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劉緒源出版《翻書偶記》（三晉出版社）。該書開篇評價了張愛玲身後發表的《同學少年都不賤》，“一則以驚，一則以歎”，認為小說“對于人心的單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準的剖析，比起她創作盛期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緒源在20世紀90年代是《文彙報》編輯，與常在《文彙報》發表文章的楊绛相熟。
《翻書偶記》出版後，特意贈送了一本給楊绛。鐘叔河為該書作序，也是楊绛的朋友。
楊绛2010年1月寫給鐘叔河信中表示“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坦誠“我對她有偏見”。
這并非楊绛第一次評論張愛玲。
據汪榮祖回憶，他拜訪楊绛夫婦時，楊绛兩次都主動提及張愛玲。
一次是1986年7月8日。“楊绛頗關心張愛玲近況，我說相傳她有病，深居簡出，夏氏兄弟頗捧她，楊先生說夏志清乃張之‘admirer’(仰慕者)，錢先生笑說，凡女士志清都admire。”
夏志清曾追求過楊绛小妹楊必，又曾仰慕過張愛玲的同學劉金川。他推崇張愛玲這一學術行為，被楊绛調侃成情感愛慕，玩笑話裡的敵意藏不住。
另一次是2003年10月16日，錢鐘書已過世，汪榮祖拜訪時，“楊先生說，夏捧錢鐘書卻又捧張愛玲，張在淪陷區上海曾參與東亞共榮活動。”
這兩次簡短談話都是楊绛主動提及張，敵意也很明顯。
給鐘叔河的信中，楊绛則系統闡釋了自己對張愛玲的厭惡之情。
楊绛的外甥女是張愛玲在聖瑪麗女校的校友。青春期的張愛玲并不招同學喜歡，“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楊绛對張愛玲的第一印象就來自外甥女的轉述。這種印象不一定客觀，卻生動而鮮明。《同學少年都不賤》背景正是聖瑪麗女校。
楊绛的轉述讓張愛玲小說裡的青春校園記憶遭到同學回憶的慘烈撞車，不能不算用心了。
楊绛對張的偏見可以追溯到楊绛一家抗戰時期的經曆。
日軍空襲蘇州的時候，楊绛的父母還有大姐小妹都在蘇州家裡，第二天他們和兩個姑母一起逃到香山。
蘇州淪陷，香山成了抗戰一線，戰壕就挖在他們借居的房子前，楊绛母親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退，奄奄一息無法移動，炮火無眼，楊绛的兩位姑母隻得各自逃命。
楊绛的父親帶着兩個女兒冒着生命危險守着。香山淪陷前夕，楊绛母親去世，草草入殓。楊绛的父親擔心連天兵火掩埋了墳地，在棺木上、瓦上、磚上、周圍的樹木上、地下的磚頭石塊上寫滿名字。
家國之仇對許多人來說，隻是模糊籠統的概念，于楊绛，那是切膚之痛斑斑血淚。
她的母親在日軍侵略的炮聲中離開了人世，那個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三姑母楊蔭瑜最終也死于日本人之手。楊绛的父親終其一生對漢奸不假辭色，昔日熟人淪為漢奸，他迎面看見也不招呼。
張愛玲固然不是漢奸，可也是漢奸的前家屬，楊绛對淪陷期大出風頭的張愛玲心生芥蒂可以了解。
不過，同一封信裡楊绛對同樣與漢奸糾纏過的蘇青卻頗為寬容。“她的朋友蘇青卻來找過我。蘇青很老實，她要我把她的《結婚十年》編成劇本。”
可見，民族大義并非楊绛對張愛玲厭惡之情的真正緣由。
其實，公開承認的偏見不見得是偏見，反倒是心平氣和的真心話才是偏見的來源。
“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
文學史序列的接近，創作理念以及背後的審美觀念的分歧，這些都構成楊绛對張愛玲的偏見來源。
楊绛與張愛玲的創作道路其實頗為相似，他們都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開始文學創作，也都避開了啟蒙、革命、救亡的宏大叙事，這使得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同被主流文學史忽略，後來又都被再發現。
