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炳东
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
日本人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裕仁的生辰“天长节”，并“庆祝”他们策划的1·28事变。庆典开始后，日本各方面的头头脑脑相继讲话，一个个趾高气扬，吹嘘“胜利”。
11时40分，天下小雨，全场高唱“君之代”。唱到第二遍“我皇基业，千秋万代……”从讲台后面左侧，有人扔过一个军用水壶到台上，这个水壶滚到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跟前。
在场的日本人大多还没反应过来，看到的人还以为是有人做恶作剧。刹那间，从水壶口冒出烟，随即一声巨响，爆炸了，当场炸死炸伤11人。
日军头目在讲话
白川义则被炸弹当场炸得腾空，摔到了台下，他面部8处重伤，牙床骨全部炸碎，腹、肘和大腿多处受伤。当即送到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抢救，共计全身伤108处，并从日本派来多名名医，终究回天无力，于5月26日死在兵站医院。中国报纸在他棺材的照片旁配的文字是：“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第二个丧命的，是名义上的日本上海居留民团委员长河瑞，实际上是日本的间谍头目，又是横行上海的日本“浪人”的总头目，犯下滔天大罪。他被弹片击穿心肺，第二天早上3时10分，死于北四川路福民医院。
第三个被炸的，是日本海军中将、日本第五舰队野村吉三郎。此人右眼球被炸飞，鼻子上方留下一个深深的黑洞，之后一直戴墨镜。
第四个是陆军中将、日本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他右腿下部10余处被炸伤，左脚四趾骨被炸烂。回到日本后，左腿截肢。
第五个，是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他的右腿被炸断了1根主骨4根脆骨，为了保住他的狗命，医生锯掉了他的右腿，重光葵就成了“独腿外交官”。他拖着残腿，到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又登上美军“密苏里”号军舰，签订日本投降协议。
尹奉吉留照明志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松井仓松、居留民书记长则多处受伤，另外一人是日本摄影记者，还有3人是日本士兵和随军艺妓。
投掷炸弹的是来自朝鲜的义士尹奉吉。有记者亲眼见他在投掷炸弹前，镇静地先抽了一支烟，而后从容地取下肩上的水壶，当他高举水壶仰起脖子时，突然像掷铁饼的运动员一样，猛地来个180°回转，掷出水壶……
炸弹爆炸后场内大乱，日本人有的卧倒，有的飞奔。尹奉吉却不躲也不逃，手执饭盒“哈哈哈”大笑起来，面对一群惊慌失措的日本宪兵，尹奉吉喝道：“来抓吧！我是尹奉吉！”
当他试图引爆“饭盒炸弹”时，被日本人抱住，没有成功，炸弹被夺走，他被日本宪兵抓住带走，后在日本金泽就义。
关于这起震惊外界的事件，主要是这样记载的：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转移世界对其侵占东北的注意力，将19路军和第5军赶出上海。南京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19路军只提供有限的支持，卑躬屈膝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包括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等。
王亚樵（中）
才失去东北，又受挫于上海，中国上下激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把一件女装并一首诗，送给蒋军：“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站丢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日军还要在上海举行阅兵式搞“庆祝”，这真是欺人太甚啊！
中方通过上海滩“暗杀大王”王亚樵与朝方负责人金九接洽商谈，达成合作。按金九的要求，中方制作了伪装成水壶与饭盒的炸弹，活动经费4万元，由19路军秘密提供。金九把炸弹给了报国心切的尹奉吉，完成了惊天一击。
这件事情，远比公开披露的情况要复杂。
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朝方爆发了“3·1运动”。爱国人士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临时机构，首脑是金九。金九的公开身份，是侨民会会长，也是秘密组织“爱国团”的负责人之一。他在上海化名李春山，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
他们在上海秘密发展力量，与我方合作同日、同蒋氏战斗。但时间一长，这个组织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被日本人收买的奸细渗透了。李春山（金九）在1930年仿效我“特科”组织，秘密建立了“太洛太”组织（即武工队）。
这个秘密组织只有4个人，由李春山（金九）单线领导。除尹奉吉外，还有李奉昌、李东海（女）。他们的任务也类似于特科，刺杀日本奸细和作恶多端的“浪人”。男性由尹奉吉和李奉昌对付，女性由李东海解决。
