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冬月，慈聖光獻皇後大限将至，宋神宗趙顼跪在祖母床前，不住地落淚：“孫兒欲效法古人，大赦天下為您老人家鑲壽祈福。”
可曹太後拉着趙顼的手道：“不可赦免作惡多端的人，隻需放過一人即可。”
曹太皇後臨死也要堅持赦免的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因對王安石變法有不同政見，而被人誣陷入獄的一代文豪蘇轼（字子瞻）。
1057年，年僅二十一歲的蘇轼進士及第，主考官歐陽修和梅堯臣一下就被他的策論給震驚到了。
在文壇大佬歐陽修的稱贊下，蘇轼聲名雀起，年輕才俊一時風光無兩。
有才華的人總是有着獨特個性，即便官樣文章，也會加上點個人色彩，針砭時政，睥睨那些宵小之輩。其實說來不過是抒發下個人情懷，完全不用對詩中詞句上綱上線。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蘇轼的弟弟蘇轍道出了烏台詩案的最大誘因：“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1079年三月，43歲的蘇轼調任湖州知府，按慣例向宋神宗上疏謝恩（《湖州謝上表》），其中有表達感謝皇上對自己知人善任的句子“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監察禦史何正臣、舒亶，國子監博士李宜，禦史中丞李定等人斷章取義，說成是诽謗朝廷，污蔑皇帝。
但宋神宗出于對讀書人的尊重，有心對蘇轼網開一面，對支援新法的人進行了勸說：“蘇子瞻隻是一個詩人，即便對新法有所不滿，你們也不要什麼事情都往朕身上扯。”
雖然此時王安石變法已經失敗，但朝堂上新舊政治勢力的博弈仍然激烈，根本由不得皇帝一人做主。禦史台又從蘇轼曆年的詩集中摘抄了許多發牢騷的詩句，鐵定了心要把蘇轼搞倒、搞臭，借此打擊舊派保守勢力。這也是神宗朝著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發生後，蘇轼被關在禦史台監獄裡一百多天，被一幫人日夜審訊“辱诟通宵”，光交待材料寫了幾萬字，打着支援新法幌子的一些新進小人必欲除蘇轼而後快。
盡管此時的王安石經兩次罷相，已經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但他和章惇仍然搬出太祖誓約為蘇轼求情：聖朝不殺讀書人。
病危的太皇太後曹氏也再一次交待宋神宗務必放過蘇轼，這才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曹太後極力保護蘇轼，是因為宋仁宗當年殿試錄取蘇轼兄弟時，曾高興地說他為子孫後代找到了兩位宰相。而多年後，曹太後聽說蘇轼因作詩這樣的小事情被關進監獄，以她多年的政治經驗猜測，蘇轼應是受了敵對派的誣陷，而被濫加罪名。
1080年二月，蘇轼在多方勢力的保舉下，結束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災，被貶谪黃州（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于現代的縣武裝部副部長，就地看押，不得離境。
蘇轼是很感性的，性格也是豁達的，閑來無事，隻好撰詩，臨帖，好好學習，好好生活。
黃岡的學正朱載上有一天去拜訪蘇轼，下人通報後，坐在堂上，卻一等二等，也等不來蘇轼。
過了很長時才見到蘇轼出來抱拳道歉說：“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剛剛做完今天的日課。”
朱載上很好奇蘇轼每天都做些什麼，于是就問他：“敢問蘇先生所說的日課是什麼啊？”
蘇轼笑道：“也沒什麼，就是每天抄抄《漢書》，消遣時光罷了。”
朱載上久慕蘇轼的大名，覺得這麼有才華的人一定是一目十行，過目不忘才對，書看看就得了，哪裡還用得着再去抄呢？
蘇轼瞬間就讀懂了朱載上狐疑的小眼神兒，坦然分享了自己讀書的方法 ： “在下讀《漢書》，已抄寫三遍了。剛開始時讀一段抄寫三字标記題目，讀第二遍時，讀一段抄兩字做标記，讀第三遍隻需抄一個字就行。”
朱載上更加好奇，打算好好觀摩一下這種學習方法。蘇轼于是命勤務兵取來一冊抄本，親自交給朱載上觀看。
朱載上仔細審視了半天，完全看不懂蘇轼寫得什麼東西。
蘇東坡對朱載上說：“您可以随便挑一個字問我。”
于是朱載上看着抄本随便挑來，每挑出一字，蘇東坡便能将《漢書》背誦個數百字，和原文毫厘不差。
朱載上後來經常把東坡抄書苦讀這事作為标杆，來教育子孫，鼓勵他們要發奮圖強。
餘秋雨曾說：世俗社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喜歡對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進行起哄式的傳揚和起哄式的貶損，這兩種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
蘇東坡在“烏台詩案”發生前，他的才華光芒萬丈，就是仁宗皇帝和光獻太皇太後也都贊賞有加，并竭力要保護他，按道理講蘇轼是非常安全的。
之後發生的烏台詩案，其實就是一個莫須有事件，是一群文化官僚個人好惡的集中展現。
宋神宗不算昏庸，他沒有迫害蘇東坡，也深知蘇東坡的才華，并按祖母的要求盡量保護了他。
蘇轼因他的感性，在爾虞我詐的官場裡宦海起落。他一生留下詞作三百六十二首和二千七百多首詩，大多表現了他對苦難的傲視、對痛苦的超越，有着極強的哲理意蘊。
蘇轼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發展，把詞從之前的“豔科”升華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正式引入文學殿堂，與詩并稱詩詞。
蘇轼留給後人那麼一種感覺：飄飄乎如遺世獨立，浩浩乎如馮虛禦風。
豪哉，壯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