無論是為人和行文，楊绛普遍被評為智。智是對情感和欲望的理性克制。1935年楊绛發表小說處女作《路路》，随後她轉向喜劇創作。她追求的喜劇效果不是狂笑，而是溫和、節制的微笑，類似簡·奧斯丁那種“會心的微笑”。
七十年代末，楊绛又開始恢複小說創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洗澡》。楊绛的作品絕少刻畫欲望，對于感情也較為克制。《洗澡》中姚宓與許彥成發乎情，止乎禮。《我們仨》重溫昔日的溫馨，記載過往的點滴，從不正面宣洩悲傷。
楊绛的智得益于儒家傳統，也有她欣賞的英國幽默文學傳統的影響，更深層次還應該追溯到她的家庭。
楊绛的父親楊蔭杭早年留學日本，是個激進的革命黨人，曾因反對跪拜祭祖被驅逐出族，不得不留學美國，後轉為溫和立憲派，擔任北洋政府司法系統的官員。脫離官場後，楊蔭杭擔任律師。他贍養母親，撫養兄長留下的孩子，供養妹妹讀書，為兒女們維持了一個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大家庭。他重視兒女的教育，教導兒女不要過于積蓄家财，免得成為欲望的奴隸。
這種教育孕育了楊绛的智慧，這是楊绛的生命底色，也是她的美學追求。她追求的節制欲望的平衡和諧美，這是偏古典的審美趣味，蘊含着對理性建構的秩序之信任。
這得益于性格，更得益于充足的愛的滋養。
與楊绛相反，張愛玲為人和行文并不贊同對情感的節制，可謂癡。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悲劇不必多說，她的小說也有意從欲望尤其是情欲作為切入口。
張愛玲的處女作《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淪落是姑媽紙醉金迷生活物質誘惑使然，也因喬琪喬挑動的情欲。《金鎖記》曹七巧既是被黃金枷鎖所困，也被情欲所困。晚期小說《小團圓》也是讓情欲開口。她重視《金瓶梅》、《紅樓夢》以及《海上花》等作品，努力梳理被湮沒的情感書寫傳統。
“中國文化古老而且有連續性，沒中斷過，是以滲透得特别深遠，連見聞最不廣的中國人也都不太天真。獨有小說的薪傳中斷過不止一次。是以這方面我們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國人不但談戀愛‘含情脈脈’，就連親情友情也都有約制。”
張愛玲的癡既是源于她熟悉的晚明以來世情小說的傳統，也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更深層面還是要追溯到她的家庭。
張愛玲出生在一個沒落破碎的貴族之家。她的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父親張志沂熟讀四書五經卻無所适從，抽大煙、賭博、包養妓女姨太太；母親黃素瓊是出走的娜拉，一雙小腳走向世界，陪在兒女身邊的時間不多。這樣破碎卻又中西結合的家庭，孕育了張愛玲的癡。
張愛玲重視情欲書寫，追求參差的對照，是偏現代的審美趣味，有意識撕裂了理性建構的秩序世界。
這背後是潛伏在她内心深處的匮乏感。
楊绛指責張愛玲作品意境卑下，對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缺乏同情，展現了她對沖破理性的非理性的警惕。
作為學者型文人，楊绛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她的智讓她得以超越人生中的許多艱難困苦并加以審視。
她對張愛玲的偏見，不是女性多嫉，也不完全是文人相輕，正如當年歌德指責浪漫派病态一樣，這其實是人生的尋求個性追求自我兩種路徑，這是理性對非理性的鄙視，是古典對現代的質疑。
離開的時候到了，她們各自走自己的路，誰的命運更好呢？——隻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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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洋風，愛生活，愛寫作，尋尋覓覓，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