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经纬
动物园里的东北虎，在铁栅栏里被饲养得很好，偶尔看一看人群，很漠然的样子，它想过离开吗？鹤岗乡下的徐东、美玲、马千里，在琐碎生活里遭遇了中年危机、家庭危机、债务危机，每个人都很愤怒、很无奈，但也有宽恕和温情，他们想过逃离吗？
《东北虎》导演耿军拍了近十几年的“地下电影”，荣获过许多国内外的大奖，但直到45岁他才有机会让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走进院线、面向大众；制片人王子剑，帮助过很多优秀电影找钱、拿奖、顺利上映、发行，近几年自己公司的盈利和经营却越来越难，他们想过放弃吗？
无论是电影中的东北虎、中年人，还是电影外的导演、制片人，以及电影作为艺术品和商品本身，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处在困顿之中的：《东北虎》尽管有章宇、马丽两位明星演员主演及金爵奖最佳影片的加持，但该片上映一周票房仍不足1500万，排片占比已下降至3.6%。
如果说在国内目前的市场大环境下，文艺片/作者电影一般在票房上都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困境，那么对于《东北虎》而言，面临的情况似乎更加严峻，不仅在票房上没有实现“卖座”，在口碑层面也并未赢得“叫好”：豆瓣评分6.2，勉强维持在及格线上。
但纵观豆瓣短评，33%的好评对阵33%的差评，严重地两极分化。喜欢的观众认为这部电影延续了耿军导演一贯的现实主义荒诞喜剧的影像风格，对东北空间、故事、人物做了既有深度又不失幽默地探讨和呈现，相比于他此前低成本拍摄的《青年》《轻松+愉快》等未在院线上映的作品，《东北虎》从内容到阵容再到制作、发行全方位的升级是作者电影在当下市场环境中的一种胜利和希望。
不喜欢的观众则认为，这部电影有着“0.5倍速”的慢节奏、“三观不正”的人物及“无病呻吟”的表达。如此天壤之别的割裂评价与票房困顿似乎更加突显了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主题：“东北虎困境”，不仅指老虎的困境，也指人物的困境，不仅是创作者的困境，也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在当下受疫情及影视寒冬影响的行业大环境中，类似《东北虎》这种有着强烈作者表达和个人风格的电影，在市场上生存之难、境遇之艰或将成为行业短期内仍无法有效解决的难题。借此电影上映之际，我们和导演耿军及制片人王子剑聊了聊，以期探寻可供行业参考的创作和发展路径。
愤怒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
电影故事起源于耿军的朋友徐刚（即片中诗人的扮演者），“有一年过年我在车站遇到他，大家都在拜访亲友，而他却在为他的狗复仇。一个文人去找一个社会人复仇，这样的情境非常有张力，让我充满了叙述的渴望。”
根据这个开端，耿军很快就把剧本写了出来。“2012年写完之后我就知道把剧本写大了，当时找不着那么多钱来拍”，于是耿军先拍了更低成本的《轻松+愉快》。
2017年《轻松+愉快》在圣丹斯电影节拿到了视觉设计特别奖。与此同时，在制片人王子剑及其创立的国际销售公司赤角的助力下，该片成功卖出了北美版权，还销售到了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
有此成绩后，王子剑和耿军便商议着是时候开启《东北虎》这个项目了。“已经过去6年的时间，审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剧本，做了差不多40%左右的修改。”据耿军介绍，在最初创作剧本的时候，他最先写下的三个字就是“东北虎”。
“有次去动物园，我带着摄影机拍了40多分钟东北虎。当我用摄影机推近它，观察它的表情时，就会联想到人的遭遇。”耿军说，在电影中，老虎的命运映照着人物的命运，动物园既是东北虎的栖息之地，也是它的监狱，人也一样，中年生活既平淡琐碎又充满了危机和困境。
耿军认为，虽然人生处处是困境，但在作品里面，人物应该是主动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能解决成什么样，就像是人物命运本身，不是单一的答案，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特别丰富的。”于是，他在电影中为每个人物都设置了两难之选题，即“到底是愤怒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
徐东把狗寄养在朋友家，狗被吃了，他悲伤，他愤怒，他要复仇。在一路复仇的过程中，他发现朋友的处境比他更惨、更窘迫，而慢慢产生了同情、理解与宽容。
