲的巨款了。
董春生大喜，当场成交。而古董商更加喜悦，他得到了鼎后，经过鉴定，发现这鼎竟然是举世无双的毛公鼎，能不喜出望外吗。
后来古董商把毛公鼎高价卖给了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
清代《大清律例》规定私人不得收藏地下出土的珍贵文物，且社会黑暗风气败坏，故有“怀璧之惧”。为防止不测陈介棋极尽可能地减少外界对毛公鼎的影响。即使对亲朋好友，他也矢口否认自己收藏了宝鼎。陈介褀对于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目前，国内仅存两件毛公鼎铭文拓片，每件价格都在百万元以上。
毛公鼎释文于刚一面世，立刻引起轰动，许多学者著文论述，凡研究金文的专著中都少不了毛公鼎。不过，基本以考释铭文为主，其他问题则很少涉及。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四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
由于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他不但收藏了毛公鼎，而且还把毛公鼎秘藏在县万印楼，并进行了很多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考释。为确保毛公鼎万无一失，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被打扰，陈介祺还发明了一种天梯，使平时楼上楼下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但只要情况需要，一按机关，便可自由往来楼上楼下。
正是在万印楼这神秘的空间里陈氏完成了奠定他金石学大家地位的系列著作：《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陶》《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等。其中后者以分类编纂，首开科学研究古印先河，而被学林誉为“古印谱之冠”。在陈介祺影响下，流风所及，潍县名印谱层出不穷，在民国以前，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万印楼印学文化。
陈介棋于光绪十年（1884年）病逝，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他一直牢记父亲的生前教海，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棋生前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他的儿子都很听话，但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陈孝笙是个败家子，他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价值连城，便想把鼎卖了挣大钱。
是于宝鼎被军官瑞方“骗”走，随后宝鼎成了各大军阀争相夺取的对象。几经风雨，几经倒手，后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陈咏仁重金购得。陈咏仁因曾经当过日本鬼子的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咏仁为了避免国法制裁，四处打点贿赂国民党官员，同时还把毛公鼎交给了上海伪物资管理委员会。
后来，蒋介石六十寿辰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展期为一个月，毛公鼎列于其中。
再后来，毛公鼎与一批国宝重器被运往台湾基隆。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毛公鼎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如今，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