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冬月，慈圣光献皇后大限将至，宋神宗赵顼跪在祖母床前，不住地落泪：“孙儿欲效法古人，大赦天下为您老人家镶寿祈福。”
可曹太后拉着赵顼的手道：“不可赦免作恶多端的人，只需放过一人即可。”
曹太皇后临死也要坚持赦免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因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政见，而被人诬陷入狱的一代文豪苏轼（字子瞻）。
105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一下就被他的策论给震惊到了。
在文坛大佬欧阳修的称赞下，苏轼声名雀起，年轻才俊一时风光无两。
有才华的人总是有着独特个性，即便官样文章，也会加上点个人色彩，针砭时政，睥睨那些宵小之辈。其实说来不过是抒发下个人情怀，完全不用对诗中词句上纲上线。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的弟弟苏辙道出了乌台诗案的最大诱因：“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1079年三月，43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府，按惯例向宋神宗上疏谢恩（《湖州谢上表》），其中有表达感谢皇上对自己知人善任的句子“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监博士李宜，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断章取义，说成是诽谤朝廷，污蔑皇帝。
但宋神宗出于对读书人的尊重，有心对苏轼网开一面，对支持新法的人进行了劝说：“苏子瞻只是一个诗人，即便对新法有所不满，你们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往朕身上扯。”
虽然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失败，但朝堂上新旧政治势力的博弈仍然激烈，根本由不得皇帝一人做主。御史台又从苏轼历年的诗集中摘抄了许多发牢骚的诗句，铁定了心要把苏轼搞倒、搞臭，借此打击旧派保守势力。这也是神宗朝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监狱里一百多天，被一帮人日夜审讯“辱诟通宵”，光交待材料写了几万字，打着支持新法幌子的一些新进小人必欲除苏轼而后快。
尽管此时的王安石经两次罢相，已经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但他和章惇仍然搬出太祖誓约为苏轼求情：圣朝不杀读书人。
病危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再一次交待宋神宗务必放过苏轼，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曹太后极力保护苏轼，是因为宋仁宗当年殿试录取苏轼兄弟时，曾高兴地说他为子孙后代找到了两位宰相。而多年后，曹太后听说苏轼因作诗这样的小事情被关进监狱，以她多年的政治经验猜测，苏轼应是受了敌对派的诬陷，而被滥加罪名。
1080年二月，苏轼在多方势力的保举下，结束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灾，被贬谪黄州（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现代的县武装部副部长，就地看押，不得离境。
苏轼是很感性的，性格也是豁达的，闲来无事，只好撰诗，临帖，好好学习，好好生活。
黄冈的学正朱载上有一天去拜访苏轼，下人通报后，坐在堂上，却一等二等，也等不来苏轼。
过了很长时才见到苏轼出来抱拳道歉说：“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刚刚做完今天的日课。”
朱载上很好奇苏轼每天都做些什么，于是就问他：“敢问苏先生所说的日课是什么啊？”
苏轼笑道：“也没什么，就是每天抄抄《汉书》，消遣时光罢了。”
朱载上久慕苏轼的大名，觉得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才对，书看看就得了，哪里还用得着再去抄呢？
苏轼瞬间就读懂了朱载上狐疑的小眼神儿，坦然分享了自己读书的方法 ： “在下读《汉书》，已抄写三遍了。刚开始时读一段抄写三字标记题目，读第二遍时，读一段抄两字做标记，读第三遍只需抄一个字就行。”
朱载上更加好奇，打算好好观摩一下这种学习方法。苏轼于是命勤务兵取来一册抄本，亲自交给朱载上观看。
朱载上仔细审视了半天，完全看不懂苏轼写得什么东西。
苏东坡对朱载上说：“您可以随便挑一个字问我。”
于是朱载上看着抄本随便挑来，每挑出一字，苏东坡便能将《汉书》背诵个数百字，和原文毫厘不差。
朱载上后来经常把东坡抄书苦读这事作为标杆，来教育子孙，鼓励他们要发奋图强。
余秋雨曾说：世俗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喜欢对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进行起哄式的传扬和起哄式的贬损，这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
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发生前，他的才华光芒万丈，就是仁宗皇帝和光献太皇太后也都赞赏有加，并竭力要保护他，按道理讲苏轼是非常安全的。
之后发生的乌台诗案，其实就是一个莫须有事件，是一群文化官僚个人好恶的集中体现。
宋神宗不算昏庸，他没有迫害苏东坡，也深知苏东坡的才华，并按祖母的要求尽量保护了他。
苏轼因他的感性，在尔虞我诈的官场里宦海起落。他一生留下词作三百六十二首和二千七百多首诗，大多表现了他对苦难的傲视、对痛苦的超越，有着极强的哲理意蕴。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发展，把词从之前的“艳科”升华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正式引入文学殿堂，与诗并称诗词。
苏轼留给后人那么一种感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豪哉，壮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