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刘绪源出版《翻书偶记》（三晋出版社）。该书开篇评价了张爱玲身后发表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一则以惊，一则以叹”，认为小说“对于人心的单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准的剖析，比起她创作盛期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绪源在20世纪90年代是《文汇报》编辑，与常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的杨绛相熟。
《翻书偶记》出版后，特意赠送了一本给杨绛。钟叔河为该书作序，也是杨绛的朋友。
杨绛2010年1月写给钟叔河信中表示“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坦诚“我对她有偏见”。
这并非杨绛第一次评论张爱玲。
据汪荣祖回忆，他拜访杨绛夫妇时，杨绛两次都主动提及张爱玲。
一次是1986年7月8日。“杨绛颇关心张爱玲近况，我说相传她有病，深居简出，夏氏兄弟颇捧她，杨先生说夏志清乃张之‘admirer’(仰慕者)，钱先生笑说，凡女士志清都admire。”
夏志清曾追求过杨绛小妹杨必，又曾仰慕过张爱玲的同学刘金川。他推崇张爱玲这一学术行为，被杨绛调侃成情感爱慕，玩笑话里的敌意藏不住。
另一次是2003年10月16日，钱钟书已过世，汪荣祖拜访时，“杨先生说，夏捧钱钟书却又捧张爱玲，张在沦陷区上海曾参与东亚共荣活动。”
这两次简短谈话都是杨绛主动提及张，敌意也很明显。
给钟叔河的信中，杨绛则系统阐释了自己对张爱玲的厌恶之情。
杨绛的外甥女是张爱玲在圣玛丽女校的校友。青春期的张爱玲并不招同学喜欢，“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杨绛对张爱玲的第一印象就来自外甥女的转述。这种印象不一定客观，却生动而鲜明。《同学少年都不贱》背景正是圣玛丽女校。
杨绛的转述让张爱玲小说里的青春校园记忆遭到同学回忆的惨烈撞车，不能不算用心了。
杨绛对张的偏见可以追溯到杨绛一家抗战时期的经历。
日军空袭苏州的时候，杨绛的父母还有大姐小妹都在苏州家里，第二天他们和两个姑母一起逃到香山。
苏州沦陷，香山成了抗战一线，战壕就挖在他们借居的房子前，杨绛母亲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无法移动，炮火无眼，杨绛的两位姑母只得各自逃命。
杨绛的父亲带着两个女儿冒着生命危险守着。香山沦陷前夕，杨绛母亲去世，草草入殓。杨绛的父亲担心连天兵火掩埋了坟地，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写满名字。
家国之仇对许多人来说，只是模糊笼统的概念，于杨绛，那是切肤之痛斑斑血泪。
她的母亲在日军侵略的炮声中离开了人世，那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三姑母杨荫瑜最终也死于日本人之手。杨绛的父亲终其一生对汉奸不假辞色，昔日熟人沦为汉奸，他迎面看见也不招呼。
张爱玲固然不是汉奸，可也是汉奸的前家属，杨绛对沦陷期大出风头的张爱玲心生芥蒂可以理解。
不过，同一封信里杨绛对同样与汉奸纠缠过的苏青却颇为宽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可见，民族大义并非杨绛对张爱玲厌恶之情的真正缘由。
其实，公开承认的偏见不见得是偏见，反倒是心平气和的真心话才是偏见的来源。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文学史序列的接近，创作理念以及背后的审美观念的分歧，这些都构成杨绛对张爱玲的偏见来源。
杨绛与张爱玲的创作道路其实颇为相似，他们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开始文学创作，也都避开了启蒙、革命、救亡的宏大叙事，这使得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同被主流文学史忽略，后来又都被再发现。
无论是为人和行文，杨绛普遍被评为智。智是对情感和欲望的理性克制。1935年杨绛发表小说处女作《路路》，随后她转向喜剧创作。她追求的喜剧效果不是狂笑，而是温和、节制的微笑，类似简·奥斯丁那种“会心的微笑”。
七十年代末，杨绛又开始恢复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洗澡》。杨绛的作品绝少刻画欲望，对于感情也较为克制。《洗澡》中姚宓与许彦成发乎情，止乎礼。《我们仨》重温昔日的温馨，记载过往的点滴，从不正面宣泄悲伤。
杨绛的智得益于儒家传统，也有她欣赏的英国幽默文学传统的影响，更深层次还应该追溯到她的家庭。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早年留学日本，是个激进的革命党人，曾因反对跪拜祭祖被驱逐出族，不得不留学美国，后转为温和立宪派，担任北洋政府司法系统的官员。脱离官场后，杨荫杭担任律师。他赡养母亲，抚养兄长留下的孩子，供养妹妹读书，为儿女们维持了一个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大家庭。他重视儿女的教育，教导儿女不要过于积蓄家财，免得成为欲望的奴隶。
这种教育孕育了杨绛的智慧，这是杨绛的生命底色，也是她的美学追求。她追求的节制欲望的平衡和谐美，这是偏古典的审美趣味，蕴含着对理性建构的秩序之信任。
这得益于性格，更得益于充足的爱的滋养。
与杨绛相反，张爱玲为人和行文并不赞同对情感的节制，可谓痴。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悲剧不必多说，她的小说也有意从欲望尤其是情欲作为切入口。
张爱玲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沦落是姑妈纸醉金迷生活物质诱惑使然，也因乔琪乔挑动的情欲。《金锁记》曹七巧既是被黄金枷锁所困，也被情欲所困。晚期小说《小团圆》也是让情欲开口。她重视《金瓶梅》、《红楼梦》以及《海上花》等作品，努力梳理被湮没的情感书写传统。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
张爱玲的痴既是源于她熟悉的晚明以来世情小说的传统，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更深层面还是要追溯到她的家庭。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破碎的贵族之家。她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志沂熟读四书五经却无所适从，抽大烟、赌博、包养妓女姨太太；母亲黄素琼是出走的娜拉，一双小脚走向世界，陪在儿女身边的时间不多。这样破碎却又中西结合的家庭，孕育了张爱玲的痴。
张爱玲重视情欲书写，追求参差的对照，是偏现代的审美趣味，有意识撕裂了理性建构的秩序世界。
这背后是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匮乏感。
杨绛指责张爱玲作品意境卑下，对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缺乏同情，体现了她对冲破理性的非理性的警惕。
作为学者型文人，杨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她的智让她得以超越人生中的许多艰难困苦并加以审视。
她对张爱玲的偏见，不是女性多嫉，也不完全是文人相轻，正如当年歌德指责浪漫派病态一样，这其实是人生的寻求个性追求自我两种路径，这是理性对非理性的鄙视，是古典对现代的质疑。
离开的时候到了，她们各自走自己的路，谁的命运更好呢？——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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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