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擦鞋匠，以擦鞋为掩护，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鞋童军”，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一个成年人，带着一批小孩，书写了怎么样的抗战篇章呢？
江民声，山东人，早年在日本人开的矿场中做工，目的日本所做作为之后，暗中加入了秘密抗日团体“国民救国会”，还加入了“哈尔滨民国救国自卫军”，后来由叛徒的出卖，被迫逃亡上海。
来到上海之后，举目无亲，于是找到“救协”借了15块钱，来到杂货铺购置了一些鞋油，擦鞋的工具，外加一把藤椅，就在闹市区开业了。江民声也没有闲着，一边帮助主顾擦鞋，一边宣传抗战道理。没有想到竟然一炮而红，一个竟然也有30多块钱的收入。
听说一些病童子，无钱医治，就将所有的钱捐献出去，只留下5元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江民声的义举，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很多记者慕名前来采访。“救协”负责人在发表演讲时说：江先生是难民中的佼佼者，自立谋生，还仗义疏财。
然而应邀参加采访的东北军将领朱庆澜，插话说道：江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是东北义勇军的英雄！
记者立即打起精神，询问道：江先生，在军中担任什么职务，有军衔吗？
朱庆澜回答：江先生担任过参议，军衔至少是少将。
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江民声是少将军衔，这让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朱庆澜解释到：你在宪兵队逃走不久，东北就成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军第四路军，大家并未忘记你，花名册上第四名就是你，为参议。
有了这样的头衔，江民声态度更加的积极，主动协助“救协”工作，在华东、华南募集捐款，接济流亡的东北难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江民声来到武汉，建立了几个难民收容所，专门挑一些半大不小的孩童，组成了一个“擦皮鞋”大队，每一个摊点上，都插着一些小彩旗，上面写着“自救救国”“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十分的醒目。
武汉的民众，本来就同情这群孩子，听说他们现在为前线募捐，都愿意慷慨解囊，不管鞋子脏与不脏，都会照顾他们的生意。孩童们也凭着自己的劳动，赚一口饭吃，工作起来也十分的卖力。
少将擦皮鞋，不断登上武汉各种报纸，导致很多难童慕名而来，很快队伍就扩充到100多人，小旗帜也越来越多，口号也越来越响亮。
1938年，中国空军两架重型轰炸机，飞到日本本土，洒下10万份传单，并安全返航，振奋人心。江民声立即组织一个“擦皮鞋劳军周”，军人免费，军人家属五折。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更多的难童加入其中，成员最多之时，高达2000余人。
1938年，武汉吃紧，很多人都纷纷迁移到四川，但是“鞋童军”寸步不移。但是，随着日军的轰炸，“鞋童军”也只能转移，抵达万县，盘缠就已经用完，万般无奈之下，江民声只能找到“万州日报”寻求帮助。
尽管，报纸对“擦皮鞋大队”进行了宣传，也有了一定的生意，但是根本比不上武汉，还是解决不了困难。这个时候，江民声灵机一动，将大军分为几个小分队，分别在忠县，云阳等地活动，除了擦皮鞋，卖报纸之外，还演出一些抗日宣传剧。
但是，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万县党部的疑心，这些口号可是非常“左倾”的，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万县局长以“账目不清”“扰乱治安”为由，下令取消“擦皮鞋大队”，并对江民声实行监视。
1939年，江民声离开万县，经过打听之后，才知道国民党对一些社会团体把控得很严，动不动就扣上一定帽子，将其解散。在上海可以公开活动的“救协”，来到重庆之后，已经名存实亡。
最后，江民声，只能用辞职，来保全这群难童。
尽管如此，“擦皮鞋大队”还是保存了下来，依旧是插着小擦起，书写抗战标语，很快有关部门竟然收到了难童们的零星捐款。闻名武汉的“鞋童军”在重庆，又打开了名气。
一家报纸上曾这样书写：一些大腹便便发国难财的阔佬们，对捐献义卖一毛不拔，而这些成天与“鞋子”打交道的难童，却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慷慨捐助前线，他们才是最高贵人。
江民声的遭遇，就不是很好了！
重庆卫戍司令部，给他罗织了两个罪名：操纵幼童滋事，与共党遥相呼应。
江民声不得不在重庆开明书店，隐居起来。但是，他没有闲着，还经常为学生进行抗日宣传。中统得知江民声的下落之后，碍于他的名气，没有直接下手，派人将其监视起来。
一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江民声，再也不需要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