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兼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论中国，认为中国的概念为中央之国，这个国家由天子统治着，周围是一些不太开化的野蛮人的国家。
中国人的这个世界秩序
“所使用的概念与西方人关于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是不相适应的”，因为“那些参与中国世界秩序的统治者是遵照适当的形式和礼仪与天子交往的……中国人的坚定信念是，天子大智大德的神奇影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给予他们秩序、稳定与和平、和谐，尽管这种施惠能力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日趋衰落”。
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的优势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上，它的优势是建立在文明对非文明的超越力量所固有的规范性和道义性因素之上的。
在古代，中国与他国之间的任何交往中不可能有丝毫真正的平等，因为任何平等都将使传统思想文化构建的一统乾坤之最的根本前提成了问题。
这是呈给封建帝王的奏折和帝王向不懂古代礼法的化外之民颁布圣旨时所援引的一种理想观念。
虽然理想和现实是大有差别的，而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历代封建王朝往往牺牲其理论，以应对现实。
但是
，
在绝大多数国人自己的眼里，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一直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发展连续性而没有受到威胁或挑战
。
尽管中国人通过商路与其他早期的文明中心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却不像日本和俄国那样，持之以恒地带着明确的目的去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
进一步造成中国人文化引进意识淡薄的还有下述这一系列原因：
引进的路程太遥远；
引进经由中间人转手，而不是同造就这些文化的中心进行直接交往而获得的一手货；
外来文化进入的时间跨度极大，而不是像在日本那样，迭起的引进高潮伴随着相对的孤立间歇。
在中国，引进的文化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像在日本和俄国那样，被认为是更高级文明的产物。
因为在国人眼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没有之一。
而在日本和俄国，就连文字本身也有待于对外来书写体系加以修订才形成。
只有三种来自中国文化圈之外的移植，可被认为是部分的例外和部分的成功。
一是印度的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公元25一200年)进入中国并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宗教和思想。
佛教在其刚进入中国之时曾被蔑视为蛮夷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它仅仅一两百年就获得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色彩，受官府控制并为官府所利用，因而也就显得不那么像是一种舶来品。
到8世纪时，佛教影响的激增又一次被许多儒家学者(及其继承人)悲叹为偏离了中国固有的人文价值体系。
二是
伊斯蓝（防屏蔽）教
伊斯蓝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省份扎下了深根，在那里，它被当作是少数民族固有的信仰。
伊斯蓝教作为遍及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也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但并没有严重侵扰中国上层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三种外来事物是在17世纪中叶进入中国的西学。
此时欧洲传教士和欧洲学识启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认识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进展的兴趣。
但是，他们对此感兴趣并不代表他们抛弃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旨。
科学原理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非在文化上与这些原理的传播人相等同，对这些原理的运用能够显示出有益于中国人的生活，尤其天文学和历法曾被朝廷用作沟通天人之间的一种工具。
伊斯蓝天文学此前也以同样方式证明是可以被中国人接受的。
此外，虽然对欧洲科学的兴趣在京城和朝廷内继续了一段时期，但关于西方学识的好奇心，如先前佛教的兴起一样，恰值一个政治和社会分化与衰败时期出现在中国。
随着社会稳定的恢复，随着朝廷越发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的控制，再加上朝廷也意识到一种外来的天主教式的权威将有可能与清朝的强权统治相抵触，西方的影响衰落了，西方传教士受到了约束，被限制在少数几个据点，并最终被赶了出去。
在中华古典历史的最后1000年里，历代封建王朝一直竭力强调朝廷和官府对中国的集权统治。
在这两个方向上所采取的行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除却宋、明两朝，中国全境或部分地区，都是由北方的外来民族统治的。
这些征服者在大多数统治时期内，都需要有并发展起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机构，维持着足够的军事力量。
这些征服者知道汉文明的优越性，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们利用了汉人的政治哲学，即由12世纪的学者朱熹集其大成的儒家理学体系。
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中国一直在与北方诸蛮族相互攻伐。
杨联陞告诉我们，
“汉人似乎在远古时代就执着于把外族人与牲畜相类比”
，这种观念就是朱熹创立更为严格的五级体系的潜台词，这五级是：汉、蛮、畜、植、矿。
明朝专制主义是建立在超凡魅力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功业之上的。
明代皇帝的权力中有些成分又借鉴于被明朝取代了的元朝诸位皇帝的统治手腕。
而17世纪清朝征服之后，出现了一批更能干而且更积极的满人皇帝，他们建立了王朝专制制度最后的制度模式。
一方面清朝大搞文字狱并试图进行思想控制，以求根除汉人对蛮人的公开诋毁(例如可能涉嫌对满人出身加以挪撤的行为)；
同时，他们倡导并强化朱熹的正统学说，把它当作一种中国皇帝拥有的封建王朝主权和文化等级制度的手段，借以使清政权合法化。
其结果是，清王朝比以前诸朝更强硬地坚持王朝秩序的向心性。
换句话说，
这种世界观的刻板性，虽在很大程度上是近1000年中国历史的产物。
但同时也反映了清朝搬所具有的特殊情况。
可能正是清朝的这种“非正统性”在促使它日益感到必须固守中国那些古典传统。