美玲在怀孕即将临盆之际，意外发现丈夫出轨，她悲伤，她愤怒，她要破案找出插足者，却在三人对峙的“鸿门宴”上选择了原谅，非常体面地维护了家庭稳定。
马千里在承包建筑工程时被坑，拿不到一分钱，他悲伤，他愤怒，他要找开发商拼命，却被打得浑身是伤躺在雪地里，但当他面对众亲友的讨债、围堵和砸窗时，并没有选择抵抗和逃避。
这是耿军作品一以贯之的“暧昧性”与“暖色调”，不是愤怒到底、绝望窒息，而是在困境中亦有别样的生机和暖意，能给观众带来深刻思考。而这种“暧昧”与“温暖”更集中体现在两个看似多余实则至关重要的副线人物身上：诗人和小二。“我觉得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许多普通人都陷在里面，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人是站在漩涡旁边，诗人和小二他们起到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匆忙的生活可以稍微慢一点。”
在电影里，这两个看起来脑子似乎不太好使的人，却贡献了比常人更为温暖和清醒的力量：诗人一直以一种乐观的力量陪伴着徐东，他想卖诗集，但却拒绝被徐东买断，因为“卖给不同的人，才有意义”；全部存款仅3000块的小二却给马千里送风筝、炸带鱼和500块钱，并且毫无所求，那句“放风筝的时候，可以抬头看天”是全片最具希望和力量的台词。
耿军说，正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所以在创作中才会加入这个辅线，“如果只有主线没有辅线，会显得很单薄。真实的生活语义非常丰富，风筝不只是风筝，梯子也不只是梯子，诗人并不是只想着卖诗集，而是意指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抬头看天心情会好。”
“鹤岗宇宙”与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根在那，虽然近二三十年，以前的那些工厂、饭馆，百货大楼，被改造被拆除，我还没来得及回味，但每当我置身于那个环境，这些记忆还能被唤醒。”
近些年，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创作的小说，到电影《钢的琴》《白日焰火》《平原上的火焰》《日光之下》，网剧《无证之罪》《双探》等，关于东北地区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涌现，“东北文艺复兴”似乎正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语。而《东北虎》作为更本土化（东北空间、东北故事、东北人物及演员、导演等）的东北电影，构成并推动了这一区域性的文化繁荣。
“我是黑龙江鹤岗人，十九岁的时候有个电影梦，我尝试着写剧本，慢慢地做了导演。”2019年，一篇《黑龙江鹤岗房价惊现“白菜价”：一套房卖1.9万》的帖子，让无数购房者趋之若鹜，据说最便宜的只要300块一平。在这样一个人人都知房价高不可及的时代，鹤岗以这样颇有些“荒诞”的面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生于斯、长于斯的耿军早已用他独特的视角和叙事风格拍出了十数部作品，让观众看到了另一种荒诞与真实。
“大家都知道东北影视作品里主要以喜剧和小品居多，我想用自己的视角来拍摄东北，大家可以从我的电影里看到另一种审美趣味的东北电影。”从故事短片《山楂》《散装日记》到剧情长片《烧烤》《青年》《轻松+愉快》《东北虎》以及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等作品，耿军近20年打造的作品序列一以贯之的就是现实关怀的主题和荒诞喜剧式的叙事手法。
演员层面，在耿军过去的大部分作品中，大多都是土生土长的鹤岗人担纲主演，如徐刚、张志勇、薛宝鹤等。而在《东北虎》里，除原有的几位外，还请来了东北喜剧演员马丽。“首先是她的年龄气质符合角色设置，其次能把喜剧演好的都是特别棒的演员。马丽本身是中戏毕业，演过话剧，后来因为演喜剧出名了，但她更是个职业演员，对不同角色的把控能力都非常强。”
对此，王子剑补充道，“与两位演员的合作都特别简单，就是一拍即合。马丽说耿军的电影是另一种喜剧，她非常喜欢。章宇是之前就认识，大家都热爱艺术、热爱电影、热爱喝酒。见了两回，发了个剧本，他很快看完了就一顿夸，特别喜欢。章宇虽然不是东北人，但他作为演员的敏感性更能体会到中年的那种无力感。天赋以外，他在表演时还懂得如何控制和收放，知道什么该给什么不该给。”