9·18事变后，日本人气焰嚣张，中朝加强了协作。但是，依靠军事力量打击军事实力更强的日本，一时还做不到，难道就一直忍气吞声吗？无论中方朝方，都咽不下这口气，安重根就作出了表率：要刺杀日酋！
1932年1月8日下午，东京。日本陆军在代代木练兵场（现为体育场）举行例行的新年阅兵式，天皇裕仁照例参加了。裕仁一行的马车队到达樱田门有轨电车车站时，有人朝第二辆马车投了一枚手榴弹。
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马匹被炸死。这辆车里坐着宫内大臣一木喜得郎，由于炸弹威力不足，车内的一木和随员受到伤害。而裕仁是坐在第三辆马车上，距离第二辆马车32米，拉车的马鼻子被炸伤。
身穿黑色学生装的李奉昌，正准备在围观天皇车队人群后面投第二颗手榴弹，被跑来的警察抓住。
李奉昌被审讯时毫不畏惧，很遗憾地说：“因为第二辆马车涂黑色，窗子上挂有镶着金色穗边，红底带菊花的窗帘，我以为是天皇的马车，就投了出去，可惜没有成功。”李奉昌视死如归，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后被杀害。
李奉昌的行动，鼓舞了尹奉吉，也给他提了个醒：炸弹太小了不行！
1932年4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报纸看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计划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活动。此次活动，由官民共同参与，当天还会举行上海派遣军的阅兵式。报道还说：欢迎任何一个日本人参加在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届时，每人可以携带一个饭盒和一个水壶，并且必须带着日本国旗进入会场。
日军宾兵
尹奉昌看到此消息，找到李春山（金九），迫切要求在日本人举行庆祝仪式时，用炸弹打击日本人，刺杀白川义则。李春山（金九）确认尹奉吉下定决心，答应安排此次行动。按韩国学者的记载，金九找到上海兵工厂19路军军官金弘壹，金弘壹向19路上层汇报后，得到19路军的支持。上海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制作了水壶形、饭盒形炸弹多枚，试验成功后，金弘壹把炸弹交给了李春山。
尹奉吉在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里，找到了白川义则和其他出席活动的日本高官的照片，一一记住他们的面孔。
4月25日，报载虹口公园搭建了新的检阅台，尹奉吉与李东海扮成一对情侣，在星期天着西装，进园踩点侦察，经过步量和目测，选定了在台后左10米处下手。
4月26日，即将出征的尹奉吉在金九办公室内，在旗帜墙前，尹奉吉左手握炸弹，右手持手枪，胸前挂着他自己写的宣誓词：
“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大韩民国14（1932）年4月26日。
宣誓人尹奉吉
韩人爱国团团前”
金九举起相机，照下了这张有历史意义的相片。然后，李东海给金九与尹奉吉留下了难得的可供后人瞻仰的合影。
拍完照片，李春山（金九）左手挽住尹奉吉，右手挽住李东海，心情沉重而严肃地说：“此次行动以尹奉吉为主，李东海掩护，卑躬屈膝求生，不如轰轰烈烈去死，万古留名！”
4月29日晨，李春山（金九）亲自开车送尹奉吉、李东海去虹口公园。在车上，李春山（金九）一再嘱咐：“只杀日本人，切勿伤及他国人士。”汽车快到虹口公园时，李春山发现公园围墙上架着机枪，周围增加了许多日本宪兵。果断地改变计划说：“尹奉吉一人入虎穴，李东海在园外接应！”
上午8时，尹奉吉身着西装，外穿风衣，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方便饭盒，一手拿着日本国旗，伪装成日本人进入虹口公园。看看怀表，时间还早。他先到骑兵队看马，后到炮兵队看大炮，又到海军陆战队看装甲车。一直挨到11点钟，美、英、法等外国来宾离开后，才一步一步挤到了他选定的台后左10米处。11时40分，天下起了小雨。当日本人拉开嗓门对天嚎叫时，尹奉吉扔掉烟头，举起沉甸甸的水壶，像掷铁饼一样，用力一掷，天逐人愿，正好落在白川义则前面。
爆炸后的混乱中，尹奉吉完全有可能逃脱，但是他决意赴死，一人做事一人当，免得牵连其他侨民。尹奉吉被日本人严刑拷打折磨，坚决不吐任何信息。
尹奉吉时年24岁，有两个孩子，父母妻子俱在，本人也做过教师。从他的遗书字迹看，是一个文化修养颇高的人，长得相貌堂堂。如果只为自己，生活应当不差。为了抗日，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死亡之路。
鲁迅公园内的梅亭纪念号梅轩的尹奉吉
爆炸后，日本人不顾一切，公然冲进法租界去抓人，金九与李东海及时转移。李东海后来去了延安，转为我方组织成员。离休后，定居大连。
李春山（金九）在5月10日，投书上海《申报》。《申报》如获至宝，立即以独家新闻全文发表声明。这下，事情真相大白，被捕的无辜韩侨民被释放。
日本投降后，尹奉吉于的遗骨被奉迎回国，韩方为他举行了国葬。他在韩国的地位，与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相似，被追授韩国最高勋章。
首尔孝昌公园里尹奉吉墓
战后，金九的资历本适合为元首，但是在种种势力的干涉下，李承晚当了总统。1949年7月，金九被李承晚亲信暗杀，后与尹奉吉一起安葬于首尔孝昌公园，实现了天堂里重逢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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