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我从承德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县一所农业中学任教，教授学生作物栽培知识。为促使全社会倡导尊师重教，正是在这一年，国家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我也非常有幸第一年参加工作，就赶上了第一个教师节，也享受到了第一个教师节给予我的一份珍贵礼物——一辆红旗牌自行车。
1985年前后，计划经济尚未结束，大宗商品还是不能随意购买的，好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什么粮票 、油票、自行车票、电视票。为了体现对教师的尊重，这一年的教师节，县政府给全县所属的每所学校各提供几个自行车购买指标，我所在下台子农中获得三辆自行车购买指标，其中包括一辆飞鸽和两辆红旗。要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那可是属于高档代步工具了，男的拥有一辆28“永久牌”自行车，女的拥有一辆26“飞鸽牌”自行车，都是一件非常值得荣耀的事。在当时，农村小伙娶媳妇，如果是用“永久牌”自行车接的新娘子，自行车的后面必然会有许多村民和小孩追随和观赏的。
那个年代，一辆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小轿车（图片源自网络）
1985年的秋季，我与我媳妇已经定亲了，虽然丈母娘没有讲房、讲“车”，但我媳妇在乡里上班，每天来回上班十几公里，也是非常需要一辆自行车的。1985年6月，我媳妇所在的沟门子乡政府供销社曾经也来了一批“红旗牌”自行车，本来我媳妇是非常有希望获得一个指标的，提前两个月就把定金交了。但到公布指标时，里面却没有我媳妇的名字。因此，我媳妇还大病了一场，卧床不起三两天。这些情况，是我最近在整理我们的情书时才重新知晓的。
1985年6月15日晚，我媳妇写给我的信。
因此，知道教师节学校要发放三辆自行车购买指标，大家都摩拳擦掌、祈祷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指标，我更是非常觊觎这个礼物。僧多粥少，那只有论资排辈和抓阄了。那辆“飞鸽牌”自行车指标被教导主任首先拿走了，剩下的两辆“红旗牌”指标靠抓阄分配。
我清晰记得,1985年9月的一天下午，当我上完课后走进办公室时,抓阄早已开始了，一辆“红旗牌”指标已经被抽走了。在桌上还剩下的两个纸团里，其中包含一个指标，与我一起抓阄的是边石夯老师（边老师是河北农大毕业的高材生，现在早已调回老家沧州工作了，前几年与其有过电话联系）。面对两个纸团里的一个指标，我们两个心理都是无比激动的。我请边老师先出手，只见边老师痛快地拿走纸团、拆开纸团，又顺手把纸团扔在了废纸篓里……于是，我很幸运地拿到了这个指标。
红旗牌自行车供应证。
1985年9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手里攥着“红旗牌”自行车供应证，兜里揣着从学校财务室借来的147块钱，从下台子乘坐绿皮火车到兴隆县商业局百货大楼，购买属于我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记得当时是每几辆自行车零件都是打包在一个大的集装箱里的，拆箱后师傅再逐一组装。白蒲城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毕业后就分配在商业局工作。尽管当时还没有伪劣产品，也很少有假货，但我还是在白蒲城老同学的建议下，买了一盒“三五牌”香烟，扔给了攒车的师傅。不到几袋烟的功夫，师傅就从集装箱里“挑选”好的配件，为我攒好了一辆崭新锃亮的“红旗牌”自行车。
红旗牌自行车。
车子攒好后，我就放在同学白蒲城的宿舍里，让他费心给我“磨合”几天,自己则乘坐火车于当天返回了下台子农中。
1985年的国庆节，我从兴隆县城出发，骑行百八十公里，于晚上六点左右到达花宝石的我媳妇家，把我的教师节礼物献给了我未来的媳妇。这辆“红旗牌”自行车跟随我媳妇及我们一家人，从沟门子乡到小子庄乡，又从小子庄乡到半壁山镇。
2004年前后，车子在半壁山镇中我宿舍外的墙根处放置时，夜间被人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