而《东北虎》在大众观影层面所受到的最大非议，是影片从叙事节奏到演员吐词都比较“慢”。一字一顿，再加上片中人物偶有行抱拳礼的行为，像是在看古龙武侠剧的感觉。对此，耿军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舒缓的、优美的叙事方式。我不追求慢，但我觉得人物对话之间是需要有空隙、有思考的，而不是你问我答的那种惯性思维。另外，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审美趣味，我可能比这个时代要慢半拍，那些爆炸性的信息，那些潮流上的东西，我都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看明白了。”
文艺片/作者电影的窘境与希望
从第六代导演开始，发轫于法国电影的作者电影概念开始显现，而近年来，作者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又在大众传播意义上影响了文艺片的标签：低成本、看不懂、题材边缘、能得奖。这种误解几乎覆盖了从观众到行业的声音，加重了本就艰难的文艺片/作者电影的生存和发展境况。
2021年至今，首先是在票房表现上，《爱情神话》2.4亿，《第一炉香》6400万，《兰心大剧院》2000万，《乌海》1500万，《东北虎》1400万，《野马分鬃》1100万，《又见奈良》500万，《小伟》145万，《一江春水》148万……这些文艺片/作者电影的票房是肉眼可见的惨淡。
票房=成功？有票房或者口碑，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或者说，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在王子剑看来，首先从投资层面看，投资公司一般更愿意投大项目，“比如你要500万，我不想做，你要做成5,000万，我可能可以考虑。但理性来说，一个文艺电影很多时候不应该有5,000万投资，但一个商业电影也不应该拿到所谓补助。有钱的片不必要继续拿钱，而没钱的好片，为什么一定要让它成为市场爆款？”
而来到宣发层，文艺片容易沦落到10：1甚至更低的宣发配比，而商业电影制作和宣发的配比很多会达到1：1。现实的困境是，“我们费尽这么大精力去制作一个电影，业内都觉得很好，然后这个电影节体系也认可，但是到发行的时候，会变成次一级或者次次级的发行资源。”结合此前经常出现的“货不对板”的文艺片营销案例，缺乏资源和投入，这势必影响到此类电影的传播力度甚至创意投入程度。
与此同时，此前给予文艺片创作荣誉认可、平台曝光、发声渠道、宣传平台和买方做交易的，也是文艺片“圣地”的重要平台——电影节，近两年也由于疫情原因取消不少，直观地影响到了一些优秀文艺片的露出与影响力扩散，“《轻松+愉快》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成功卖出了北美版权，整体海外销售成绩还不错，但疫情开始后，我们的海外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
如今，虽然国内有很多电影节和平台都在做创投，想办法帮助年轻导演推进创作和拍片，但作用力始终不够，包括创投金也是“僧多肉少”，“每年国内所有的创投里，能拍出来的可能不超过两个，但是项目可能有几千个。”
这些都是问题。多数文艺片的特性的确偏小众和个人审美，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近些年正在逐步建立完善，不少高票房的优秀国产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衡量国产片的“标尺”，并在完整商业化叙事的道路上蓬勃发展，但和这片热土对应的并非是被“冰冻”的文艺，至少前段时间《爱情神话》破圈和好口碑，是一个积极向好的例证。文艺片的主场尚未来到，随着行业规模与细分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结合能够适配观众口味的好故事，有望获得相应的改善。
对话最后，当骨朵问及耿军，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于文艺片/作者电影是不是不太友好？他反问道：“你觉得什么时候友好过？”
“现在可能更不友好。可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可能是用特别低的成本来完成作品，完善自己的表达，才能继续下去，我能做的就这么多。”
耿军曾有10年的广告推销员的经历，在杂志社、电视台、报纸、广告公司都有过工作经历，后来拍电影之后，也会偶尔拍个广告，拍个专题片来交房租，其他大部分时间用来写剧本和阅读文学作品，在他看来，搞创作就是对平庸生活的对抗，否则就会被过于强大的力量所吞噬，“我是一个悲观的人，但创作这件事没有让我悲观，我用创作来克服自己的悲观。悲观没有用，那就做点事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